博戲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傳統游戲活動，形式不拘一格，早先此類活動以娛樂為主，后來加入輸贏錢財的性質，人們通過這種活動來達到精神上的滿足或者金錢上的收益等目的，本質上是具有賭博性質的游戲。而體育博戲則是人們在進行體育活動時伴有賭注的博戲活動，亦屬于博戲的一種，且其中的體育活動形式多樣。我國古代體育博戲種類繁多，本文主要對投壺、弓射、投石、弈棋、競渡、超距、拔距這幾種體育博戲的治理進行初步探索。先簡要介紹古代體育博戲的危害。

　　一、古代體育博戲的危害

　　《抱樸子》記載:“或有圍棋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游飲而忘庶事者矣。”《唐國史補》中記載“王公大人，頗或耽玩，至有廢慶吊、忘寢休、輟飲食者。”都體現了博戲對官員的危害，沉迷博戲至此，何談處理政務，國家政治必然受其危害。《宋史·賈似道傳》中記載：“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惟故博徒日至縱博。”元兵攻城，賈似道依然沉迷博戲，將保家衛國重任拋之腦后。

　　宋代《名公書判清明集》記載了一項多人聚賭對一人詐騙而使這一人輸光錢物自殺的真實案例，這一案例生動地體現了奸詐之徒不事生產以博戲為手段依靠賭博輕而易舉得巨額財富，及有人因賭博傾家蕩產殞命的社會實況。更有人因賭博搶劫殺人，這種以通過博戲投機輕易得財的不良風氣不僅使人貪婪成性、懶惰無為，不依靠正常勞動獲取財富，更大的危害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

　　博戲除了對政治、經濟、社會安定產生極大不良影響，還對軍隊影響極大，士兵沉迷博戲敗壞軍紀，使軍隊戰斗力下降等等。這些不良影響可以說是伴隨著從春秋到清代體育博戲的整個發展過程，統治者正是看到了博戲的種種危害，對博戲的治理也就相伴而行。

　　二、我國古代體育博戲的治理措施

　　博戲從春秋戰國時產生到南北朝時為士人所批判，體育博戲也是一樣，自唐起到清末也多有明令禁止，但體育博戲在此過程中非但沒有衰落，反而種類形式不斷創新，上至宮廷帝王下至民間婦孺都深受博戲影響，尤其是弓射博戲，歷朝歷代都對其多加推崇。但博戲對社會產生的危害極大，統治階級對此多有禁止，在此就各朝各代對體育博戲的治理進行初步探討。

　　(一)春秋戰國、秦漢時期對體育博戲的治理

　　春秋戰國時期，體育博戲已有所發展，關于對其態度史料較少，但可以了解到春秋戰國時期政府一般對于弓射的態度是寬容的，為了提高軍事實力甚至是鼓勵的。《東周列國志》中記載：“乃命軍士將箭穿層甲，抬到楚共王面前，養繇基和潘黨一同過去。眾將將兩人先后賭射之事，細細稟之楚王……盡收繇基之箭，不許復射。”從眾將主動向楚王稟告養繇基與潘黨賭射的行為中可知楚國統治者并不反對弓射這一博戲活動，楚王怒禁養繇基射箭行為也是因對其的不知收斂的脾性不滿。而從《韓非子》中：“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可知李悝為了提高民眾射箭能力，以射箭勝敗為決斷訴訟的依據，這種行為雖不公正，但李悝身為郡守以此為令可知政府對賭射行為是沒有明令禁止的。但《七國考》中卻有：“博戲罰金三幣，太子博戲則笞，不止則更立。曰‘嬉禁’。”這樣的記載，據說，此記載為董說自《法經》中所引，可知當時政府對其余博戲雖未頒布明確的禁令，但基本態度是抵制的，作博戲要罰金，太子博戲更是要受笞刑。

　　體育博戲在秦漢時期快速發展，博戲種類豐富，極受統治階層喜愛，盛行于社會各個階層，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風氣，甚至對國家政治產生影響。

　　《太平御覽》中記載：“孝文帝時，吳太子侍博爭道，不恭;皇太子以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倪寬為漢司農卿，與太子博，爭局，犯罪而還。”都是講統治階層在進行六博時發生沖突，從側面反映了六博在統治階層極為流行。還有宣帝用官位來償還在民間時因博戲而欠下陳遂的債務。可看出漢代統治階層都極其喜愛體育博戲。《漢書》中記載：“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其民。乃征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可知，漢代對博戲也有處罰令，而從統治階層自身對博戲的狂熱程度來看禁令推行的效果并不會嚴格。士大夫階層對博戲多持批判態度，認為博戲影響社會秩序，危害生產勞動，司馬遷稱之為“惡業”，賢良文學們在鹽鐵會議上也表達了對博戲甚是不滿。

　　從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政府對體育博戲有少許的禁令，但整體上的詳細法令法規卻極少。

　　(二)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對體育博戲的治理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體育博戲形式多延續秦漢，創新較少，受到部分統治者喜愛，在這一時期士人追求無拘無束，體育博戲成為很好的消遣工具，社會上享樂風氣盛行，平民百姓也受到一定影響，甚至皇帝用博戲獎勵官員的例子也屢見不鮮。

　　《三國志·魏書》記載：“桂性便辟，曉博弈、蹴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孔桂因擅長蹴鞠而受到曹操的喜愛。《冊府元龜》中記載：“劉毅當于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此場景是出現在皇帝犒賞劉裕征討盧循得勝的宴會上的，“一判應至數百萬”可以看出當時樗蒲豪賭的盛況。《晉書》中有記載桓玄看上了別人的宅院想用樗蒲賭博贏過來。

　　(三)宋元時期對體育博戲的治理

　　宋元時較之隋唐對體育博戲的處罰(除弓射、投石)更為嚴苛，但宋代的禁令僅起效于他們的統治前期，且在中后期禁令由統治者帶頭打破，在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下，博戲發展也有了更好的基礎。而在元朝對于博戲盡管有明確的禁令，但元朝統治者為游牧民族，禁賭成效也十分一般。

　　《宋史》記載：“己丑，詔：京城蒲博者開封府捕之，犯者斬。”《慶元條法事類·博戲財物》記載:“諸博戲賭財物或停止、出九、和合人自首，若地分千人獲者在席，及停止、出九、和合人所得之物悉給之……”“告獲開柜坊，停止、博戲財物……錢一十貫。”關于博戲的處罰金額可謂明細。《日知錄》中：“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玄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玄之詰問，引伏，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記載蕭玄之考中進士，因早先賭博被革除功名并罰銅四十斤，還要處以流刑。說明在真宗時期，對禁令的實行還是較為嚴格的。

　　但《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記載有宋神宗在宮內與王顥嘉、王頵賭球的場景，《宋通鑒長編記事本末》中有州刺史劉繼宗與人賭射的場景。《西湖老人繁勝錄》也描寫了民間博戲流行的盛況，《護法論》中記載博弈好斗以危父母者比比皆是。

　　三、小結

　　千百年來，體育博戲都占據博戲的一大部分，它同其他眾多博戲一樣受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因素的影響。我國古代社會對體育博戲的治理從春秋到南北朝時的幾乎無禁令，到從唐至清的法律條例逐漸發展完善，對體育博戲的寬容范圍也愈來愈大，個人認為原因有以下：一為統治者自身，雖然有一些較為賢明的君主不受博戲影響，但絕大多數帝王都對其甚為癡迷，盡管國家多有禁賭法令，但帝王帶頭縱賭的行為無疑是對禁令的一種否定，再有法令雖嚴但禁賭時不能依法辦事效果并不理想;二為中國封建社會自唐朝起經濟發展有質的飛躍，伴隨著經濟的增長，人們對物質文化的要求也相應提高，娛樂生活更加豐富，故統治者多采取“疏”的方式對待體育博戲;三為歷代王朝為了提高軍隊戰斗力和民眾武力，相較于其他博戲來說，對武藝博戲較為寬容，弓射博戲因其自身的特殊性，更是在各個朝代都受到鼓勵。

　　對于這些在古代人們生活中占重要部分的文化活動，應以一分為二的態度對待它們，將積極的體育文化活動加以保留推廣，對其影響人民正常生活、對自身、家庭及社會造成危害的部分加以摒棄，從而使傳統文化活動發揮更好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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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馮芝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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