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保險繳費率包括企業繳費率和個人繳費率，是影響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的重要指標之一。本文分析了當前在降費率約束條件下湖北省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運行現狀及問題，采用灰色預測模型和線性回歸模型，對湖北省老年人口發展趨勢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長期收支平衡進行了預測，認為養老保險基金長期難以保持收支平衡，并提出擴大養老保險參保覆蓋面，采取“雙基數”申報繳費，拓展財力來源等建議。

　　關鍵詞：養老保險基金;降費;收支平衡;參數優化

　　一、引言

　　養老保險繳費率包括企業繳費率和個人繳費率，是影響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的參數變量指標之一，也是養老保險制度平穩運行和可持續的重要物質基礎。然而，我國養老保險費率偏高一直為社會所詬病。在經濟新常態下，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成本，減輕企業負擔，優化營商環境，釋放經濟活力，完善社會保險制度，我國早在十八大三中全會就作出“適時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指示。2015年至2019年，先后三次實施降低社會保險費率，即2015年階段性降低失業、工傷和生育三項社會保險的費率;2016年4月，國務院通過了《關于階段性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通知》規定，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超過20%的省(區、市)，將單位繳費比例降至20%;單位繳費比例為20%，且2015年底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可支付月數高于9個月的省(區、市)，可以階段性將單位繳費比例降至19%。2019年的兩會進一步提出全國減稅降費2萬億的政策目標后，國家立即出臺了《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綜合方案》，規定自2019年5月1日起，全國各地下調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至16%，失業和工傷保險費率繼續執行階段性降率政策，同時穩步推進社會保險費征收體制改革。目前，除兩省一市(廣東、浙江現行14%、廈門現行12%)外，全國各地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統一執行16%，一次性降幅最大的省份為4個百分點。此輪社保改革方案涉及一攬子的改革內容，主要包括降費率、降基數、統籌提速、提升養老基金中央調劑比例、推進社會保險征管統一由稅務征收等一系列舉措。為落實中央降費精神，湖北省自2016年5月1日起，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由20%降至19%，失業保險總費率由2%降至1%。本期降費為全省企業減少支出共計63.48億元，其中養老保險減少支出42.58億元，失業保險減少支出20.9億元。2019年5月1日起，進一步降低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至16%。今年1—9月，減征社會保險費76.8億元，比同期降低2～3個百分點①。湖北省減稅降費逐月增加，政策積極效應不斷顯現。然而，降費率影響養老保險基金籌資規模，養老金支出壓力將會加大，也影響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如何平衡降費率帶來的財務收支矛盾，是當前各界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各級政府面臨解決的財政收支矛盾。其實，關于養老保險費率偏高以及降率問題一直受到國內學者廣泛關注和研究。早在2005年，我國學者程永宏[1]通過構建養老負擔理論模型，從在職者養老負擔率定義出發，在分析了我國人口老齡化與現收現付制度之間的關系之后，認為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制度能夠應對代際分配平衡，但支付危機的產生關鍵在于經濟增長速度與人口老齡化速度之間的差距。封進(2013)[2]研究認為，隨著政策繳費率的增加，企業的實際繳費率呈現先上漲再下降的趨勢，將較高的繳費率下調5個百分點，反而可以使實際繳費率提高0.48～1.35個百分點，從而會提高養老保險基金收入。趙靜等(2016)[3]實證分析發現，社會保險法定繳費率較高情況下，企業參保概率顯著降低。鄧沛琦、黃貽芳(2015)[4]實證分析了湖北省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名義制度繳費率高，而實際費率低，即養老保險實際繳費率歷年僅為21%左右。路錦非(2016)[5]構建了養老保險收支平衡模型和長期人口動態精算模型，對養老保險費率隨著未來制度贍養率變動而變化進行了測算，并提出養老保險綜合費費可嘗試降低至20%，其中，企業可以降至15%。鄭秉文(2016)[6]運用拉弗爾曲線原理分析了費率與基金收入的關系，認為降費有利于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降費率過程中提高財務可持續性能夠實現降費不減基金收入和降費不減養老金待遇。張秋秋等(2017)[7]從不同覆蓋率、實際平均繳費率和實際平均替代率制度參數條件下，測算了2015—2050統籌基金在各年度存在不同規模的收支缺口。陳曦(2017)[8]研究認為：降低養老保險繳費率可以提高覆蓋率、征繳率和工資增長率，進而提高短期基金收入;另一方面，降低費率也能促進財政收入增加，從而補償降費長期收支缺口。上述學者們一致認為，我國社會保險費率偏高，既不利于經濟發展，也不利社會保險制度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因此，繳費率的下降是大勢所趨。同時，繳費率的下降也會對當期基金收支帶來較大挑戰。其實，除費率外，還有以下構成養老保險基金收入的內生變量參數：從供給方面看有參保繳費人數、職工平均工資、申報繳費工資基數、繳費年限、征繳率以及企業實際工資總額等;從需求方面看有退休人數、退休年齡、養老金水平、贍養率、死亡率等。如果在費率不變的情況下而變動其他因變量參數，即提高參保人數和繳費工資基數兩個重要因變量的參數值，那么都會促使養老保險基金收入增長。

　　二、湖北省人口老齡化變化趨勢及養老保險運行情況

　　1、人口老齡化變化趨勢湖北省作為老工業基地，人口老齡發展較快，先于全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數據顯示，1998年，湖北省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600萬，占全省總人口的10.06%，65歲以上人口達425.25萬，占全省總人口的7.13%。從2003年開始到“十二五”時期，湖北人口老齡化速度逐步加快，進入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階段。201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5779萬，其中60歲以上人口已達889萬，占全省總人口的15.38%，65歲以上人口567.14萬，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0.21%。“十三五”以來，老齡化進一步加深，老年人口再次出現增長高峰。數據顯示，2017年末，全省常住人口達到5902萬，其中60歲及以上人口1107.85萬，占總人口的18.77%，高出全國平均水平1.47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715.64萬，占總人口的12.12%，高出全國平均水平0.72個百分點。從以上老年人口變化數據看，湖北省老齡化程度逐年加重，并呈現出加快發展趨勢，已經進入中度人口老齡化社會。根據預測，到2050年，60歲及以上人口將達到2156萬，占總人口的33.4%，65歲及以上人口將達到1692.2萬，占全省人口的26.2%(如圖1所示)。由此可知，人口老齡化風險加速發展，其進程在不斷加快，屆時，湖北與全國一樣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老年人。雖然人口老齡化迅速到來既對湖北省的社會經濟發展形成巨大壓力，也對湖北省的養老制度及養老金支出等問題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湖北省人口自然變動呈現出有利的發展趨勢：一是2000年至2018年，湖北全省人口以平均環比自然增長率為4.011②的速度增加，自然增長率維持在4%的基礎水平上。這是由于二孩政策放開，人口因出生率增長而導致自然增長率平穩上升;二是城鎮化以及政府對大學生就業政策鼓勵，城鎮新增就業率逐年上升。數據顯示，湖北城鎮新增就業人數不斷增長，從2009年的68.8萬人增至2018年的91.96萬人，十年累計新增就業人數810.27萬人。這將有利于平衡未來養老代際贍養率。2、湖北省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繳費狀況表1數據顯示，2003—2018年，湖北省養老保險收支總體上一直存在負差，并呈現出逐漸上升的趨勢(除2011年擴面后收支平衡外)。說明湖北社會養老保險支付缺口突出，負擔率逐年增長，表現出新一代勞動力贍養老人的壓力逐年增大，這無疑會加重就業人員的工作壓力。2017—2018年養老保險基金收入大于支出(如表1所示)，養老保險收支運行的基本特征如下。(1)養老金支付缺口規模逐年增大。雖然養老保險基金增長速度快，但不能滿足同期支出需求。養老金面臨越來越大的支出壓力，需要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大量補助。2003—2016年，除2011年因對家屬工一次性擴面征繳沒產生收支缺口外，其余年度一直存在收支缺口負差，其財政支付保障能力存在明顯的不可持續性。(2)參保率低。從上面的數據來看，50%的城鎮就業人員沒有參加養老保險，說明參保繳費人數嚴重不足，部分就業人員仍游離在基本養老保險之外。申報不足指已經參加統籌范圍內的人員，雖然參保了，但由于各種原因停保、歇保等不申報的情況。(3)贍養率高。贍養率是指退休人數與在職參保繳費人數的比例。湖北省養老保險需求負擔率從2003年的32%上升到2013年的48%，到2018年達到53%，即2003年，每3.92個繳費人供養1個退休人員，到2013年，每2.6個繳費人供養1個退休人員。到2018年，每1.89個繳費人贍養1個退休人員。參保繳費人員始終低于退休人員的增長速度。(4)橫向互濟公平性體現不足。高收入群體的繳費負擔率低，低收入群體繳費負擔率高。在這種工資基數申報繳費制度下，高入人群只能按當地職工崗位平均工資的300%進行申報繳費，高出300%的部分沒有進入申報繳費范圍，也就沒有納入再分配范圍。說明在制度安排上沒有體現再分配的互濟性，這至少使當年基金收入損失7%，低收入群體承擔著繳費重任。(5)制度義名費率高而實際繳費費率低。按照費率計算原理測算，2003—2018年，湖北實際綜合費率只有19.75%。根據費率計算原理將表1中3欄/2欄和9欄/5欄的數據代入費率計算公式內，分別得到贍養率和替代率，兩者相乘等于費率。從而發現，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增長越快，替代率越低，從而進一步影響費率，如2017年計算的實際費率39%，是因為當年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79684元。說明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或社會平均工資)不能增長太快。

　　三、降費約束下養老保險繳費參數優化原理和預測

　　1、養老保險基金費率確定及收支平衡的基本原理在現收現付體制下，養老保險基金籌資(征繳)應遵循“橫向平衡”原則，即根據當期養老金支出的需要來組織收入，本期征收，本期使用。由此可知，養老金目標替代率和制度上贍養人口的比率(即贍養率)決定了養老保險基金的籌資費率，即費率=養老金目標替代率*贍養率，其中，養老金目標替代率是指退休金與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比率。而贍養率是指受益人口與在職參保繳費人口的比率。用公式表示：費率=(人年平退休金/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退休受益人口/在職參保人數)。可知，費率與退休金水平成正比，與平均工資水平成反比，與受益人口的數量成正比，與在職參保人口的數量成反比。進一步推理可知，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在職參保人口數量和受益人口數成為影響養老保險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在職繳費人數越多，決定繳費工資基數大，那么收入就越多，費率就越小，制度負擔率就越輕。養老金替代率與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或社會平均工資)成反比，社會平均工資增長越快，養老金替代率反而越低。因此，根據現收現付制下的財務平衡，當期的養老保險基金收入用于當期的養老金支出的計算公式可以寫成：其中，Lp為當期養老保險參保繳費人數，W為繳費工資水平，τ為養老保險費率，D為拒繳率(設為5%)，Op為當期領取養老金的人數，R為養老金替代水平。養老金基金收入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參保繳費人數、繳費工資基數、費率、申報率、征繳率和拒繳率等。養老金支出的影響因素主要有退休人員以及增長率、替代率、退休年齡以及預期壽命。除了老年人口增長和預期壽命延長對養老保險體系而言是不可以控制的因素外，其余變量因素均是制度體系設計時可以考慮的參數，改變這些參數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養老保險基金的平衡狀況。2、基金征繳預測方案及參數模型設置筆者根據湖北省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和養老金收支缺口這一現實，在養老保險金影響因素繁雜的現況下，利用線性回歸模型，在24%費率不作變動的情況下，預測未來到2035年的收支缺口與負擔率。

　　四、結論與建議

　　1、結論根據以上現狀分析以及預測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如果城鎮從業人員按70%參保繳費，以及繳費工資基數由原來的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改為社會平均工資后，并且按社會平均工資的100%測算，征繳率100%，綜合費率24%不變的情況下，那么養老保險基金長期難以保持收支平衡。2、建議(1)擴大養老保險參保覆蓋面。參保繳費人數是基金收入的一個重要變量，因此應重點向靈活就業人員、私營企業及個體工商戶人員延伸擴面。目前，湖北省城鎮從業人員參保率嚴重不足。因此，擴面工作有大量潛力可以挖掘。(2)審慎降低繳費工資基數。繳費工資基數也是基金收入的另一個重要變量，如果降至以社會平均工資作為申報標準，那么將產生更大收支缺口。(3)采取“雙基數”申報繳費。即企業申報可按單位工資總額，職工個人按社會平均工資的60%至300%上下限申報繳費，這樣養老保險收入從高收入者到低收入者的轉移有利于平衡繳費負擔，也可以提高現收現付下養老保險基金在企業間和個人間的互濟功能，以實現代內社會再分配的公平性。(4)做大“經濟蛋糕”來拓展財力來源。一是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為財政增收創造新源泉;二是通過地方財政增加對養老保險資金的預算調節和中央財政補助;三是統籌使用全省企業養老保險累計結余基金，確保待遇支付，彌補減稅降費形成的收支缺口。

　　參考文獻

　　[1]程永宏：現收現付制與人口老齡化關系的定量分析[J].經濟研究，2005(3).

　　[2]封進：中國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制度的參與激勵[J].經濟研究，2013(7).

　　[3]趙靜等：社會保險繳費率、參保概率與繳費水平——對職工和企業逃避費行為的經驗研究[J].經濟學(季刊)，2016(1).

　　[4]鄧沛琦、黃貽芳：湖北省城鎮企業職工社會養老保險支付風險與控制[J].當代經濟，2015(4).

　　[5]路錦非：合理降低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率的研究——基于制度贍養率的測算[J].公共管理學報，2016(1).

　　[6]鄭秉文：供給側：降費對社會保險結構性改革的意義[J].中國人口科學，2016(3).

　　[7]張秋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統籌基金收支平衡研究[J].社會保障研究，2017(2).

　　[8]陳曦：養老保險降費率、基金收入與長期收支平衡[J].中國人口科學，2017(3).

　　《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來源：《當代經濟》，作者：詹鵬宇 鄧沛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