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數字經濟以及數字化轉型作了重要的發展方向闡述。報告指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加強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建設數字信息基礎設施，逐步構建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推進5G規模化應用，促進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智慧城市、數字鄉村。加快發展工業互聯網，培育壯大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數字產業，提升關鍵軟硬件技術創新和供給能力。完善數字經濟治理，培育數據要素市場，釋放數據要素潛力，提高應用能力，更好賦能經濟發展、豐富人民生活。”這表明，完成數字化轉型，實現人工智能在生產、消費、社會治理等各個場景的全面賦能與應用，是未來至少十年我國重要的戰略目標。

　　由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興技術所引導的自動化以及數據交換的廣泛應用，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前三次工業革命一樣，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帶來社會分工、要素配置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劇烈和巨大改變。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的產業政策、收入政策以及財政政策需要對數字經濟的分配效應進行積極的預判和應對。

　　首先，由于數據要素占有權的高度不均衡、人工智能規模報酬遞增、數字經濟網絡外部性等因素，使得數字經濟的發展進程更加容易出現市場壟斷。擁有數據和算法優勢的企業更加容易獲得市場力，對消費者、同業競爭者、上下游企業制定更加靈活和精準的市場戰略，從而獲取壟斷利潤，并導致資本加速集中，加劇行業、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

　　其次，人工智能和工業機器人在生產、服務領域的大量使用，是數字化轉型的必然結果，它不僅帶來生產效率的極大提高，同時也給大量被替代的人工崗位帶來了失業風險。特別是在數字化轉型時期，人工智能所創造的工作機會不能在短時期超過它所取代的工作崗位。常規的人工手動、低認知、低技能的低薪工作最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取代，非常規的高認知、高技能、高薪人才得到更多的工作機會。不同技能的勞動者在勞動市場中工資待遇差距加大，收入不平等程度與機會不平等有可能對個人和家庭帶來巨大的沖擊。

　　最后，在人工智能技術不斷擴散和全面部署過程中，資本的擴張如果沒有受到任何約束，它相對于勞動者的地位將變得越發強勢，勞資關系將有可能越發不平等。這一點在平臺經濟的發展中已經顯露端倪。以實現效率和利潤為目標的算法改變了勞動者的就業模式，工作變動更加頻繁，穩定性更差，自營職業和合同工大量增加，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和組織保護越來越弱。如果數字經濟的數字紅利嚴重偏向資本一方，那么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將面臨不可忽視的社會成本。4在數字化轉型面臨的上述挑戰下，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財政政策提出建議。第一，對于不同規模和類型的企業采用有區別的稅收政策。對于中小企業，可以考慮實行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他們采用工業機器人或研發新的人工智能技術，激發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力，并保護人工智能創新方向的多樣性，增強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的競爭力。同時考慮對大型龍頭企業征收“機器人稅”，削弱其行業的壟斷地位，避免資本對人工智能發展方向的絕對控制。

　　第二，設立針對數字化轉型造成結構性失業的專項教育基金，用于支持技能工人的培訓，以使他們更快掌握新的工作崗位所需的技能，并進行職業調整。借助大數據及時更新就業數據，追蹤需要進行技能培訓的崗位，線上與線下培訓模式相結合，盡快滿足待業人員的學習需求和企業的用工需求。專項教育基金的收入來源可以是企業利潤，也可以是來自高收入自雇者的所得稅。

　　第三，完善更加精準和精細的社會保障體系設計，加強對數字化轉型時期的勞動者權益保護。靈活就業、平臺就業很可能是人工智能時代勞動者就業的常態，由復雜算法和信息系統進行工作任務分配和勞動薪酬支付，既弱化了勞動者對固定單位的組織聯系，也弱化了政府對于勞資關系的監管。同時，已有的社會保障收益與成本的核算方式受到挑戰，數字化轉型中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問題需要更有針對性的轉移支付、社會保險新政策。

　　第四，基于數字化轉型對收入差距造成的影響，有必要對現有稅收體系進行精細化設計和調整。個人所得稅方面，應當注意累進稅率尤其是高收入群體的稅率設計，使所得稅既能發揮好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又不抑制生產積極性。財產稅方面，在做好試點的基礎上，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遺產稅的立法和改革。稅收征管方面，繼續打擊高收入者尤其是網絡直播行業偷稅漏稅現象，切實提高稅法遵從度，營造兼具公平與效率的社會制度環境。

　　《優化財政政策，應對數字化轉型的分配效應》來源：《經濟研究參考》，作者:袁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