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國際慣例，當一個國家超過60歲的人口占比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比達到7%時，就可以認為這個國家進入了老齡化社會。2050年前后中國老年人占比將超過1/3,由養老引發的社會矛盾將井噴式爆發，如何應對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值得深思。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

　　(一)老齡化不可逆轉。

　　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我國有2.2億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16.1%;有1.43億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10.5%。我國的老齡人口比例達到國際通行標準的1.5倍。IMF基于1.8的總和生育率推演了中國1950～2050年的人口結構變化，預測到2050年時中國60歲以上的老人占比將超過1/3。但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僅1.22,遠低于1.8的假設值，也就是說，我國老年化的進程必然比預測結果更加迅猛、更為嚴重，基本已經不可能在短期內逆轉老齡化趨勢。

　　(二)少子化雪上加霜。

　　在這里引入總和生育率的概念，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女性在育齡生育子女的平均數量。研究顯示，總和生育率大于等于2.1時才能完成正常的世代更替，我國1.22左右的總和生育率遠不足以達到這個目標。從1980年開始，我國0～14歲人口數就開始大幅減少，從1982年的34?156萬降低到2005年的26?543萬，23年下降了22.3%,到2010年0～14歲人口占比已經下降到16.60%。少子化可以認為是老齡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我國計劃生育背景下如此突出的少子現象進一步加重、加速了老齡化的發展。

　　(三)養老賬戶入不敷出。

　　根據恒大研究院2020年1月5日發布的《中國財政報告2019》,我國2018年度社保基金結余11?622億元，但如果扣除財政補貼金額，實際余額為負6?033億元，已經是連續第六年為負數了。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約占社保基金的七成左右，2018年實際盈余為負4?504億元，同樣透支嚴重。到2050年，老年人口增加到總人口的1/3時，平均1個年輕人負責1個老人的退休金，養老金賬戶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四)養老資源嚴重不足。

　　2016年全國養老機構超過10萬家，養老床位680萬張，每百名老人僅可配備3張床位，明顯低于“百名老人5張床位”的國際標準數據。絕對數量的缺乏已經讓資源緊張，而資源的錯配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緊張。我國對于養老機構的需求主要在城市，很多農村偏遠地區的床位長期空置，而城市養老院卻一床難求。更有甚者，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老人對于養老院的要求越來越高，然而目前整個養老行業的發展從體量到質量，都無法達到要求，資源不足已經成為日益尖銳的矛盾。

　　二、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一)對消費的影響。

　　根據中國人的消費習慣，除去撫養子女的消費外，個人消費率實際上是隨著生活壓力的減小而加大的，也就是年輕的時候收入相對少、生活壓力相對大，消費欲望強但消費能力有限;而老年階段一般有了一定的儲蓄，且沒有醫療養老以外的消費需求，大量的消費被釋放到醫療保險、老年文娛等個人消費上，社會的整體消費率上升。由于老年人的特點和需求，老齡化社會的消費重心將逐步轉向醫療器械、養老服務等。例如，輪椅、拐杖、保健品，看護服務、家政服務等產品和行業的比重將逐步提高;同時，由于老年人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較低，新興產業的發展會變得相對困難，比如日本，在步入老齡化社會后，助聽器的消費需求出現了大幅上升，而對于智能手機的需求則明顯下降。

　　(二)對保險體系的影響。

　　一方面在退休年齡不變的前提下，平均壽命的延長疊加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等同于更多的人同時領取養老金、且領取時間更長，更少的人繳納養老保險。入口減少，支出增大，養老保險賬戶已經嚴重透支。另一方面，老年人身體狀況日益惡化，其就醫的頻率、產生的費用、對資源的消耗都遠高于年輕人，“年齡更大的人越來越多”,對醫療體系保險體系同樣帶來了較大的沖擊，一是對醫療保險的覆蓋面要求更高，需要更廣的覆蓋、更全面的覆蓋、更深度便捷的覆蓋;二是由于醫療保險絕對數量的需求大，各地的收支不平衡，管理水平參差不齊，對保險基金池的運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對政府財政的影響。

　　隨著老齡化的加劇，養老資源、醫療供給明顯不足，老年群體的需求無法滿足，導致政府必須通過補貼、減稅等財政手段支持相關產業、行業發展。同時，由于老年人口的增多，政府的福利支出不得不隨之增加，比如日本老年人的福利支出約占GDP總量的6%,美國約占5%。這兩個因素的疊加導致政府財政支出增加，預算更為緊張。而在我國，則主要表現在養老保險金赤字。養老保險本身就有“用這一代人交的錢供養上一代人”的意味，其赤字加重了當代年輕人的焦慮：擔心到了自己退休的時候，政府沒錢發放，進而開始有人不愿意繳納養老保險，又加重了財政壓力，進入惡性循環。

　　(四)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將導致勞動力數量減少，發達國家可以通過先進的生產技術和雄厚的資本沖抵勞動力要素的投入;而對于資本積累相對較少的發展中國家，則很難通過技術和資本來替代勞動力。也就是說，同樣程度的老齡化，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負面影響更大。但是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勞動力短缺必將迫使企業對生產技術和管理手段進行升級。2014年，研究人員加入老齡化率以后建模RCK進行計算，得出結論，認為老齡化雖然不可避免，但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不足問題正在逐步被對沖平衡，影響并不如預想的那么大。

　　三、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對策

　　(一)鼓勵生育。

　　從青壯年社會到老齡化社會，西方國家用了100年，而我國只用了40年，究其原因，計劃生育影響極大。1990年之前，實行的是一胎制度，也就是狹義的計劃生育，而2011年，單獨二胎政策被提出，到了2015年后，則全面放開了二胎政策。老齡化的直接原因是年輕人不足，根本原因則是生育率低。因此，全面放開計劃生育，是不得不提的根本性對策之一。根據國務院2017年發布的《“十三五”衛生與健康規劃》,2020年總和生育率需要提高到1.8。值得強調的是，單純開放政策是遠遠不足以達到鼓勵生育的目的的，相關的費用減免、補貼政策必須加速跟進，否則子女撫養和贍養老人的雙重壓力會造成阻礙生育的隱形門檻，難以跨越。

　　(二)延遲退休。

　　延遲退休年齡，可以認為是解決老齡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見效最快的辦法。按照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規定，我國男性60歲即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女性則55歲達到法定退休年齡，遠早于國際平均退休年齡。同時，我國的人均壽命預期，男性為74.3、女性為77.3歲(2018),在國際處于中游水準，高于俄羅斯、印度等國，但低于英法美德日等發達國家。兩相權衡，我國有延遲退休的條件和必要。但是在具體實施上，如何延遲?如何實施?還需要有更加具體、細化、貼地氣的實施辦法，以逐步延遲退休時間，并動態調整退休年齡。

　　(三)產業調整。

　　我國老年人口絕對數量已超過1億，但對應的養老產業發展卻呈現出明顯滯后，養老產業正面臨著巨大的供給短缺。為了滿足如此高占比老年人的消費和生活需求，政府有必要研究制定利好措施來推動養老行業的發展。在2018年3月，我國成立了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作為應對老齡化社會的到來的舉措之一，但這遠遠不夠。此外，還應有更為務實、直接的舉措，如積極探索社區居家養老模式，在家庭養老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以社區養老為依托，以機構養老為輔助的養老保障體系，加快發展互為補充的多層次、多渠道養老模式;適當發展公共福利設施，布局小而密的健康護理、家政服務、文體活動網點，以彌補由于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家庭養老功能不足，更好地服務和幫助困難老人。

　　(四)基金運作。

　　考慮國有資產運作的固有頑疾，筆者極力建議引入基金管理市場競爭機制，借力、借智專業的投資機構，通過市場化的投資業務來維持和增加養老保險基金的價值。既能降低基金管理的成本，還有利于實現基金保值增值，提高養老金收益率。但在引入市場機制的同時，還應注意規避私人化管理，也就是盡量避免將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運營權利交給私人部門，以避免壟斷、影響公平效率等問題，不利于推動社保制度改革，甚至可能造成改革失敗。

　　(五)推動商險。

　　養老金的構成體系大致可拆分為三大塊，也就是俗稱的“三大支柱”:第一支柱國家幫你養老，第二支柱雇主幫你養老，第三支柱自己給自己養老。在發達國家，以美國為例，三大支柱的比例大約是1∶6∶3,而在我國，這一比例則是8∶2∶0。推動商業保險，也就是要著力推動提高第二、三支柱的比例。對標發達國家，這一手段是可行且有效的，尤其是有一部分商業養老保險是“活多久、領多久”。不管你的本金是不是花完了，只要人活著，就可以繼續領下去，只要不發生惡性通貨膨脹，就能很好的解決后顧之憂。

　　四、結語

　　盡管我國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老年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但相關的制度也在持續更新、變化和迭代發展。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人口素質和勞動生產率都在持續提高，養老保障體系也將會更加健全。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國可以應對這場席卷全球的挑戰。

　　參考文獻

　　[1]馬紅斌.人口老齡化對我國居民儲蓄的效應研究[D].云南財經大學, 2016

　　[2]侯立平.論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影響[J].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07,3

　　《我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及對策》來源：《產業與科技論壇》，作者：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