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隨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我國高新技術企業越來越意識到知識產權對企業發展的決定性作用，知識產權稅收亦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通過完善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給予企業更多的稅收優惠，將加速知識產權的產生和應用，從而更好地促進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文章即是從這一角度出發，針對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提出完善建議。

　　關鍵詞：核心期刊論文發表,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政策完善,稅收征收

　　近年來，隨著中國高新技術企業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和技術創新意識的增強，知識產權產業發展十分迅速，知識產權稅收政策對知識產權產業發展的作用亦日漸顯現。

　　1 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作用

　　在全面推行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雖然政府和企業對于知識產權活動的利益訴求并不相同，但卻可以通過稅收政策幫助政府和企業實現雙贏。

　　1.1 政府視角

　　對政府來說，通過稅收政策鼓勵高新技術產業開發自主知識產權：首先，是一種在稅收政策上的理性讓步，對知識產權活動進行稅收優惠，短期內會減少政府收入，但從長遠來看是以稅收促進科技發展的有效舉措;其次，稅收政策的完善能彌補“市場失靈”，由于知識產權活動的外部性特征，所以可能會在研發過程中造成市場上的相關產品供給不足，表現為知識產權活動的“市場失靈”，而稅收政策的完善則能夠有效改善這一問題;最后，稅收政策能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因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生產力的不斷解放，而解放生產力必須依靠科技發展和創新來提高生產效率――透明、公平、穩定的稅收將刺激高新技術企業加大自主知識產權研發的力度。

　　1.2 企業視角

　　以企業視角來看，首先，知識產權投入和其他投資的關鍵差別在于創新投入的產出是不確定的，往往沒有明確的投入回報比，這也讓知識產權投資成為高風險投資;其次，高新技術企業的知識產權在產生后往往會被同行業其他企業簡單模仿，創新成果在行業內外迅速蔓延，瞬間即喪失了技術研發優勢;最后，知識產權投入可能會出現不平等的企業收益和社會收益，當企業收益小于社會收益時，高新技術企業自然不會對自主創新活動產生足夠的主動性。因此，通過稅收政策給予企業更多的優惠和扶持將極大幫助高新技術企業解決上述難題。

　　2 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欠缺

　　在我國，雖然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礎且在不斷的進步之中，但對知識產權發展所起到的激勵作用卻尚不明顯。

　　2.1 稅收政策法律位階較低

　　目前，我國涉及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成文法很少，除《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和《稅收征收管理法》外主要是行政制度、部門規章或地方性規章，如《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高新技術企業研究開發費用稅前扣除管理辦法(試行)》《關于軟件產品增值稅政策的通知》等均是以試行辦法或者通知的形式下發的，其法律位階較低，法律的剛性不足，稅收政策的落實效果十分有限。

　　2.2 稅收政策的針對性不強

　　稅收政策如果不能有的放矢，就會浮于形式，并產生政策漏洞，使優惠效果大打折扣，目前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稅收政策在許多方面均存在“空白地帶”。

　　2.2.1 缺少科技研發中間環節優惠。通過稅收政策來激勵高新技術企業開展知識產權活動，一般是在產出研發結果后才給予稅收優惠，但在研發的過程中則較少支持。在這樣的政策影響下，企業必然會只注重先進技術的引進，而對研究開發新產品和建立知識產權創新體系投入不足，我國許多高新技術企業熱衷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結果造成“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惡性循環。

　　2.2.2 缺少知識產權具體項目優惠。現行稅收政策將企業本身作為受益人的做法，無法清晰地辨別在企業收入中有多少是知識產權相關收入，又有多少是其他收入，造成稅收優惠政策被盲目執行卻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這種政策的最大獲益者往往是那些已經具備較強實力的大型高新技術企業，對于處于孵化期的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缺少扶持。

　　2.2.3 缺少固定資產專項抵扣優惠。2009年1月1日起全國范圍內推行增值稅改革，雖然允許企業抵扣新購入設備所含的增值稅，但企業購入無形資產(如專利、技術等)以及與知識產權產生密切相關的費用(如研究開發費、技術轉讓費等)均無法抵扣，2011年的“營改增”改革也未涉及到此方面的調整。這種政策導致高新技術企業的進項稅額較少，稅負相對較重，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企業研發技術專利的熱情。

　　2.2.4 缺少知識產權轉讓交易優惠。轉讓土地使用權、銷售不動產等取得的收入屬于有形資產收入范疇，而轉讓商標、專利、著作權等知識產權成果取得的收入屬于無形資產收入范疇，現行稅制將兩者同樣看待，按相同稅率征收營業稅，忽視了轉讓無形資產的風險遠高于有形資產，極大打擊了高新技術企業參與知識產權活動的積極性。

　　2.3 稅收政策的覆蓋面較窄

　　雖然政府希望通過稅收優惠來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但事實上大多數優惠很難全面覆蓋高新技術企業，往往只是針對國家重點扶持的行業。同時，由于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的政策標準較嚴格且門檻過高，導致許多高新技術企業很難達到標準，進而“沒條件創造條件”地過度包裝，以求可以“搭便車”獲得優惠，卻沒有真正起到激勵知識產權發展的作用。

　　2.4 稅收政策忽視科研人才

　　目前，我國免征個人所得稅主要是針對省級以上政府機構授予的科教文衛事業重大成就獎、科技進步獎或是國外組織頒發并得到國際認可的各類獎勵，對省級以下的同類型獎勵，不論貢獻大小均需征稅，這種級別上的限制不利于激發高素質人才的創新精神，阻礙了知識產權的產生。此外，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對個人投資高新技術產業所獲得的股息、分紅等收入沒有稅收優惠，對個人轉讓知識產權所得，不論是技術專利還是著作權或商標權，不論在稅率上還是在納稅額扣除標準上，都與勞務、租賃所得一致，打擊了科研人才的創新熱情。 　　2.5 稅收政策存在盲區

　　隨著全球化電子商務的興起，諸如互聯網域名、虛構角色名稱等新型知識產權已悄然出現并逐漸成為許多高新技術企業最具價值的財產之一。比如一個域名獲得的市場認知度越高，其能帶來的訪問流量和廣告投放越多，其對企業的重要性也就越大，又比如利用電影、電視劇中大家耳熟能詳的角色名稱(如三毛、喜羊羊等)作為企業的宣傳標語、產品商標等，可以通過網絡傳播獲得巨大的市場關注度和商業利益。可見，隨著信息時代到來，新型知識產權的價值毫無疑問會越來越大，但面對這些與傳統知識產權完全不同的權利時，稅收政策卻鮮見蹤影。

　　3 國外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特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世界范圍來看，西方國家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經過了較長時間的發展，雖然政策內容、執行方式不盡相同，但都產生了較好的效果，對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完善具有十分積極的借鑒意義。

　　3.1 稅收政策的法律位階高

　　西方國家由于實行知識產權制度較早，知識產權稅收政策較為完善，對知識產權的促進和規范均已形成有效的稅收措施且大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稅收體系較為完整，如美國的《經濟復興稅收法案》《研究開發減稅修正法案》等均是通過法律條文的形式明確了對知識產權的稅收優惠。

　　3.2 稅收政策的針對性較強

　　西方國家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重心隨著知識產權產業的發展不斷調整，對知識產權活動的優惠具有明顯的目的性，美國、英國、新加坡等國在研發環節的優惠、對具體項目的優惠等方面針對性較強，有稅收減免、研究開發費用扣除，加速折舊、特定準備金制度等多種方式，將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活動開展前的資金扶持和開展后的風險分擔有機結合，對促進知識產權的發展給予了雙重保障。

　　3.3 稅收政策的覆蓋面較廣

　　在稅收政策的覆蓋面上，西方國家奉行全面、高效原則，在突破行業限制的基礎上，保證所有高新技術企業都能享受到同等政策。同時，利用信息化手段簡化稅收政策申請的審批手續，縮短了審批周期，使企業能及時享受稅收優惠，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3.4 稅收政策惠及科研人員

　　西方國家從鼓勵教育和保障利益兩方面入手：一方面大力培養高素質人才，以稅收政策鼓勵教育，在美國，各州政府通過多種多樣的教育性稅收優惠來支持企業的人才培養工作，其中涵蓋了教育支出的所得稅稅前列支，免征特別稅以及在征稅時按照一定的標準予以返還;另一方面則切實保障從事知識產權活動的個人權益，通過降低交易稅率鼓勵知識產權投資。

　　4 完善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建議

　　針對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不足，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并加以完善，是我國實現以稅收優惠促進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產生、持有、轉化、交易的必由之路。

　　4.1 提高稅收政策立法層級

　　與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稅收法定”思想相比，我國的稅收立法理念仍處于起步階段。要建立一個完善的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體系，保證稅收政策的剛性落實和實施效率，就必須提高稅收政策的立法層級，通過法律法規來保證高新技術企業知識產權稅收對知識產權發展的激勵作用，并將支持自主創新的精神納入稅法，使之成為稅收政策的關鍵性要素。

　　4.2 加強稅收政策的針對性

　　4.2.1 加強研發階段的針對性。由于知識產權活動具有高投入、高風險的特點，因此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重點應放在降低高新技術企業的投資風險方面。在知識產權研發期――成果轉化期――初步產業化――規模市場化的縱向鏈條中，風險集中于鏈條前端，因此，稅收政策的重心越是前移，其驅動效應就越明顯;重心越是后移，就越可能忽視前期研發，導致核心技術“空心化”。

　　4.2.2 加強具體項目的針對性。針對知識產權具體項目，建議將多種稅收優惠方式相結合，最大限度地刺激知識產權產業投資。對高新技術企業將稅后利潤再用于知識產權投資的給予退稅支持;對高新技術企業的知識產權攻關項目，擬定相關的風險預估方案并予以稅收補貼，引導社會以集聚資金的方式設立風投企業，減輕企業資金壓力。

　　4.2.3 加強轉讓交易的針對性。知識產權轉讓是提高其利用效率的關鍵，為提高稅收政策激勵高新技術企業進行知識產權轉讓的力度，建議針對轉讓環節在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上均實行較現行稅制更為優惠的稅率或稅前抵扣政策。

　　4.2.4 加強專項抵扣的針對性。由于“生產型”增值稅原則上不允許對固定資產所含增值稅進行扣除，這在現實操作中形成了對企業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活動的雙重征稅，客觀上限制了高新技術企業不斷擴大創新性投資的步伐，對企業的技術進步產生了抑制作用。建議進一步推行增值稅改革，優先將稅費壓力較大的高新技術企業作為試行“消費性”增值稅的試點。

　　4.3 擴大稅收政策的覆蓋面

　　擴大稅收政策覆蓋面主要應做到兩點：一是知識產權稅收政策適當弱化對重點扶持行業的稅收優惠，建立具有普惠性的稅收政策，以“普惠制”取代“特惠制”;二是在高新技術企業申請稅收優惠政策的審批方面，通過規范稅收優惠政策的適用標準，簡化審批程序，加大政策宣傳力度，使高新技術企業了解稅收優惠政策的申請流程，主動參與到稅收政策的落實中來。

　　4.4 提高科研人才的積極性

　　科研人才是知識產權產生和應用的主力軍，其創造性的發揮程度決定著知識產權產生和應用。建議對高新技術企業里的科研人員允許按一定比例扣除再教育費用，充分調動科研人員學習和掌握新知識、新技術并積極應用的主動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高新技術企業的稅收負擔。同時，對于知識產權交易而獲得的投資收益，建議從“效率原則”出發給予稅收優惠，在個人所得稅中適當降低個人轉讓專利、技術所得的稅率，對個人獲得的知識產權提成收入以及進行知識產權研發的各類投資減征個稅等。 　　4.5 填補稅收政策盲區

　　4.5.1 填補新型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缺漏。利用稅收手段激勵新型知識產權發展的首要問題是要明確新型知識產權的定價機制，舉例來說，與互聯網關聯度密切的新型知識產權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是否有穩定的訪問流量和廣告投放，因此可以對其固定時段訪問量和廣告投放所帶來的利潤進行樣本統計，然后剔除對樣本客觀性影響較大的特殊事件，取樣本算數平均值計算此新型知識產權的單位收益，據此對新型知識產權進行估價并明確稅基。同時，出于促進新型知識產權發展這一目的，建議規定針對新型知識產權交易的征稅，按其估價和交易價二者中較低的價格進行征收。同時，新型知識產權領域的稅收政策還應具備保護功能，當出現盜用、濫用新型知識產權等侵權行為時，如無法估計實際損失，高新技術企業以征稅時的估價或交易價為憑據，亦可向侵權責任人進行追償。

　　4.5.2 設置新型知識產權稅收兜底條款。由于新型知識產權同傳統知識產權相比，在征稅方面還存在不少未知因素，因此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積累了一定經驗的基礎上再考慮固化稅制。鑒于此，建議在稅收政策中添加一項“兜底條款”：“無法窮盡的特殊情況下，如高新技術企業的新型知識產權征稅出現不利于新型知識產權產生和交易之狀況，不排除實時對征稅政策進行調整的可能。”

　　4.5.3 嘗試構建專業機構聯合管理機制。根據目前政府部門間分工合作逐步密切的管理趨勢，建議在新型知識產權稅收政策的實施細則中構建科技部門與稅務機關間的聯合監管機制，保障高新技術企業的權益不受侵害。同時，建議稅務當局應建立關于新型知識產權交易的統計數據庫，為稅收征收的公正性和透明化提供佐證，為稅收所得及時反哺企業提供依據，更好地促進新型知識產權市場良性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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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曾術益(1985-)，男，江西人，廣州廣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副主任科員，經濟師，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