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移民形象經常活躍于現當代小說中，尤其是有過移民經歷的作家筆下，嚴歌苓就在她的小說中刻畫了一個個立體、豐滿的移民形象，她們的特點各不相同。這些移民形象的不同與歷史、文化背景差異和作者自身經歷有關。

　　關鍵詞：2015論文征稿,移民形象,嚴歌苓小說

　　一、移民形象概說

　　移民是由一個國家或地區遷移并長期居住、生活于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群體，這類人物形象經常活躍于現當代小說中，尤其是有過移民經歷的作家筆下。

　　著名旅美女作家嚴歌苓就是其中之一。她以女性獨特的視角、冷靜客觀的態度、細膩溫柔的筆觸刻畫了一個個立體、豐滿的移民形象。

　　二、不同移民形象的比較分析

　　(一)竹內多鶴

　　多鶴是二戰的遺孤，她所在的代浪村作為“日本滿洲開拓團”的成員，長期生活在中國東北。日本戰敗后，崇尚死亡和為國盡忠的鄰村村長帶領村民集體自殺。十六歲的多鶴親眼見證了綺戶村的“最終發言”，她選擇通風報信、拯救代浪村。可是，奮力逃出血腥的她卻發現自己被麻袋裝著賣到張家。

　　張家需要一個“工具”，代替不能再生育的兒媳為家里傳宗接代。起初，多鶴因為“小日本”這個身份而受盡輕視，由于語言不通，孤苦伶仃、寄人籬下的她無處傾訴，幾度出逃。命運終于在她第一次懷孕時發生轉折，她孕育了張家的孩子，也就有資格成為張家的一個活生生的人。

　　多鶴不會說中文，就干脆在外人面前做啞巴。人們對她印象最深的兩點：微笑和鞠躬。她的笑“就跟密碼一樣，除了血親，誰也解不開”，她笑的時候“可以坐在地上，笑的拳打腳踢、披頭散發”，“她沒辦法講出大笑的由頭”，她的笑從來不藏掖。她笑起來的樣子讓人嘆息，孤女也能笑的那么好。是她本性的天真賜予她如此純粹的笑。她那帶有明顯日本風格的禮節更是讓人震驚：雙膝并攏，兩手撫腿，身體一折為二，彎腰九十度的鞠躬。正是這種在她看來理所應當的禮節，成為人們懷疑張家買入日本女人的把柄，多鶴只能跟著張儉夫婦南遷。

　　隨著一對雙胞胎兒子的誕生，多鶴在張家獲得了話語權。她不再是隨時可以丟棄的“工具”，而是三個孩子口中的“小姨”。她可以強制這個家里的人按她的方式洗腳，“只要孩子吸吮她的乳汁，她和他們的關系就是神圣不可犯的，是天條確定的，她的位置就優越于屋里這一男一女。”

　　隨著多鶴在張家話語權的穩固，她與張儉的愛情也悄然萌發。張儉對她的感情經歷了輕視——憐惜——愛戀的變化，而她對張儉則是懼怕——依靠——愛戀的過程。彼此相愛，卻是無法言說的愛，只能埋在生活瑣事中。

　　多鶴成為張家的支柱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她將患癌癥的張儉和自己的兩個孩子接到日本，開始新的生活。這一切都源于日本戰敗后“殺嬰”行動中被多鶴救下的久美的幫助。

　　嚴歌苓將多鶴置于文化鴻溝和歷史潮流中，重點表現她無法磨滅的善良、純真、包容的本性。

　　(二)小漁

　　《少女小漁》是一部描寫海外華人“綠卡婚姻”的經典作品。之所以“經典”，是因為故事本身并不新穎，主要講述了一個比較普遍的移民套路：中國少女為獲合法居住權而與外國老頭“假婚”。但故事的側重點卻是這位善良、無私、溫順、甘愿自我犧牲的中國少女如何用自己的本性去感化生活混亂、邋遢、愛占便宜的意大利裔老頭，讓他重新活出自己模樣。

　　小漁早已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少女”，但嚴歌苓卻用“少女小漁”作為題目，的確暗示出主人公小漁的本性。

　　溫順：在男友江偉面前，她從來都是惟命是從。她的愛情可以由無數個“被動”組成：被人帶去參加江偉的出國餞行、被江偉愛上、被帶出國、被安排“嫁”給外國老頭。她從來不懂得拒絕，不善于反駁，只知道服從江偉，就是愛。

　　無私：小漁就像《海的女兒》中的小人魚一樣，在人與人的競爭中甘愿犧牲自己，只為對方過的幸福。她在大陸做護士時，為了滿足一個瀕死的病人的愿望，竟把自己的童貞奉獻出去，只因為那病人跟渴急了似的，樣子真痛苦、真可憐。這種對弱者的憐憫上升為一種母性，包容著所有無助的人。江偉因為吃醋而向她發脾氣，她雖然委屈地想哭，卻發現江偉伏在她肩上流淚，于是她把哭的機會留給了他。她每次都用母性的寬容和關愛來容忍江偉的抱怨和發泄。

　　善良：小漁以東方女性特有的善良、包容使“假丈夫”煥然一新。在這里嚴歌苓將落魄邋遢的外國老頭與清純少女之間的情感刻畫到極致。宛如父女，卻是小漁一直在幫助、包容著老頭。老頭一次又一次漲房租、變換名目從她這里報賬，她都委屈著自己，默默接受，只為讓老頭的日子好過一點。在辦理結婚手續時，老頭按規矩擁抱她，“看到一張老臉向她壓下來，她心里難過起來。他那么大歲數還要在這丑劇中這樣艱辛賣力地演，角色對他來說，太重了。”她心甘情愿地給老頭打掃衛生，給江偉的房客收拾房間，卻從未抱怨過。

　　(三)海云

　　《紅羅裙》講述了少婦海云帶著兒子嫁給71歲的美籍華人周先生之后的生活困境。改嫁后，海云在經濟上完全依賴丈夫，衣食無憂，但是精神上的空虛令她日益苦悶，她開始將全部精力放在試新衣服上。

　　繼子卡羅被海云身上散發的東方美所陶醉，借機向她表達曖昧之情，喚醒了她內心深處的本能欲望。親生兒子一直對海云的新家庭不滿，追問“你圖他個老東西什么”。海云并不愛丈夫，她圖的是丈夫給她的合法地位和富裕的生活，但她的親生兒子卻無法與繼子獲得同樣的物質和地位，甚至受到歧視，這令她更加疼惜自己的兒子，這種感情逐漸上升為超越母愛的戀子情結。

　　嚴歌苓將海云置于這樣一種錯綜復雜的環境中，通過海云與丈夫、海云與繼子、海云與兒子、繼子與兒子之間的微妙關系，將人性的自私、情愛的扭曲、母愛的包容表現地淋漓盡致。

　　(四)五娟

　　《約會》這篇小說將母子畸戀發揮到極點。故事的前半部分描述一場情人間的約會，女主如何期待、如何打扮，男主如何紳士、如何迷人。直到男女主人公開始對話后，讀者才漸漸發現兩人的關系并非情人，而是母子。

　　五娟為了獲得合法身份而嫁給外國老頭，年邁的丈夫發現五娟與她的兒子曉峰過于親密而將曉峰驅逐出去。每周四是五娟與兒子的秘密會面時間。對五娟來說，星期四成了她活著的全部意義。

　　五娟怎么都五法掩飾自己對兒子的癡迷。盡管年邁的丈夫努力盡自己的責任，討好似的對五娟好，可她的心始終被兒子所占有。正如她分娩時，在長達十多個小時的撕裂過程中，她感覺“曉峰占有著她，以他的全身，最猛烈最完全的占有。”

　　最終，面對丈夫百般討好和乞求，她還是選擇放棄丈夫，與兒子“私奔”。卻不知道自己面對的將是兒子的“背叛”：一個成年的男子想要擺脫長輩的愿望。

　　嚴歌苓用“約會”作為小說的題目，有意暗示五娟與兒子之前超乎母子之情的畸戀，而這段戀情最終以兒子“失約”作為結局。

　　(五)南絲

　　《冤家》中的南絲是整部作品集中唯一一個靠自己的實力在國外獨立生存的女性形象。

　　南絲的丈夫是同性戀，這是她心中永遠揮之不去的恥辱。而女兒璐與丈夫的親近使南絲與女兒之間產生了矛盾，成了一對“冤家”。南絲對丈夫一家人的感情可用“鄙視”來形容。她稱呼他們為“張家人”，認為他們總是吝嗇、怪誕，學歷高、能力低。她拒收丈夫寄來的撫養費，并以獨自將女兒撫養成人為傲。撫養女兒的工程是她心中最壯麗的事，她不需要任何人參與，尤其是“張家人”。

　　南絲在美國從一無所有混起，“為自己既不靠嫁人亦不靠學位甚至不靠英文就混下這片江山而自豪。”她可以隨心所欲地穿名牌、住大房、開豪車。她按照自己的方式將女兒璐培養成自己的模樣，唯一的偏差便是璐身上的“張家人”血脈。

　　無可替代的血緣關系讓璐與父親更為親近，甚至為了維護父親名譽做出令南絲丟臉的事。母女的矛盾由一次爭執而引發的車禍上升到極點。被壓在殘破的車底下的南絲只能眼看著女兒一步步走遠。嚴歌苓用“冤家”來形容南絲母女的關系，暗示丈夫缺席的情況下，兩代女人之間的爭斗。

　　盡管這些移民形象各有特點，但也有可以探尋的相似點。

　　1.被放逐的丈夫

　　當嚴歌苓筆下的母子關系發展到扭曲甚至畸形的時候，“丈夫“這個角色就不再重要了。于是作者將這類角色放逐到故事之外，將他們淡化，不再浪費筆墨詳述這多余的角色，給讀者留下想象的空間去構造一個缺席的丈夫。

　　《約會》《紅羅裙》中的五娟、海云都是為了在國外獲得合法身份而嫁給年老的丈夫。但是她們與丈夫之間沒有愛情，又無法得到丈夫的尊重，經濟上不獨立、語言不通的她們為了擺脫精神困境、宣泄壓抑的情感，將所有心思轉嫁給自己的親生兒子，母子之間形成了一種超乎母愛的親密之情。而法律意義上的“丈夫”就被她們排擠到感情的門外。

　　《冤家》中的南絲則是經濟上不依賴任何人的女強人形象。她因丈夫是同性戀而感到恥辱。堅強獨立的她在美國不靠丈夫、不靠學位、不靠英語而獲得自己想要的富裕生活，與高學歷、低能力的丈夫一家人形成鮮明對比。她對丈夫只有恨，她認為恨才是正經事，愛只是一種消磨。

　　2. “將兒子裝回子宮”的渴望

　　過分重視母性，過分強調母性的強大，一定程度上使女性壓抑的情感在最親近的兒子身上爆發。

　　在《紅羅裙》和《約會》中，海云和五娟都有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的經歷，在這個撕裂過程中，她們享受著兒子的占有，理所當然的將兒子視為身體的一部分。當她們在異國飽受精神空虛的時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兒子，希望“將兒子裝回子宮”，重新獲得這個“身體的一部分”。

　　3. 善良的本性

　　《小姨多鶴》中，身世凄慘的多鶴在張家并沒有得到公正的待遇，但是本性善良、純真、忠誠的她始終默默愛著張儉、照顧朱小環和孩子們。為了張家人的名譽和生存，她甘愿隱沒，放棄自己的幸福，做孩子們的小姨、張家的長工。

　　《少女小漁》中小漁繼承了中國女性善良、無私、溫順的美德。她從不拒絕別人的請求，總是盡自己的能力幫助別人。她用自己的本性去感化生活混亂、邋遢、愛占便宜的假丈夫，讓他開始新的生活。

　　盡管《紅羅裙》中的海云利用年老的丈夫獲得身份和金錢，但是空虛的物質生活并沒有泯滅她心底的良知。她覺得七十多歲的丈夫每天辛苦工作供養家人太不容易，所以不舍得買貴衣服，為丈夫省錢。

　　4.殘缺的愛情

　　殘缺的東西總會帶給讀者無限的想象。“格式塔心理學”認為，人類的心理上或多或少會有一種完形傾向，這種傾向是出自本能的,外界客觀事物無法改變,這種完形傾向總是想將有所殘缺的東西完整化。這是一種對外界事物進行理想化再造的過程，人們能在這種再造之中獲得一種愉悅感。同時，殘缺表現了客觀世界和現實生活的某種真實性，使人感到親切自然。

　　多鶴與張儉是相愛的，但是由于身份的限制，她只能與朱小環分享張儉的愛，默默守候只剩一半的愛情;小漁的愛情并不明晰，她愛的男友將她嫁給一個老頭，又因為她對老頭太善良而無法接受她;海云和五娟一直沒有找到真愛，她們的丈夫只是身份的象征，空虛的心靈只能依靠兒子支撐;南絲不需要愛情，她對男人只有恨，愛情對她來說僅是消遣。

　　三、《小姨多鶴》和《少女小漁》中移民形象不同的原因

　　(一) 歷史與文化背景差異

　　無論去往哪個國家、哪一代移民，他們總是要面對一個障礙：故國和移民地兩種不同歷史和文化的激烈碰撞所帶來的心理落差。

　　從歷史角度看，《小姨多鶴》和《少女小漁》中故事的歷史背景有很大差異。前者發生于二戰后，經過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大躍進運動、大饑荒、文化大革命、中日邦交正常化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時間跨度較大。而后者中的人物屬于“新移民”，故事發生于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時間跨度較小。

　　從地理角度看，《小姨多鶴》中的竹內多鶴由日本遷居到中國生活。而《少女小漁》中的人物由大陸移民到海外生存。

　　從文化角度看，漂泊在異鄉的人們很難快速融入不同種族的文化，巨大的心理落差引發厚重的鄉愁。

　　對多鶴來說，她與張家人一直存在著不可忽視的隔膜，這是中日文化差異的表現。在生死觀方面：日本文化更崇尚死亡，把死亡當做神圣的儀式，死亡可以超脫一切;而中國文化更重視重生，更看重生命本身的價值。所以在日本戰敗時，多鶴的同胞幾世同堂地集體自殺，不愿屈辱地活著。在張儉企圖把多鶴弄丟的時候，她首先想到的是死，她要與親生孩子同歸于盡，做回代浪村的人。在忠孝觀方面：日本重視忠，為國捐軀可以不在乎血脈延續;而中國更講孝道，對長輩尊敬和順從，把為家庭延續血脈視作責任。所以日本人為了為國盡忠展開大規模“殺嬰”和自殺行動，中國的一戶普通人家買入陌生女孩為家里傳宗接代。在家庭倫理方面：日本文化并不重視血緣關系，而中國文化則十分看重，更多表現在對家庭成員的認定上。所以當朱小環與二孩發生爭執時，她看清了這并非自己的孩子，她認為血緣關系會讓人理所當然地親近。

　　對小漁、海云、五娟、南絲來說，她們始終面臨著生存壓力和精神空虛的雙重困境，這使她們“對故土的眷戀不能以一種簡單的回憶來解脫，對異域文化的主觀向往也不是一種簡單的認同。”嚴歌苓認為，移民是最脆弱、最敏感的生命形式，它能將最殘酷的環境最逼真地反映出來，移民的生活注定充滿戲劇性。直到當今社會，女性依然是社會文化中的弱勢群體，她們承受著社會歷史強加在身上的性別壓力。而移民到海外的女性處于更加嚴峻的形勢中，不但要承受各民族女性共有的性別壓力，還需承受來自強勢文化的精神沖擊。例如：海云和兒子在丈夫的家里受到種族方面的歧視，丈夫和繼子坐在電視機前的沙發上，但是兩人并不是在看電視，而是借電視來營造一個只屬于他倆的氛圍，“以這氛圍在這家中做一種微妙的劃分”。個性堅強的南絲退換新衣服時因為語言不通、不理解商場規則而受到售貨員的輕視。善良純潔的小漁屢次遭遇意大利老頭的變相敲詐……

　　(二)作者自身經歷

　　嚴歌苓于1957年出生于知識分子家庭，父親蕭馬是專業作家，母親是演員，她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閱讀了大量文學著作。1970年參軍，考上成都軍區文工團，開始了長達八年的舞臺生涯。其間她跟隨部隊巡回演出，領略祖國壯麗風景，這對她寫作氣質的形成產生了很大影響。

　　隨后，嚴歌苓移居美國。初到海外，她為生活所困，曾做過餐館服務員、模特、保姆，又因為英語不熟練，表達不自如而自卑。正如她所說，人在寄人籬下時是最富感知的。因此她將大量心思放在學習上，努力攻讀文學學位。后來，她跟隨曾為外交官的丈夫游歷各個國家，感悟風土人情。基于這樣的經歷，她對海外華人的生存困境有著更加真切的體會。

　　作家自身的成長經歷、教育經歷、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會對創作風格產生影響。而不同國家、種族、地域的文化也會對作家的作品內容帶來變化，作家筆下的人物形象由此變得立體、豐滿、個性鮮明。

　　參考文獻

　　[1]嚴歌苓：《小姨多鶴》，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

　　[2]嚴歌苓：《少女小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

　　作者簡介：陳曦(1990-)，女，山東泰安人，濟南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