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全球化發展以來，民族文化身份逐漸淡化、世界文化身份不斷強化，文化身份研究漸次成為后現代理論研究的顯學之一。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是一個文化群體或個體界定自身文化歸屬的標志及生存的依賴。 “流散文學”(diaspora literature)是指介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間的文學創作，其民族文化身份認同呈現分裂、多維狀態。流散作家既能在新居住國文化與原生地本土文化兩者之間展開文學對話交流，同時又能在居住國內從“異域”的角度、以原生地本土文學作家的身份而創作文學作品。

　　審視當代法國文學，法國流散文學作家是怎樣涉及文化身份主題的?他們分裂與多維的文化身份認同是怎么在流散文學中表征的?他們怎么在居住國的文化與出生地的原生文化之間進行對話的?本文以法國當代最具代表性的三位著名作家為例，從本質主義的國族身份認同、建構主義的流散身份認同和國際主義的人類身份認同三重視角來考察當代法國流散文學的發展動態以及由此展現出來的多元身份認同觀。

　　本質主義的國族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identité)在米蘭·昆德拉的筆下主要呈現為通過文本來展現和認定作者身份以及小說人物身份的相關研究。一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也就是他的文化和社會歸屬問題。長久以來，本質主義身份認同觀(essentialiste)和建構主義身份認同觀(constructioniste)一直激烈地交鋒。本質主義國族身份認同觀認為個人的身份與生俱來，“總是通過你的宗教、社會、學校、國家提供給你的概念(和實踐)得以闡述”。本質主義身份認同觀認為身份是一種常駐不變的“人格狀態”，是賴以確定人們權利和行為能力的基準，人們一旦從社會獲得了某種身份，就意味著他獲得了與此種身份相適應的各種權利，體現了整體、穩定、核心身份、歸屬感和同質性的本質主義身份觀。這種本質主義身份認同在米蘭·昆德拉及其作品中體現得尤為充分。

　　法國捷克裔作家米蘭·昆德拉的流散書寫充滿了身份不確定性危機，因國族身份認同缺失而產生的焦慮與苦悶。這一切使得他通過流散文學創作對在流亡情境下的自我生存狀態和個人身份認同進行了深刻地思考。其中，本質主義國族身份認同既是他作品永恒的追求，又是他進行流散文學創作的內在驅動力。他幾乎使用各類變奏闡釋其對本質主義國族身份認同難以割舍的復雜情感。他的作品充滿著含混與矛盾，呈現出流散文學作家文化歸屬的復雜特性，較好地闡釋了流散文學中的本質主義國族身份認同主題：流亡生活使流散作家遭遇慘痛的文化變遷命運，他只有通過流散書寫而頑強地保留捷克人的民族身份認同。因為，進行流散文學創作就是他保留國族身份的最好方式。

　　一般認為，身份焦慮和身份認同是身份問題的兩個方面。身份焦慮是身份問題的最初表征：它要么觸發身份危機與毀滅，要么推動身份建構與重構。作家以及作家的小說人物內心深處的本質主義國族身份認同危機是產生身份焦慮的總根源。米蘭·昆德拉中年后被迫移居法國，流亡生活與流散寫作充滿了艱辛。無奈之下，作家借作品人物之口投射出了旅居異國他鄉的自己對法蘭西異質文化的陌生與焦慮。這是因為米蘭·昆德拉對祖國無比忠貞，當面對時代變遷、空間錯置時，他便自然產生了身份焦慮， “人的身份是一個人在社會中存在的標識”。如果一個人不具備明確的身份定位，那么他生存在世界上就沒有歸屬感，也就無法擁有正常人的權利和自由。實際上，文化身份問題始終揮之不去，困擾著米蘭·昆德拉，始終表現為難以名狀的焦慮與彷徨。為了對抗這種痛苦，移民作家常常會努力培養自己對移居地的感情，但在藝術創造中仍堅持尋找自己唯一的祖國。因為，在語言與文化斷裂的背后是米蘭·昆德拉對自己不懈追求本質主義國族身份認同意志的反復檢驗。

　　在身份焦慮之外，身份問題的另一面則是身份認同。米蘭·昆德拉時常處在身份認同選擇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前。一方面，由于對捷克民族深深的眷戀之情，米蘭·昆德拉自覺地充當捷克文化在世界的代言人。他運用流散文學的寫作方式，通過回憶個人及國家的歷史，實現重建本質主義國族身份認同的目標。米蘭·昆德拉希望將流散文學創作當成一扇窗戶，讓世界人民透過這扇窗戶了解捷克的歷史文化、風土民俗。另一方面，他迷戀始終是歐洲文化中心的法國文化，把它當作自己的精神家園。事實上，米蘭·昆德拉對法國的認同并不意味著徹底忘卻過去、忘卻祖國捷克。在捷克的生活經歷作為不忍憶及卻又揮之不去的濃濃底色沉淀于他的腦海深處。這種故國生活經歷的沉淀是基于他對自身及本民族坎坷慘痛記憶的細致描敘和對那段經歷刻骨銘心感受的準確傳達之上的。捷克成為米蘭·昆德拉心中永遠的一個結;離開了捷克的題材內容，米蘭·昆德拉作品的靈氣也就失去了大半;而完全用法語創作，也實在很難像用母語那樣把故事講得準確生動。因此，米蘭·昆德拉更像是一位“法國化的捷克作家”。

　　雖然移民法國20載，米蘭·昆德拉卻挑選了“身份”“自我認同”這類帶有跨文化意蘊、后現代色彩的主題展開藝術探討，這不能不說反映了他試圖重建本質主義國族認同的固有心態。事實上，米蘭·昆德拉對“身份” 的關注，不僅僅緣于他自身的移民處境，而且伴隨著世界文化交流而帶來的“邊界模糊”“特征消失”等一系列文化語境問題。因而，米蘭·昆德拉小說的遺忘主題就是重建本質主義國族身份認同的有利武器，拒絕遺忘即拒絕遺失本質主義的捷克民族身份認同。

　　建構主義的流散身份認同與本質主義身份認同觀針鋒相對，建構主義身份認同觀堅持身份不是天生的本質(being)，而是建構的過程(becoming)，它“既屬于過去，同樣也屬于未來”。傳統社會的人們安居世界的一隅，天然地歸屬于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然而，當今全球化潮流大發展之際，對于移居他地甚或他國的移民人群而言，全新的環境和文化“打破了地點與身份之間固有的關聯”，使得認同主體一方面產生了身份焦慮危機，另一方面卻擁有了身份重構的機會。學界認為，流散身份認同是一種特殊的雙重或者多重國族身份認同，因為“飛散的文化(文學)是跨界的、旅行的、翻譯的、混合的(border-crossing, travelling, translational, hybridized);它既是民族的又是跨民族的，是本土的又是全球的”。斯圖亞特·霍爾(Struart Hall)強調指出，流散身份認同“既歸屬于母國，同樣也歸屬于他國”，是一種母國與他國之間某個區域的“定位”(position)。這也正是身份認同之所以會因人而異，出現各種不同可能性的原因所在。不同的流散者會作出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身份妥協。同樣，因為這種身份妥協的存在，移民經歷并不一定會建構出一種流散身份認同。相反，身份焦慮使得認同主體可能產生身份危機甚至毀滅，或者也可能導致移民主體更為強烈的反彈，建構出更為穩固的本質主義國族身份認同，因為“流散經歷同樣也能夠再次產生與地點相連的本質主義身份認同，雖然這是流散本應予以超越的”。

　　如果說米蘭·昆德拉在寄居國法國依然堅持個人的身份定位、自我解讀、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在現實生活中與他人、社會、文化等的碰撞、交流過程中焦慮、失落、彷徨、得不到理解，而只能通過流散文學創作將其轉化成為一種純粹個人化的理念追尋，并將之作為文學藝術不懈追求的終極目標的話;那么作為個人主體的程抱一在自我身份、自我解讀、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的定位上，與其所追尋的社會大環境的主流價值因素相一致。在此，個體的需求也是“他者”的渴望，能夠與“他者”互動，并引起其中大多數成員的共鳴。個體企圖獲得的大眾認同的意愿也就在這個有著共同價值取向的磁場里得以實現。這些都是由各自內心深處的不同類型身份認同觀決定的。顯然，較之米蘭·昆德拉，程抱一通過流散文學創作重建流散身份認同的努力讓他走得更遠，取得的成就也更大。

　　程抱一出生在一個中國的書香門第家庭。大學期間，他獲得獎學金選擇赴法留學。最初的法蘭西生活中，程抱一艱難求學，最終獲得高校教師資格，總算在異國他鄉扎穩了腳跟。隨著知識不斷積累，他的研究成果獲得了法國文化圈著名學者的推崇。正是與這些法國當代文化名人的密切交往，才使得程抱一能夠站在更高的層次“努力呈現中國實際智慧的精髓”。他從“中國留學生”到“文化移民”再到“法蘭西院士”的三種文化身份轉變，使得他早期遭遇過文化斷裂的痛苦、身份焦慮的彷徨，中期經歷了中法文化融合的洗禮確定了未來的身份認同方向，晚年則通過創作小說《天一言》(Le dit de Tianyi)開啟了選擇建構主義的流散身份認同重構。

　　程抱一的首部法文小說《天一言》展現了人類共同命運的格局。它不是普通“親身經歷”的如實紀錄或是 “借題發揮”的政論，而是一部內涵豐富的流散文學作品。《天一言》描述了20世紀曲折多變的個人家庭背景和社會背景，展現了華裔文化人的流散漂泊生活歷程與心路發展，反映了一代流散飄零者從身份焦慮危機到確立身份認同，并通過對人生與藝術的不懈追求完成了文化身份的重構。程抱一的流散寫作刻畫了東西方社會生活的風俗畫卷，挖掘表現生命底蘊的細節，思考人類命運的哲學未來。程抱一在東西文化融會貫通之后表現出來的蕪雜多姿的豐富性與其所追尋的法蘭西社會文化大環境的主流價值因素相一致，既是作者的需求也是“他者”的渴望。在 “他”與“他者”互動的過程中，程抱一的流散文學作品《天一言》使得法國主流文化圈的大多數成員產生思想共鳴。正是作者運用東西文化兩種視角來觀察，以兼容并包的態度來豐富完善他國文化的心態，最終使得他企圖獲得法國主流社會認同的意愿也就在這個東西文化兼容并包、擁有共同價值取向的文化磁場里得以實現。正是他的流散寫作使得《天一言》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強烈的思辨穿透影響力。因此，毫不夸張地說，《天一言》就是中西文化相交匯的碩果。程抱一以東西方文化交流為目標，孜孜不倦地介紹傳播東西方文化的精髓，運用流散寫作來提升自我思想格局，并以積淀理論修養以及流散文學創作共同地參與構建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橋梁，最后成功地融合了東西方雙重文化身份和雙重文化視角，建構了嶄新的流散文化身份認同，成就了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令人津津樂道的佳話。

　　國際主義的人類身份認同

　　后殖民理論家認為身份不但是被建構的，而且是依賴某種“他者”被建構起來的一套或者一系列的身份。霍米·巴巴提出了“雙重身份”的概念。作為一種身份建構策略，“雙重身份”并不是簡單地說有兩個身份，而是要指出身份協商的重復性，及其連續的重復、修訂、重新定位，沒有哪次重復與前面的是一樣的。后殖民主義否定身份的單一、靜止、固定性，而認為身份是個可以協商、變動、有多重因素相互混雜，需要不斷重新定位的過程。國際主義的人類身份認同是指個人不再擁有恒定不變的身份認同感，身份成了一個混雜的、不斷協商、不斷修訂、不斷重新定位的循環過程。

　　顯而易見，勒·克萊齊奧與程抱一所追求的大方向相同，但前者不局限在更新之后靜止固定的身份認同狀態，而是隨著流散生活經歷而不斷混雜、協商、修訂、重塑自我身份認同。勒·克萊齊奧的終極目標是“國際主義寫作”實踐，即將身份認同的參照范圍突破單一具體的家庭、民族、國家的框架，試圖站在全人類的宏觀視角來建構國際主義人類身份認同。

　　勒·克萊齊奧對身份認同的思考，并未局限于理論界關于本質主義—建構主義的二元矛盾，而是以其倡導的 “國際主義寫作”實踐，突破了理論界這種二元身份認同觀，將身份認同的參照范圍從國族、流散拓展至整個人類。“流散”既是作家漂泊的生活狀態，也是作家小說中漂泊人物的寫照。勒·克萊齊奧進行流散寫作的位置是在多元文化雜糅碰撞的法國本土。他一如一位在異域生活里不斷艱難跋涉的流散作家，在地平線的一端和另一個時空中不懈地尋覓帶有“逃離”與“回歸”主題的流散書寫生活方式。在各大陸間不斷漂移是勒·克萊齊奧流散寫作的主要特征。當他把目光轉向異域，將其作為他流散寫作的轉折點時，他的家庭背景和年輕經歷幫助他站在“他者” 的角度來觀察思考世界。面對日趨僵化、虛偽、失去人性的西方文明，他意識到只有轉向其他文明才能得救，才能重啟文明更新發展的新進程。通過流散寫作方式，勒·克萊齊奧試圖尋覓現代文明所丟棄的，但被沙漠民族完好保存的原始豐饒的文明記憶。他身處異域文化氛圍不是為了沉迷異域情調，而是為了喚醒潛藏的文化身份意識，找回心中憧憬的以多元文化為底色的統一世界、繁榮的大同社會。

　　勒·克萊齊奧希望通過流散書寫的方式，展示了異域民族與眾不同的特殊價值。他堅信多元文化能夠幫助各民族完成統一，達到人類世界的終極理想。在以流散書寫方式來書寫邊緣生活以及建構邊緣生活空間的過程中，勒·克萊齊奧的流散文學創作對文化身份意識的認同與重構，實際上就是其構建多元文化身份意識的內心寫照。在他的全部創作中，勒·克萊齊奧的身份認同觀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呈現出演化發展的軌跡。擁有流散經歷的勒·克萊齊奧對小說人物的各種身份認同，即便是本質主義的國族身份認同，都抱有同情和包容的態度。勒·克萊齊奧這種動態發展、包容多元的身份認同觀，也正是建構主義和他所倡導的“國際主義”身份認同的題中之意。

　　結語當代法國文學涉及的思潮、主題、流派的范圍宏大而又寬廣，上文主要分析和評介的僅僅是其中的流散文學主題。這些當代法國著名流散文學作家試圖從不同層面揭示后現代多元語境下他們內心深處的無奈與焦慮。我們以米蘭·昆德拉、程抱一、勒·克萊齊奧的創作傾向為研究對象，既研究流散文學作家以特殊族群的生活方式在異國他鄉從事流散文學寫作的文學價值，又研究他們及其流散文學中的主人公在文化身份意識上所共同具有的模糊性、流動性和嬗變性的文化內涵。上述三位典型作家都以其獨特的視角，生動地描繪了身處異域，在異質文化中艱難跋涉的曲折心曲，深刻揭示了因文化身份意識含混不清而導致內心變化多端的情感糾結。因此，在當代法國流散文學中，通過對小說人物的國族身份認同、流散身份認同和人類身份認同的敘述，不僅觀照了理論界流行的本質主義和建構主義身份認同觀，而且通過勒·克萊齊奧的“國際主義寫作”實踐突破了已有的身份認同理論框架，將身份認同的“他者”置于整個人類范圍之中進行思考，這極大地拓寬我們的研究視野進而取得比較深入的研究成果。

　　芻議文化身份在當代法國流散文學中的表征相關論文期刊你還可以閱讀：《國外文學文學學術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