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即為租，“典妻”指的是因諸多因素將屬于自己的妻子租給其他人，“典妻”在入門之后誕下的子女應該歸于典方，也就是招租人，典當期滿之后才能只身回歸夫家。此類行為已經盛行上千年歷史。“典妻”行為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延續子嗣，實際上“典妻”還可以稱之為典子，在現代角度又稱借腹生子。在沒有子嗣的狀況下，通過各類手段獲得子嗣變成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典妻”因此而得名，且其逐漸成為很常見的輔助婚姻手段之一，在當時那個年代，社會上特別是農村之中常見“典妻”情況。

　　一、批判與精神悲劇的呈現

　　以“典妻”為題材的相關作品中，具體包括兩種女性呈現于作品之中：一種是被典出的女性，另一種是典方的妻子。上千年的封建歷史鑄就了封建的理論與森嚴等級的制度，在這些等級體系中，農村作為最基層，但封建倫理與男尊女卑封建的思想將農村女性放在了最底層。對這種題材作品的關注，勢必會將目光置于被出典的女性身上。她們既是人妻又是人母，還如同貨物般被隨意買賣。在她們的生活無以為繼的同時，“典妻”成為換取金錢的首選途徑。例如，《賭徒吉順》是一部在魯迅先生的影響下創作的鄉村文學代表作，創作于1925年的上海，是為以現代化眼光透視自己家鄉傳統風俗反思與批判的代表作。在該著作中，由于賭徒吉順的家庭較富裕，針對財產觀念比較淡化，使自己踏上了一條賭博的不歸路，最終將家產揮霍一空，妻兒因此過上了貧困的生活，吉順沉迷于賭博，有的時候也會自我反省，但一想到賭博可能回本，將所有希望又投入賭博之中，所以在文輔先生的規勸下，讓他典當妻子時，他當時并沒有在意。在又一次賭博輸了以后，他在消沉當中見到了妻兒的悲慘境遇，在巨大的沖擊下，為了妻兒不被餓死，也為了解脫自己，他典當了妻子，但典當妻子獲得的報酬遠遠低于他所希望得到的報酬，也無法應急，所以他在失望的沖擊下，開始身陷深深的自責與懺悔之中。

　　早期牽涉到“典妻”題材的小說《賭徒吉順》與現代化文學中不同時期的“典妻”題材小說有很多不同之處，相同的是因貧困而典當妻子，但吉順“典妻”并非天災人禍導致的貧窮，恰恰相反，吉順其實是一個生活在富裕家庭的孩子，剛開始他占據了父親的財產，身懷泥水匠的好手藝，經濟收入不錯，他的貧窮是因為自己的原因導致的。所以，《賭徒吉順》的重心并非是吉順貧困，而在于吉順“典妻”之前與之后的心路歷程，從“典妻”之前由于自身沉迷于賭博而沒有能力撫養妻女的懊悔到“典妻”中他狂妄自大再到“典妻”之后后悔失望的歷程，作家將希望寄于吉順的自我覺醒。

　　二、批判階級壓迫

　　千年以來，傳統的封建思想無情地壓迫著女性，使女性成了物件、財產、工具，最后才是一個人。同時，一直被排擠在經濟社會的范圍以外，讓女性形成了自我奴役的狀態，可將此類自我奴役視為安于現狀的現象。雖說傳統的封建思想已經根深蒂固，但通過“典妻”相關作品，也可以看到女性的反抗。雖說女性是在迫于無奈的情況下反抗，而這反抗微不足道，但也是對傳統封建思想的挑戰。例如，《蚯蚓們》中的李小媳婦在夫家收到“典妻”的錢財后，在被人勸告下，她向李小要錢當作孩子以后的私房錢。她心中只關心孩子，要錢是為了給孩子以后用。雖說這一行為是在別人勸告下做出來的，但這是以前從沒有做過的事情。在《為奴隸的母親》中，春寶的娘被典當到秀才家以后，從此過上了富裕舒適的生活，日子一天天過去，舊時的家，逐漸被她遺忘，而眼前的生活才是她所熟悉的。春寶的娘甚至產生了一個想法：等以前久病的丈夫去世以后，她就能永遠的留在這個家，再祈求秀才也將春寶帶回來。現下她唯一的牽掛就是孩子，她想盡所有讓孩子和自己生活好點的辦法。春寶娘和李小媳婦嘗試借鑒外力讓自己和孩子脫離原先那個家的困境，過上幸福生活，雖說屬于一種無奈的抗爭，但出現在這個時期的作品中卻顯得彌足珍貴。

　　三、關注艱難時代下基層人民的命運

　　在左翼文學思想的影響下，一些不是左翼的作家也開始對基層人民的不幸命運給予了關注，重視對作品社會內涵的深化，不同之處在于他們重視的并非是階級差異的表現和分析，而是從社會民眾角度去思考窮人不幸命運的表現。

　　在《生人妻》中，將夫妻視為一個整體，通過二人情感維系感情，在某種程度上，完全掙脫了男權社會中男女之間的隔膜和割裂，將重心置于他們在生活與困難面前共同承擔與面對的表現。《生人妻》作品中，丈夫的男權意識仍然很強，表現在日常生活中他的脾氣暴躁，會動手打妻子，導致妻子一見到他生氣就會因為害怕往外走，他在生氣的時候甚至還會拿起磚頭打向妻子的頭。但他對妻子并非一點情意都沒有，由于賣妻，他備受妻子的指責時，不會和《為奴隸的母親》中的丈夫一般不耐煩地走出家門，而是表現出在面對貧困時的迷茫和懊惱，他與妻子一樣非常痛苦，更能呈現出他并非無情，他有情的地方表現在將妻子使用多年的簪子贖了回來，因為他體諒即將離家的妻子當時的孤獨心情，希望有個妻子的舊物件能夠陪伴著自己。妻子對待丈夫更加有情，在她看到使用多年的簪子被丈夫贖回來后非常感動，她明知簪子對自己而言只是精神方面的一種安慰，而對于丈夫而言屬于生存的支柱，“銀簪作為一柄鋒利的利劍，為他們打開了心中的隔膜，在被劃開的裂縫中體現出真誠淳樸的感情。”妻子對丈夫有情還表現在以下幾個細節方面，如即便她即將離家孤獨漂泊，還不忘關心丈夫別忘了桑樹上晾著的他的汗衣，關注瑣事與當時的悲傷場景反差很大，外加一句“當家的”展現出她對于丈夫的關懷與依賴;她受到胡大斥責非常委屈的時候，首先想到了丈夫，想他如果了解到了自己的痛苦，就算窮死也不能同意讓自己過來，她驚慌逃跑時被石場的石頭劃傷了，清醒后立馬想到自己逃跑了丈夫會不會被連累。妻子和丈夫在這里對待雙方已經不再冷漠，而是被貧困生活捆綁在一起的獸，即便人分來了心仍舊在一起。

　　四、結語

　　總之，在五四運動后，小說作家在進行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與原先不同的是以人道主義立場塑造女性形象，因此能夠將當時社會的風貌真實還原。身為作家，通過現實主義精神揭示與反觀農村熟悉的生活，是對魯迅先生說過的“揭除病痛，獲得療救關注”做到切實領悟。作家選擇社會最底層農村婦女的形象展開描寫，為后人記錄了那個時代非常悲慘與貧困的生活情景。

　　參考文獻

　　[1]楊茗中國現代文學中“典妻題材作品的女性形象分析[J].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 2008000(003):73-74.

　　[2]趙丹中國現代文學中“典妻題材作品的主題流變[J].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000(001):40-45.

　　《中國文學作品中“典妻”女性形象分析》來源：《今古文創》，作者：李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