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西歐社會黨面臨新的挑戰。它們都在關注社會民主主義的革新問題，法國社會黨在這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它既強調不與資本主義決裂，又堅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既堅持改良主義，又強調國家的“主觀能動性”;同時還強調自己是一個“跨階級的政黨”，提倡多元主義政治。

　

　《當代亞太》連續五屆榮獲北大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2011)、北大核心期刊(2008)、北大核心期刊(2004)、北大核心期刊(2000)、北大核心期刊(1996)。并獲得“人民大學期刊國際政治類轉載連續幾年位居前列(前20名)”的稱號。

　　20 世紀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以來，西歐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不同程度地遭到挫折。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快發展和冷戰的結束，它們又面臨新的挑戰。盡管1994 年以后出現了西歐社會黨復興的勢頭(目前已出現下滑的趨勢) ，但是執政的社會黨仍然需要解決一個關鍵問題：如何革新社會民主主義理論以適應不斷發展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現實，同時把當前的實用主義政策與綱領中的遠景目標結合起來以保持自己作為社會主義政黨的身份特征。目前各國社會民主黨都在關注社會民主主義的革新問題，法國社會黨及其領袖列奧·若斯潘在這方面作了重大的努力，本文擬對此作初步的分析和評價。

　　一、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的看法

　　從近年來法國社會黨的文件和若斯潘的言論看來，法國社會黨一方面強調在目前世界發生深刻變化的時期必須“重新思考與資本主義的關系”，必須“堅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關系”， 另一方面又承認黨必須在其中開展活動的客觀現實，不主張與資本主義制度決裂。前一種態度確定了它作為社會主義政黨的特征，后一種態度說明它是一個改良主義的黨。

　　若斯潘在1999 年春天與《社會主義評論》雜志負責人談話時說，資本主義“確實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力量，但是這個力量憑其自身是既不能指明方向，也不能產生計劃，也不具有意義的——而所有這些都是一個社會所不能缺少的因素”;資本主義這個力量“是在向前進， 但是它不知道走向哪里”。他還指出，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金融活動以“光速”進行，生產活動卻以“聲速”進行，二者之間出現“斷裂”，資本主義的雙重特征表現得更加突出了。1998 年世界金融危機正是這一情況的表現，它證明必須對資本主義實行調控，防止它的所謂的“自然的”機制對社會制度起支配作用。

　　法國社會黨對市場經濟的態度也有兩面性。它承認市場經濟的突出優點，同時指出它的局限性。1999 年11 月8 日若斯潘在社會黨國際巴黎代表大會上發表的演講中說：“關于財富的創造和資源的分配，市場和計劃相比的優越性是不容爭辯的。

　　市場是一個有效的、可貴的工具，但只不過是一個工具。它應當始終為社會服務。就其本身而言，市場既不產生意義，也不產生計劃。”法國社會黨反對新自由主義絕對推崇市場自由的觀點，認為“市場不會自發地導致經濟的最佳狀態，相反，它有可能導致自然界的退化和社會的分崩離析。”根據這樣的觀點，若斯潘1998 年6 月19 日在華盛頓會見記者時提出了一個簡練的表述方式：“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社會。”現在這句話已成了他的座右銘，不僅在法國黨的文件中反復出現，而且已被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接受。這句話雖然簡練有力，實際上不過是法國1990年3 月雷恩代表大會通過的新的《原則聲明》中的有關觀點的概括。《原則聲明》一方面表示“不否認市場規則”，同時又說：“在決定公民培訓(學校、大學、電視) ，決定生活條件(住宅、健康、環境) 的關鍵部門，社會黨不贊成把市場邏輯當作惟一的決定性邏輯。”當然，若斯潘在提出這一表述方式時作了一些解釋和發揮，使人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法國社會黨的主張。

　　法國左派對若斯潘的這句話是抱批判態度的。巴黎第八大學教授丹尼爾·本賽伊批評若斯潘的勇氣只表現在“承認市場經濟而不承認被稱為‘市場社會’的那種‘社會的全盤市場化’。似乎這兩者之間是不存在邏輯關系的!”不過，我認為，若斯潘的這句話恰恰反映了上述對資本主義的雙重態度。

　　所謂“不要市場社會”包括如下的意義：首先反對社會的全面商品化，認為“在人道社會中并非所有財富都是商品”。人的勞動和精神創作、人的軀體、人的健康都不能簡單地被看成商品。人類的環境也不是商品，人類必須對后代負責，不能把對后代的責任當作商品來交易。其次，不應當把利潤法則當作衡量價值的惟一標準。第三，不應當通過市場來分配全部社會財富。但是，另一方面，所謂“不要市場社會”并不是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只是要對它實行調控。若斯潘認為，歷史的教訓是：“對資本主義必須不斷加以控制和調節”，社會主義者不應當屈服于資本主義的所謂的“自然的”性質，而是應當“對抗、控制和改革資本主義”。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若斯潘認為，為了控制和改革資本主義，必須“思考”資本主義，而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的“有用”的部分，也就是它的分析社會現實、分析資本主義的方法是應當被“重新發現的”。

　　但是，若斯潘并不贊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曾經確認一種對世界的科學解釋，但這一奢望現在已經顯示，社會主義不再是一種“教條體系”，而是人們的“政治的和道德的遠景設想”了。這一觀點當然不是法國社會黨所特有的。當代歐洲發達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已經普遍放棄用作為一種制度的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制度的要求，而只是把社會主義看作一系列“基本價值”的實現。也就是說，從“制度替代”轉向了“價值替代”。不過若斯潘作為法國社會黨的領袖和政府首腦在1999 年春天關于應當如何界定社會主義的一段談話，可以說是這個共識的一次十分明確的表述：“本世紀的一個教訓是：已不再能把社會民主主義界定為一種制度。我認為，現在按照制度的概念——資本主義制度、計劃經濟制度——來行動已不是絕對必要的了。我們自己也沒有必要來界定一種制度。我不知道作為制度的社會主義將會是什么樣子的，但是我知道作為價值總和、作為社會運動、作為政治實踐的社會主義可能是什么樣子的。它是一種思想啟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行動方法。它要堅定不移地參照那些既是民主的，又是社會的價值。”這一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在最后點出的“民主的、社會的價值”，正是這些價值決定了“運動”、“實踐”、“生活方式”和“行動綱領”等等的社會主義性質。

　　法國社會黨所尊崇的價值也是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共同具有的，是來自法國大革命提出的三個原則“自由、平等、博愛”。法國社會黨向社會黨國際1999 年巴黎代表大會的提案《走向一個更加公正的世界》重申，這三個原則“迄今仍舊是我們保證遵守的基礎”，把各國社會黨人團結在一起的“首先是我們共同的價值觀”。

　　法國社會黨2001 年制定的新黨章開頭沿用1990 年“原則聲明”，把這些價值具體表述為：“自由、男人和女人的平等與尊嚴、福利、責任和團結一致。”法國黨的其他文件和若斯潘的言論中對社會主義價值的解釋并不是每次都完全相同，但基本內容是一樣的。他們有時也把“公民性”列入基本價值。從文件的解釋中可以看出，“公民性”是指社會黨應當從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為公民創造條件，使他們能享受平等權利和平等參與決策，從而促使基本價值的實現。因此我認為，可以把公民性理解為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能動性綜合，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帶有法國特色的表述。

　　意大利左翼學者諾貝托·博比奧在論述當前政治光譜的中左中右派對立時認為，是否主張平等是左右分野的主要標志。實際上，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是通過強調社會平等或公正來顯示自己作為中左政黨的身份特征的。在它們的綱領中，“公正”和“平等”概念往往交替使用，而“公正”概念可以覆蓋“平等”概念，突出“機會均等”思想，避免把“平等”解釋成平均主義。最近幾年法國社會黨的文件說明，法國社會黨是突出公正或平等價值的地位的。

　　《走向一個更加公正的世界》宣稱：社會黨人在適應新的變化時“并沒有否認對公正的意愿”;社會黨人“希望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和更加人道的社會”，“人道社會應以縮小各種不平等為目標”;“社會民主主義堅持以追求公正理想來表明自己的特點”;在結束語中又重申社會民主主義“體現了人們追求建立在自由基礎上的公正的愿望”。法國社會黨2000 年11 月格勒諾布爾代表大會通過的主流派動議《共同努力，在當前取得能在未來令人信服的成就》中提出“， 縮小不平等依舊是每時每刻需要我們進行的斗爭”，在聯系到政策時又強調要“將與不平等進行斗爭置于我們政策的優先位置”，為此不僅需要“進一步鞏固增長，同時還需要使經濟增長變得更加公正”;“不僅需要關注增長，而且特別需要保障公正的增長。”若斯潘在多次講話中也反復強調反對不平等的斗爭在社會黨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并且說：“本世紀的一個教訓是：沒有自由，社會主義不會存在。但是沒有平等，社會主義也就不再有什么意義。”#p#分頁標題#e#

　　從法國社會黨和若斯潘的言論可以看出，法國社會黨已明確地宣布不再用制度替代，而是用基本價值的實現來界定社會主義。這一觀點也是當代歐洲發達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共識。但和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等相比，法國社會黨確實更加強調平等和公正。特別是考慮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關于修改綱領的討論中已出現為“更加公正的不平等”辯護的論點，法國社會黨的這一特點還是值得重視的。

　　二、社會改良主義和國家的作用

　　對于法國社會黨來說，基本價值是永恒的，它只能逐步實現，因此是一個長遠的目標。既然放棄制度替代，就不能再使用革命的言語，也不能鼓吹與舊制度“決裂”，而只能進行改良。因此若斯潘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是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革新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不斷使目的和手段恰當地結合起來，實行真正的改良主義。若斯潘認為，改良是“將一項政治計劃轉化為行動和使我們的信念獲得生命力的最有效的方法”。和右派不同，社會黨所進行的改良是為社會改造服務的，而對于右派來說，改革就是瓦解公共服務，減少社會保障，否定近幾十年來的進步所取得的成果。對于法國社會黨來說，“改良主義始終是進步的同義詞”。法國社會黨的改良主義在一個重要方面與英國工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有明顯的區別，這就是對凱恩斯主義的態度。

　　自從20 世紀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以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社會民主黨本身還是它們的反對者都普遍認為凱恩斯主義已經過時。但是目前法國社會黨卻反對這樣的看法，而且公開表示它主張新凱恩斯主義。

　　法國社會黨參議員、黨的負責培訓的全國書記亨利·韋伯在批評1999 年6 月布萊爾—施羅德聯合聲明的《第三條道路：分歧在哪里?》一文中說：“在經濟政策方面，新工黨是新自由主義者，法國社會黨是新凱恩斯主義者。”他不贊成吉登斯的分析，不認為新凱恩斯主義即使在歐洲范圍內也已經過時。他說：“若斯潘的政府在1998 年通過重新推動需求和投資的政策促進了增長。如果在歐盟層面實行這樣一種政策，將會取得更加令人信服的效果。”若斯潘的經濟分析委員會成員、經濟學教授讓·皮薩尼費里在《真理、虛張聲勢和緘默》一文中反對把供給政策和需求政策對立起來。他說：“經驗證明，持續增長同時既需要一個好的宏觀經濟，也需要一個好的微觀經濟。關于應當刺激供給還是應當刺激需求的問題，只有在當時當地根據具體的情況提出來才有意義。”法國眾議員、社會黨負責團結互助的全國書記瑪麗索爾·圖蘭在《一次新的社會妥協》一文中說：“認識和承認市場經濟并不禁止一切實行經濟調控和支持增長的政策”，而法國最近兩年來超過歐洲其他國家的經濟成就證明了“革新的凱恩斯主義是有效的。可以通過私人和公共的需求推動增長”。《走向一個更加公正的世界》也表示反對那種認為凱恩斯主義適用于昨天的世界，但不能在“復雜的現代化中存活下來”的看法。

　　盡管法國社會黨在這次執政期間取得一些成績并且十分引以為豪，但是這些成績距離它提出的目標即“更加人道”、“更加公正”的社會仍舊很遠，所謂目標和手段的恰當結合仍舊超不出實用主義，仍不足以突出它與右派的界限和自己的身份特征，因此法國社會黨經常努力宣傳自己的理想或遠景設想，若斯潘把這稱為“夢想”。德國社會民主黨已故領袖勃蘭特在20 世紀80 年代曾經提出要為“具體的烏托邦”奮斗。吉登斯在《超越左與右》一書中也認為自己的思想屬于“烏托邦式的現實主義”。

　　若斯潘和他們一樣，在贊揚改良主義的同時強調：“改良并不是為烏托邦敲響喪鐘。我們不是‘夢想的破壞者’。人們在腳踏實地和打算掌握自己命運的同時完全可以夢想自己的未來。我愿意做一個現實主義烏托邦的建設者。”他在社會黨國際巴黎代表大會上說明社會民主主義能應付現代世界提出的一切問題時也不忘記加上一句：“對夢想的需要嗎? 這是我們的進步愿望的核心，是通過我們對烏托邦的參照得到說明的。”

　　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特別是新凱恩斯主義只有通過現存國家來實行，而新自由主義在反對社會民主主義時也把矛頭指向國家，反對國家干預經濟，要求削減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提倡所謂“最小限度的國家”。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內部既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也有一部分人沒有認識到在新的形勢下對國家的作用和職權、國家干預經濟的力度和方式、國家權力的分配和轉移等方面進行改革的必要性。對于這些問題，法國社會黨是相當重視的。饒勒斯基金會設有專門研究“公共權力”問題的工作小組，由曾任莫魯瓦內閣成員的經濟學家讓·佩雷勒瓦德和現在就業和互助部任職的露西勒·施密德主持。這個小組在2001 年4 月出版了一本題為《改革國家》的小冊子，由原財政部長多米尼克·施特勞斯2康恩作序，而序言的題目竟是“國家在危險中”。此外，若斯潘的言論和法國社會黨批判布萊爾—施羅德聯合聲明的文章，特別是在反對來自新自由主義的批評的時候，也經常涉及國家的作用。正如《改革國家》一書的導言中所說的，“左派需要一個經過改革的國家;因為在面對各種各樣的個人主義的時候，左派不能設想可以沒有一個集體的方案和承擔這一方案的公共權力。”

　　社會黨基本上用“社會契約”理論來界定國家的性質和職能。按照這種看法，當一個或幾個政黨通過選舉獲得多數而上臺執政時，它們就是和廣大公民締結了社會契約。這個契約賦予他們的政府以合法性，但能否履行諾言來滿足公民的要求則是這一合法性能否維持的條件。因此康恩說：“法國每一個公民今后都將期待國家提供質量符合現代化水平的醫療、安全保障、司法、教育和互助，也就是說，要迅速、平等、便宜。”

　　《改革國家》一書關于“為什么要有公共權力?”的一章正是這樣來論證國家取得合法性的三個來源的：第一，國家對外代表法蘭西民族的形象(盡管它只是這一形象的一部分) ;第二，它根據所有的人都平等享有權利的原則創造社會聯系;第三，它組織并且部分地提供社會服務。這兩種對國家合法性的論證實際上都已涉及國家的職能。從《改革國家》一書來看，“公共權力”工作小組仍舊認為國家具有多方面的職能。國家既是民族權威的保證，又是社會公正的保障，還是有關團結的求助對象、社會組織者和法律的保障者。

　　工作小組還強調，在法國，人們很自然地(撇開自由主義的蠱惑宣傳不說) 認為國家是為大多數人，特別是境遇不佳的人服務的。它主要是以這樣的身份保證民族團結的。國家意味著免費教育，以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價格使用交通工具，保證貧困者能獲得優質醫療。而左派政黨對于“從進步的角度把國家界定為公共服務的國家是起決定作用的。”從這些論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國社會黨在國家作用方面的觀點與新自由主義的區別。

　　工作小組還結合法國的特點分析公民對國家的態度，認為公民對國家的不滿和指責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認為國家干預太多，特別是大企業和大工會組織有這樣的看法;另一方面是認為國家未能很好地維護已經取得的社會成果，例如公共服務質量降低、治安和醫療方面的保障削弱以及在反對新的不平等方面軟弱無力等等。總之，國家在它不該起作用的地方起了作用，在不可缺少它的地方卻沒有充分發揮作用。這兩種有時似乎矛盾的意見說明，公民希望有一個“精簡而有效的、能夠保證平等享受權利的國家”。因此，受到質疑的不是國家的行為，而是“當國家的偉大哲學目標(平等、再分配、調控) 難以得到具體的、可以看得見的表述時，人們對它的效率感到不滿。正因如此，對國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對它進行干預的新的方式的思考決定的”。法國社會黨反對新自由主義提出的“更小的國家”的主張，認為應當就怎樣才能實現“更好的國家”進行討論。這可以說是當前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一個共識。在論述法國社會黨的國家理論時，必須提到所謂國家的“主觀能動性”或“意志能動性”。這個詞的原文是“voluntarisme”，作為哲學名詞，通常譯為“唯意志論”，是帶有貶義的，一般使用時也是指憑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法國社會黨人喜歡從積極的意義上用這個詞，表示反對“宿命論”的態度，不向資本主義的現實屈服而是力圖駕馭它的能動精神，因此我在這里把它譯為“意志能動性”或“主觀能動性”。法國社會黨是主張由國家對經濟實行調控的，也就是“政治優先于經濟”。若斯潘在論證這一主張時反復使用“意志能動性”一詞。例如他說：“不可缺少的對資本主義的調控需要公共權力發揮意志能動性。”

　　他進一步指出，這種意志能動性是“一種需要加以探討的，不把國家和市場對立起來的合作性平衡。它是一種新的聯盟”。他在談到對全球化的態度時又說，應當“采取一種理性思考的，既是清醒的又發揮意志能動性的辦法。我們認識并且完全接受全球化。但是對我們來說，它不是一個命運注定的目標。它本身就是人創造出來的。我們打算對資本主義和世界經濟實行調控”。

　　而以下一段話更是他對國家作用的概括表述：“國家可以在不必取代社會的其他行為主體的情況下起必不可少的推動作用。通常的情況甚至是惟有國家才能排除阻礙社會按自己愿望向前發展的那些陳舊的障礙。我們把這種做法稱為意志能動性。”當然，這種主觀能動精神是以承認現實為前提的，是“從現實出發來改造現實的”，因此這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意志能動性”。

　　以下兩個方面可以說明，法國社會黨對國家職能的運用是尊重現實的，又是積極主動的。前一方面首先表現在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態度上。法國社會黨過去是積極主張實行國有化的。1973 年的《原則聲明》主張“投資手段、生產資料以及交換手段的逐漸社會化”。但是1990 年3 月雷恩代表大會修改通過的《原則聲明》在對資本主義作了一些批評之后表示：“社會黨贊成混合經濟的社會，這個社會在否認市場規則的情況下，賦予公共權力及社會團體以實現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目標的手段。”2001 年11 月格勒諾布爾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開頭仍舊保留這個《原則聲明》。#p#分頁標題#e#

　　以上情況說明，近十年來法國社會黨已經改變了對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化的態度。若斯潘在講話中涉及這一方面時表示，除了在某些涉及國家安全或某些不能由市場解決的公共服務目標時仍有必要采取公有制以外，應當實行與法國或外國的，特別是歐洲的私有企業的“工業聯盟”，不應當以“資本的公共占有份額應占多數為理由來阻礙這種聯盟”，即使在尖端工業或具有戰略意義的工業部門也可以這樣做，因為這種聯盟可以使法國工業政策的目的即就業、增長、加強法國企業的經濟和工業實力以及法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實現。若斯潘說：“如果為了捍衛這些目標，需要一個公共企業向資本開放，也就是使它私有化，我們是會贊同的。”另一方面，法國社會黨又認為，在世界資本主義取得新發展的情況下，社會黨人應當關心使本國的生產機構保持競爭能力。因此法國采取強有力的工業政策來重組或創建世界規模的工業集團。

　　在當前的新技術革命和交換全球化的條件下，國家對創新也承擔責任，政府對新的信息和通訊技術的發展給予重大的支持，因為企業在這方面的態度是害怕風險的，國家在這方面應當發揮意志能動性。除此之外，在基礎設施、交通、教育、研究等方面，國家作為投資者都能充分發揮促進作用。國家也要關心改善企業的環境，還要為市場的良好運作制定規則并且保證它們得到遵守。

　　法國社會黨企圖通過這樣發揮國家的作用來達到國家與市場的“合作性平衡”：“市場負責貨物和服務的交換、財富的創造、資源的配置、對經濟風險的補償。國家則承擔調控、保護、社會團結、公正、安全以及對一個民族賴以聚集力量以便向未來突進的那些原則的確認。”但是若斯潘反對那種認為傳統的社會民主黨人僅僅是“再分配論者”的說法，認為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關心生產，關心以更加有效、更加公正的方式創造財富。生產發展了，才能為再分配創造條件。從上面引用的關于國家職能的論述也可以看出這一點，問題在于如何掌握國家介入的“度”，而這正是法國社會黨所追求的“合作性平衡”。

　　正如《改革國家》一書的書名所表明的，法國社會黨不僅關心恰當地確定國家干預經濟的范圍和方式，而且要致力于改革國家機構本身。首先，“(離人民) 遙遠的和無所不能的國家模式已經過時了”。公共決策過程應當具有透明性，使公民能了解國家的運作機制，衡量它的代價，評估它的重要性。這種透明性要與公民責任的加強結合起來，促成真正的參與性民主。“國家已不再是至高無上的，它應當(與其他機構) 分享自己的權力。”

　　國家的某些職能有時是由于傳統和歷史繼承性而賦予它的，它在這方面的效率和其他干預方式相比并不更高，目前國家應當把這些職能委派給別的機構。但是，在一個更加復雜的世界上，國家應當處于多樣性的和分散的決策的中心，為政治凝聚力和集體計劃的方向提供保證。“國家應當成為公共生活的偉大建筑師，多樣性的公共干預的組織者。”國家還應當更多地成為“面向未來的鼓舞者和解釋者”。

　　饒勒斯基金會的公共權力小組認為，目前的政治應當愈來愈成為“伙伴分享制”(partenariale) ，而國家應當組織三方面的伙伴關系。第一，民族國家與歐洲之間，其內容和方式必須經過民主的辯論才能確定。第二，國家和社會伙伴之間，包括國家和企業、工會、各種協會之間的伙伴關系。為了在這方面結成契約，必須使這些伙伴的眼光超越維護本身“既得權利”的保守觀點，使它們認識到國家內部的改革是全體人員的事，它有可能成為領導人和全體行為主體共同承擔的一項計劃。這方面的伙伴關系與社會福利的改革是密切相關的。第三，國家與地方集體之間，也就是權力的非集中化(或分散化) 。

　　法國社會黨對國家改革的重視是西方發達國家普遍的對現存民主制的不滿和改革要求的反映。《改革國家》一書中一再強調：“一個停滯不動的國家是一個處于危險中的國家”，“如果停滯不動，它就不可救藥。”書中甚至說：“如果沒有確定一項新的社會契約，那么隨著政治被公民拋棄，國家就有被政治拋棄的危險”，而“為了恢復國家和公民之間的相互信任，在國家和其他治理場所之間更好地重新分配任務是必不可少的。”

　　從書中的論述可以看出，法國左派政黨比右派更加重視這一問題，法國社會黨當然要把這當作自己的一項主要任務。

　　三、政治方面的多元主義

　　法國社會黨提倡多元主義政治，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從階級基礎上說，法國社會黨主張以機會均等為原則來團結社會各階級，強調自己是一個“跨階級的政黨”。法國社會黨認為，隨著近幾十年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國的社會雖然仍舊是由階級構成的，“但是它們之間的界限常常不很清楚，而且變動不定”。在組成社會的這些不同的社會群體中，中產階級是社會的核心，對經濟增長起著特殊作用。平民階級盡管已發生變化，但并沒有消失。而持續20 年的大規模失業也導致了“被社會排斥群體”的產生。因此“， 社會民主黨人應同時考慮被社會排斥者，平民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利益和愿望”。

　　這里所說的中產階級包括高級和中級職員、中小企業家、自由職業者等等，平民階級則包括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和低級職員。法國社會黨對這些階層或群體進行了分析，認為它們的利益盡管各自不同，有時甚至背道而馳，但是也有共同關心的事。中產階級從總體上說對當前社會是滿意的，不愿意為增加平等而付出代價，但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感到經濟方面的極端自由主義的威脅，因此并不會“自發地被右派爭取過去”。而就生活方式和習俗而言，他們認為左派更加現代化。中小企業的創辦者和管理者也認為左派關心創新、精簡行政機構并愿意承擔風險。平民階級過去在第二部門人數眾多，今天也存在于服務部門。他們勞動艱苦，環境差，收入低，社會黨要努力提高他們的購買力，改變他們生活不穩定和缺乏保障的處境。對于“被社會排斥者”則要實行“能動的一體化”政策，盡最大可能使他們回到生產過程中，回到社會的懷抱。所有這些階層都關心增加就業、改善教育制度、鞏固社會保障，因此他們可以贊同法國社會黨的政治計劃和改造社會的計劃。法國社會黨把這三個社會群體看作自己的社會基礎，聲稱“要在各個階層之間進行最恰當的仲裁”。這就是社會黨的“新聯盟”政策。這里的核心問題仍舊是平等。若斯潘認為：“圍繞機會平等把各社會階級團結起來是可能的。”社會黨要爭取使所有的人都能過穩定的生活。“穩定是一種權利。不穩定是另一種不公正。”除了法國社會黨之外，法國的左派政黨還有共產黨、綠黨和左派激進黨，社會黨在競選時要和這些政黨爭奪選民，有時也聯合起來對抗右派(盡管后來破裂了) 。1997 年社會黨上臺時仍是搞左派聯盟，包括共產黨、綠黨、左翼激進黨和公民運動。若斯潘稱這種聯合體系為“多元的多數派”，認為社會黨的再起要部分地歸功于這種聯合。若斯潘認為這種“多元的多數派”是受到法國人歡迎的，比只此一家的“社會民主主義”一詞更合適。

　　若斯潘認為，為了實現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整個左派制定了一個“新的政治合題”。這個合題把社會黨的、共產黨的、激進派的、公民運動的和生態主義的不同政治觀點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共同的計劃，既注意到它們的差別性，又保證了一致性。“法國社會黨作為多數派的主要力量，順理成章地處于這一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造運動的核心。但多數派的每一個組成部分都對這一新的合題作出了貢獻。”

　　在歐洲層次，法國社會黨主張各國社會黨齊心協力，建設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但是必須重視本國的民族特點并且尊重別國的民族特點，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必須是多元的。若斯潘高度稱贊歐洲社會民主黨1999 年3 月米蘭代表大會通過的《為1999 年歐洲選舉發表的宣言》，認為其中作出的21 項承諾包含了“就業的歐洲”、“社會的歐洲”、“民主的歐洲”、“強大的歐洲”這四個方面。“在這個方案里可以找到作為社會主義起源的所有價值：公民性，社會公正，民主，對集體命運的掌握，進步的意愿和控制這一進步的意愿，向多極化世界的開放。”

　　另一方面，他強調，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必須懂得：“對本國的現實狀況、本國的歷史、意識形態方面的參照、政治格局的構成必須絕對地加以考慮和維護。”各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都有自己的特色，因此談論所謂的“最好的道路”或者在所謂的“布萊爾模式”、“施羅德模式”、“若斯潘模式”之間進行選擇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從布萊爾提出“第三條道路”開始，法國社會黨就不贊成，從來不在文件中使用這個詞。若斯潘認為，當前“整個歐洲所有的社會主義的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力量都在從事理論上和政治上的重新建設”，而“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英國從事這種重新建設時所采取的“民族形式”。他在2000 年11 月法國社會黨格勒諾布爾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說：“對于三年來流行的所謂第三條道路的說法，今后可以把它的實質理解成帶有工黨歷史特征的一國嘗試。它也許是適合英國的條件的，帶有濃厚的自由主義特點，但畢竟是很難‘輸出’的。”

　　從上面最后這句話可以看出若斯潘對第三條道路的自由主義傾向的指責。1999 年8 月29 日他在社會黨暑期大學所作的關于“新聯盟”的講話中也說過：“我們不搞‘社會自由主義’。我們的態度與我們的朋友托尼·布萊爾和格爾哈德·施羅德的宣言(指兩人的共同聲明——引者) 中表現的態度不一樣。我們是一個團結在一種現代社會主義周圍的左翼革新派。”這顯然也是對布萊爾和施羅德的溫和的批評。但是饒勒斯基金會在布萊爾和施羅德共同發表聲明兩個月后就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布萊爾—施羅德“宣言”：批判的分析》，其中收入聲明的法文譯本和5 篇文章。這里批評的調子就高多了，涉及英國工黨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態度，凱恩斯主義的意義，國家的作用等方面。這本小冊子對布萊爾的批評不是停留在指出他的“第三條道路”的新自由主義傾向，而是進一步分析了“工黨思想”(labourism) 與自由主義在歷史上根深蒂固的聯系，認為布萊爾的“政治雄心”是要使“社會主義傳統和自由主義傳統和解”，而在他看來，在工黨學說中，這兩個傳統“從來沒有分開過”。另一方面，小冊子指出這個共同聲明就是“對英國在歐洲的作用的重新確認”，而為‘第三條道路’進行的斗爭則代表了它的“前哨陣地”。

　　自從布萊爾上臺以來，他的智囊就企圖傳播“英國回到歐洲并且以‘第三條道路’為基礎在歐盟中占據領導地位的必要性”的思想。布萊爾和施羅德共同聲明的深刻意義也正是布萊爾行動的核心所在：“依靠‘第三條道路’加強英國在歐洲的地位。”布萊爾實際上是想把“第三條道路”模式作為新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范式甚至是世界社會民主主義范式來推廣的。而法國社會黨則強調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多元性，這可以說是對布萊爾的這一挑戰的回答。對于施羅德，法國社會黨指出，他在執政初期還強調把就業問題和社會政策放在歐洲政策的中心地位，但到1999 年春天與拉封丹決裂后已趨向于一種屬于“社會自由主義”性質的經濟政策，所關心的更多的是市場的自由、企業財政負擔的削減，而不是“組織和結構”問題;布萊爾與施羅德共同聲明正是這一轉變的標志。

　　盡管如此，法國社會黨對英、德兩黨的批評還是注意分寸的。例如布韋在指出彼此之間的深刻分歧時仍強調所采取的政策很大一部分是一致的，而且大家的最終目的是一樣的，這就是若斯潘提出并且被布萊爾和施羅德接受的公式：要市場經濟，不要市場社會。其次，對他們的政策的積極的方面仍加以肯定。例如布韋說，“第三條道路表現為一種嘗試，它要堅決站在左邊來革新本身已經十分‘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不能把布萊爾的新工黨簡單化成為‘帶有人道面目的撒切爾主義’，正如不能把法國社會主義與‘主張’國家干涉主義(étatisme) 的老左派等同起來一樣。”

　　綜上所述，法國社會黨近幾年來確實努力在維護社會民主主義基本價值的前提下，適應現代化的條件而進行社會主義理論的革新。它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國家干預作用的強調、對左右政治分野的堅持等方面和英、德兩國的黨相比確有差別，而且在社會民主黨陣營里已經引起重視。德國社會民主黨基本價值委員會在其為準備制定新綱領的討論提供的文件《第三條道路——新中間派。全球化時代社會民主主義改革政治的特征》中把法國與英國、荷蘭、瑞典列為四種不同的改革模式，承認“在西歐所有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中間，法國社會黨似乎是最堅定地擁護傳統的、國家干涉主義的政策的”，也肯定它“按照社會的標準在政治上對經濟進行調控的想法受到很多法國選民的贊同”，同時指出它的若干優點和缺點。從法國社會黨方面來說，若斯潘等人是針對英、德兩黨特別是英國工黨在理論方面的“挑戰”而提出自己的觀點的，它對自己在這方面的成就感到十分自豪。芬歇爾斯泰因在《現代社會主義》一書的序言中一開頭就說：“打賭贏了：列奧內爾·若斯潘曾經面臨被限制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邊緣的危險，但從今以后他已占據了核心地位。”

　　這種說法當然有些夸大。實際上法國社會黨的理論和實踐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它四年來的執政盡管有一些成績，但法國人民對它并不是很滿意，最近的總統選舉就是很好的證明。盡管如此，從長遠來看，它在更新社會民主主義理論方面的努力仍舊是值得重視和認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