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法律中對婚姻關系也做出了一些相關政策，一夫一妻制是婚姻法中最基本的要求。隨著社會的發展，一些人也會觸犯法律犯下重婚罪。那么什么是重婚罪呢，構成重婚罪的條件有哪些？本文是一篇婚姻家庭法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 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

　　摘 要：重婚罪的司法適用率越來越低，以致無力有效應對不斷上升的重婚犯罪的反�，F象，已嚴重威脅到我國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應當摒棄以非罪化或罪輕化這兩種思維模式應對重婚罪的司法衰微，重新認識重婚罪中的“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行為，從司法上遏制重婚現象的蔓延之勢。

　　關鍵詞：夫妻名義,同居,重婚,構成要件,認定

　　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與提高，從溫飽步入小康社會，并向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邁進。然而伴隨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也產生了許多新的問題，在現今物欲橫流、紙醉金迷的生活中，為了經濟利益或者其他非法利益，小三、情人、納妾、“包二奶”、重婚等許多非婚姻兩性關系司空見慣，其行為正在破壞婚姻家庭關系，挑戰我國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特別是刑法規定“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行為模棱兩可，不細致，不明確，可操作性非常弱，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對“以夫妻名義同居”的理解，許多司法界人員望文生義，做出表面意義或者說是字面意義的理解，在證據的搜集與認定方面，斷章取義的理解與適用，司法尺度不一，法官自由裁量性大，導致重婚罪的司法適用率越來越低，許多地方基層法院許多年都沒有審理過重婚案件，重婚罪大有名存實亡、形同虛設的趨勢，有學者甚至將其稱為“重婚罪的司法衰微”[1]。本文將從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立法歷史、立法本意;構成要件;證據的收集與認定;第三人賠償制度等方面對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做全面論述，希望對維持穩定的婚姻家庭關系，保護合法婚姻當事人的權益，保障我國的一夫一妻制度，維護社會的安定和諧有所裨益。

　　一、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立法歷史、立法本意

　　通過追本溯源，可以發現，刑法上關于“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規定，來源于民事司法解釋關于“結婚”的規定。我國法律及司法解釋對“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規定，較早地出現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1989年11月21日)中。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記管理條例》頒布施行，對沒有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以民間形式結婚后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男女，均認定為非法同居關系。后來，根據打擊重婚犯罪行為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12月14日在《關于<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后發生的以夫妻名義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處罰的批復》中指出：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1994年2月1日民政部發布)發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仍應按重婚罪定罪處罰。

　　從我國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對“以夫妻名義同居”和《刑法》對重婚罪的規定中可以發現，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1994年2月1日民政部發布)發布“施行前”，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是否“以夫妻名義同居”都會構成重婚罪，隨著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發布施行后，雖然現今沒多大司法實踐意義，但是從理論上應當談討，對此應當區別看待：一個人在1986年3月15日之前與他人結婚，在1980年1月1日《刑法》關于重婚罪的規定施行后，在1986年3月15日之前又與另一個人未辦結婚登記手續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訴“離婚”，如“起訴時”雙方均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應當認定為重婚罪，因為前一個婚姻為合法的法定婚姻，后一個婚姻為法律所承認的事實婚姻;如“起訴時”一方或雙方不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不應當認定為重婚罪，因為前一個婚姻為合法的法定婚姻，后一個為非法同居關系。一個人在1986年3月15日之后與他人結婚，在1994年2月1日前又與另一個人未辦結婚登記手續即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訴“離婚”，如“同居時”雙方均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應當認定為重婚罪;如“同居時”一方或雙方不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不應認定為重婚罪，理由同上，在此不再贅述。

　　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1994年2月1日民政部發布)發布“施行后”，如一個人在1994年2月1日前結婚，此前的另一個“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行為一直持續到1994年2月1日后或者明知他人已結婚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行為一直持續到1994年2月1日后及1994年2月1號后新發生“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行為，構成重婚罪。隨著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1994年2月1日民政部發布)發布“施行后”，民事法律不再承認“以夫妻名義同居”的事實婚姻，但刑事法律對“以夫妻名義同居”仍規定著重婚罪的行為之一，這說明我國婚姻法不承認事實婚姻的效力，不保護事實婚姻，但并不是說對事實婚姻便放任不管，在刑法規定中，在1994年2月1日后的，以夫妻名義同居的“事實婚姻”應仍以重婚論處。但不對那些本質上屬于非法同居的通奸、姘居或者一夜情、嫖娼等行為規定為重婚罪的行為之一，這是因為那些本質上屬于非法同居的通奸、姘居或者一夜情、嫖娼等行為，只是違背了婚姻關系中的忠實義務，尚未對一夫一妻制度造成根本破壞，所以不能以重婚罪論處。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行為導致原有夫妻關系難以繼續，使得原配偶的各種婚姻家庭權利受到嚴重侵犯，從根本上損害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已經危及原有婚姻所承載的一夫一妻制度，不可能再將其與普通的非法同居相提并論，因此應當把其上升到犯罪的高度，以重婚罪論處。

　　對于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如是前后兩個婚姻中有事實婚姻存在，能否影響重婚罪的成立，理論上尚有爭議，有的觀點認為，刑法所規定的重婚行為的最典型特征是兩個有效的法律婚姻之重合，事實婚姻與法律婚姻的重合，因不侵犯一夫一妻制度中的婚姻登記制度，而不應該構成重婚，也就是說構成重婚罪，必須前后兩個婚姻都是合法有效的法定婚姻，前后其中一個婚姻無效或者為事實婚姻都不能構成重婚罪[2]。也有的觀點認為，重婚罪的成立存在一個合法婚姻為前提，只有在合法的婚姻關系遭到后來的非法婚姻關系的破壞時，才有構成重婚罪的可能。據此，先前的婚姻不包括事實婚姻。而重婚行為所結成的新的婚姻則既包括法律上的結婚，也包括事實婚姻[3]。筆者認為，在兩個婚姻中，無論前一婚姻是登記婚姻還是事實婚姻，也不論后一婚姻是登記婚姻還是事實婚姻，均不影響重婚罪的成立。對于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這里行為人明知他人有配偶，既包括明知他人有法律婚姻的配偶，也包括明知他人有事實婚姻的配偶。但是，如果查明行為人主觀上確切地認識到他人僅具有非法同居關系，行為人不存在重婚罪的主觀故意，不能認定為重婚罪。 　　二、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構成要件

　　從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來看，我國并未對“以夫妻名義同居”構成要件做出明確規定。但常見的觀點有：第一，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第二，雙方均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第三，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第四，舉辦結婚儀式;第五，符合時間要求;第六，具有公開性。由于無明確規定，認識角度偏差，導致重婚罪認定難，司法尺度不一，審判率低，因此明確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構成要件，對準確認定重婚罪，打擊這種嚴重破壞夫妻一夫一妻制度的重婚犯罪行為有重要意義。

　　第一，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這是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構成要件的本質構成要件。“以夫妻名義同居生，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強調必須“夫妻名義”“同居事實”“公開性”三者缺一不可。如強奸、通奸、一夜情等既沒有以夫妻名義生活，也沒有同居事實和公開事實，顯然不構成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包養行為雖然有同居的事實，但由于不以夫妻名義生活，沒有公開性的事實，不構成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F今男女朋友雙方同居，相互以夫妻稱呼，像這種不是以真正的“夫妻名義”相稱，有同居的事實，有公開的事實也不構成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

　　第二，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12月14日在《關于<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后發生的以夫妻名義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處罰的批復》沒有規定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必須具備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這個要件。但沒規定不等于不存在，不考慮，有觀點認為刑法規定重婚罪的目的在于打擊破壞一夫一妻法律制度的行為，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已對一夫一妻法律制度構成破壞，是否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都已對一夫一妻法律制度構成破壞，都應以重婚罪論處[4]。筆者認為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構成要件是否要雙方均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或不把是否符合結婚法定條件作為其構成要件都值得商榷。如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要求雙方均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是否一個已結婚之人再去找一個未達到法定結婚年齡甚至是未滿14周歲的人以“以夫妻名義同居”就不構成重婚罪了?如不把符合結婚法定條件作為其構成要件，只管其行為是否侵犯了一夫一妻法律制度就以重婚罪論處，就會面臨這樣的問題，一個未達到法定結婚年齡的人明知對方已結婚還與對方“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就應該以重婚罪論處，這顯然太過于武斷，就會造成法律之間矛盾，與人道主義及法治精神背道而馳。因此，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構成要件改為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較妥，至于是雙方符合還是一方符合不影響重婚罪的定性，也排除了不考慮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的情形。

　　第三，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這是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構成要件的形式構成要件。法定婚與“以夫妻名義同居，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的“事實婚姻”區別就在于是否履行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如已履行辦理登記結婚手續，構成重婚罪，則是法定婚+法定婚的重婚，則不是“以夫妻名義同居”之重婚。

　　第四，舉辦結婚儀式。有觀點認為“以夫妻名義同居”重婚犯罪行為的存在，必須證明舉行了結婚儀式，不管是隆重的還是簡單的，否則，就不能稱其為以夫妻名義同居[5]。在現實中結婚的形式多種多樣，有的結婚可能是雙方一個承諾或是在某一個地方雙方的一個叩拜(沒有任何人在場)，搜集證據要證明其是否存在結婚儀式時，根本無法收集，或者許多人結婚根本不用舉行什么結婚儀式或是一些特別貧困的人根本舉辦不了結婚儀式，如是他們確實“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就是沒舉行結婚儀式，難道就一定不能被認定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就不存在結婚事實?就不能認定重婚犯罪?這顯然不妥，如這樣說，哪登記結婚的，不舉辦結婚儀式的也不算結婚，結婚的本質不應在于是否舉行結婚儀式，只要當事人有結為終生伴侶、共同生活一生的目的即可。因此，不能認定必須舉辦結婚儀式才存在結婚事實，把舉辦結婚儀式作為判斷結婚事實存在的必要條件，不能認為“以夫妻名義同居”重婚犯罪行為的存在，必須要舉證證明舉行結婚儀式，只能把舉行結婚儀式當作結婚事實或重婚行為的一個參考依據。

　　第五，符合時間要求和公開性。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1994年2月1日民政部發布)發布“施行前”，“以夫妻名義同居”的成立事實婚姻可以構成“以夫妻名義同居”事實婚姻之重婚罪，“以夫妻名義同居”的不成立事實婚姻則是“以夫妻名義同居”之非法同居關系。新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1994年2月1日民政部發布)發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構成“以夫妻名義同居”之重婚。但不管是“以夫妻名義同居”事實婚姻之重婚罪還是“以夫妻名義同居”之重婚罪本質內容是一致的，只是《條例》施行后，不再承認事實婚姻罷了，因此時間性不影響“以夫妻名義同居”之重婚罪定性。“公開性”是必然的，只是沒必要單列出來，因為“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實際上是在強調“以夫妻名義生活”須具有一定的公開性，公然破壞一夫一妻婚姻制度。

　　綜上，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構成要件應該為以下幾方面：第一，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關系;第二，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第三，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

　　三、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取證及認定

　　明確了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的構成要件并不能完全解決“以夫妻名義同居”重婚罪的問題，因為如何取證證明及認定“以夫妻名義同居”仍然是個難題。

　　現實中取得“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證據本身就難，即使當事人不忌手段、不惜成本地取來了一些證據，但是這些證據對于證明“以夫妻名義同居”的事實作用也不大，一是證據的證明力不夠。如受害方收集到了對方與第三者交往的一些書信，互贈的一些禮物，電話記錄、住宿賓館的票據、視聽資料、證人證言、村民(居民)委員會的證明、派出所的證明、買房或租房合同、保證書、道歉書甚至“捉奸在床”、共同生有小孩、共同買房的證據等，就目前的法律規定和司法實踐來看，法官也很難憑這些證據就認定“以夫妻名義同居”的事實，因為婚外情不僅僅表現為“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行為，還表現為偶爾與婚外異性發生性關系的行為;不以夫妻名義長期、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的同居行為，而這些證據很難說明配偶與第三者“以夫妻名義同居”，只能從一個側面證實他們有不正當的異性關系或是持續、穩定地共同居住的同居行為。二是可能取得的證據侵犯包括第三者在內的他人隱私權而導致證據不合法被排除，反而還會吃侵權官司。如在自家床上捉奸拍照，行為人過激地拿著照片網上傳播，四處張貼、散發，以照片相威脅進行敲詐勒索等出格行為，就會侵犯第三者的名譽權甚至犯罪。在他人住宅或賓館收集證據，不但取的證據不被法院采納，更有可能會吃私闖他人住宅、侵犯他人隱私權等侵權官司。三是“群眾認為是夫妻的”證據收集主觀隨意性大、不客觀真實。在現今高樓林立，自己家對面住了幾年的鄰居姓氏名誰都不清楚也很正常。許多非婚姻兩性關系司空見慣，人們也見怪不怪，只要不涉及自己的利益，又有誰愿意過問同居的男女是否夫妻關系，特別是城市中租房居住的比較多，今天住這兒明天住哪兒，周圍群眾了解的真實情況不一樣，觀點認識評價也不一樣，即使取得一些“群眾認為是夫妻的”證據，客觀真實性也不可靠。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即有法律構架和司法實踐下解決如何取證才能證明“以夫妻名義同居”的事實并非易事，只能從司法實踐對“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認定上來解決�，F今司法實踐中，究竟證據收集到什么程度和什么樣的證據才能起到“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證明力無統一認識，且當今重婚案對“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證明力要求過高，一般的婚外性行為及同居的證據就很難收集，何況還要證明必須“以夫妻名義同居”更是難上加難。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必須明確“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證明標準，這證明標準不能太高太難，必須明確具體，操作性強。例如可以規定有配偶者或者無配偶者明知他人已經結婚而與他人非法同居1年以上且有孩子的;非法同居2年以上的;以真實夫妻名義買房的;以及其他公然嚴重破壞夫妻一夫一妻制行為的，只要滿足以上行為之一即是“以夫妻名義同居”構成重婚罪。至于在經常居住地、戶籍地、臨時租住房屋所在地還是在同事中間、外出務工期間公開同居生活，中間是否間斷在所不論，且前三種行為不需要“群眾也認為是夫妻”這一要件，最后一種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來認定是否成立“以夫妻名義同居”。

　　為了能更明確、準確、高效地認定“以夫妻名義同居”的事實，可以嘗試刪除重婚罪中“夫妻名義”的規定，把一些姘居，包二奶等行為也納入重婚范圍。法律及司法解釋對“以夫妻名義同居”的規定模棱兩可，特別是對“夫妻名義”的規定從源頭上堵死了許多已嚴重破壞夫妻一夫一妻制的非法同居行為進入重婚罪的大門，可以說現今非法同居、重婚如此猖獗的罪魁禍首就是法律以“夫妻名義”四個字對重婚罪加以限定，加之司法實踐對“夫妻名義”的認定五花八門，全憑法官的經驗與情感自由認定，以及“以夫妻名義同居”的取證難、證明難，最終導致重婚罪的司法衰微。如是刪除重婚罪中“夫妻名義”的規定，再對重婚罪作明確具體的規定，把一些姘居，包二奶等行為也納入重婚范圍，這無疑對打擊日益泛濫的非法同居行為和重婚罪有重要作用，從根本上解決重婚罪的司法衰微問題。

　　四、建立非法同居和重婚第三人損害賠償制度

　　《婚姻法》第46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1)重婚的;(2)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3)實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從這個規定可以看出不是所有的離婚都會發生損害賠償的問題，而且承擔損害賠償的對象只能是有過錯的夫妻一方，而不應是與有過錯的夫妻一方同居的第三人。但是既然我國法律規定了損害賠償是一種權利救濟制度，它通過對無過錯方權利的救維護準婚姻家庭的穩定，可使其健康地向正常的婚姻家庭關系轉化，那么為了能更好地維護穩定正常的婚姻家庭關系，打擊破壞一夫一妻制的非法同居行為和重婚罪，何不建立起非法同居和重婚第三人賠償制度呢，因為不管是非法同居還是重婚的第三人可以說對合法婚姻家庭的破壞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有的第三人比夫妻一方導致婚姻家庭破裂的責任還大，通過建立非法同居和重婚第三人賠償制度，對其起到警戒作用，使其不能肆無忌憚，同時，相對受害人而言，通過損害賠償制度的救濟，使其不至于因婚姻家庭破裂時而無法找第三人，這也與我國民法中的公平原則相適應。當然非法同居和重婚第三人損害賠償制度應該區別于夫妻雙方離婚時無過錯方向過錯方提賠償的損害賠償制度，而且更應該嚴格條件，不是只要存在夫妻一方與第三人同居或重婚就可以要求第三人賠償，筆者認為應該滿足以下條件：第一，只能是合法夫妻無過錯方向非法同居或重婚的第三人提;第二，提出損害賠償不以提離婚為必要條件;第三，第三人須有過錯(如是第三人不知對方有配偶，夫妻無過錯方不能要求第三人賠償);第四，損害賠償僅限精神損害賠償。還須說明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無過錯的夫妻一方如果不起訴離婚而單獨根據非法同居或重婚的事實向第三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而且提起訴訟時非法同居關系或重婚行為仍存在。如是提出離婚的同時無過錯的夫妻一方根據非法同居或重婚的事實向第三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的，法院理應受理，提起訴訟時不論非法同居關系或重婚行為是否仍存在。

　　綜上所述，面對重婚罪的司法適用率越來越低，重婚罪司法衰微的問題，法律及司法解釋必須對重婚罪之“以夫妻名義同居”做修改或做明確具體的規定，刑事司法實踐中必須加強理解、認定、適用，同時構建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多方位、多角度的抑制和打擊重婚犯罪行為，解決重婚罪司法衰微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張光君.重婚罪的司法衰微及理論回應[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11).

　　[2]張增帆.論事實婚姻[J].社會福利，2003(7).

　　[3]高建明.事實婚姻的當事人能否構成重婚罪[J].中國律師，1998(6).

　　[4]陳葦.簡析事實重婚罪的構成[J].現代法學，1991(1).

　　法律論文發表期刊推薦《法商研究》的前身是《中南政法學院學報》�！吨心险�法學院學報》于1957年初創刊，由學報編輯委員會負責編輯、出版、發行�！吨心险�法學院學報》屬學術理論刊物。至1958年出版3期后，因中南政法學院與其他院系合并為湖北大學，《中南政法學院學報》更名為《政法學習》�！墩�法學習》一直出版到湖北大學時期，后因湖北大學被撤銷，《政法學習》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