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現代化和農業信息化進程的推進為農村居民信息意識研究提供了廣闊的背景。本文是一篇核心期刊論文發表范文，主要論述了西北四省農村居民信息意識現狀分析。

　　摘要：提高農村居民信息意識是農業現代化和農業信息化的具體要求，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和農業信息化的重要途徑。本文通過對西北四省(陜西、甘肅、寧夏、青海)1 561位農村居民的調研，從農村居民對信息的信任度、關注度、認可度三個維度分析了該區域農民的信息意識現狀。研究重點對比了農民信息意識在不同個體特征要素(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務農經驗)和信息傳播系統要素(鄰里系統、大眾媒介系統)之間表現出的差異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提升農村居民信息意識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西北地區,農村居民,信息意識,信息素養

　　黨的十八大提出我國要走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融合發展的道路，農業信息化、農業工業化既是當前我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背景，又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手段。2010年，工信部、農業部、科技部、商務部、文化部五部委聯合制定下發的《農業農村信息化行動計劃(2010-2012年)》文件中指出，實現農業信息化要加快培養新型農民、切實提高農民信息素養，要抓住信息網絡所能夠提供的低成本、多樣化、廣覆蓋的信息傳播、知識擴散機遇，以大力提高農村居民的信息意識水平[1]。農民信息素養的培養及信息意識的提升，已成為加快推進農民信息化、農業工業化的關鍵。西北地區作為農業發展的重要區域，也是亟需培養和提升農民信息意識的重要領域，更是“一帶一路”戰略推進實施的重要群體，因此，對于該區域的信息意識水平現狀調查和研究，是其他研究的前提和基礎，也是提出相應政策建議的重要依據。

　　信息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概念，最早由Paul Zurkowski在1974年提出，1989年美國圖書館協會對此定義重新進行了表述，即具有信息素養的人能夠判斷何時需要信息，并懂得如何去獲取、評價和有效地利用所需要的信息[2]。農民信息素養是農民發現和獲取信息，對信息內容吸收和利用，滿足自身信息需求的能力，主要包括信息意識、信息能力、信息道德等內容[3]。其中，信息意識是相關主體信息素養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構成要素，決定著信息主體獲取、利用信息的主觀能動性，影響著信息保障主體所提供的保障服務效果及水平[4]。社會心理學認為，意識支配行為，行為決定結果。具有強烈信息意識的主體能夠更好地分析識別信息，并最終科學地利用信息做出正確決策并付諸實際行動[5]。因此，農民的信息意識，作為信息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支配著農民在農業生產生活中如何有效利用政策、科技、市場、氣象等農業信息的行為，并直接影響著農民的決策水平和收入水平。農民作為農業生產生活的主體和農業現代化建設的主體，信息意識水平直接影響信息行為，并最終體現在農民的生產生活當中。所以，增強農村居民的信息意識，是提高農業科技管理質量，實現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途徑之一[6]。本文以西北四省(陜西、甘肅、寧夏、青海)的調研數據為基礎，重點分析探究農村居民信息意識現狀，并從信息意識角度，提出有助于培養和提升西北四省農村居民信息素養的對策建議。

　　一、文獻回顧

　　信息意識支配信息行為，信息行為最終決定結果。隨著媒介化社會的來臨，學者們對信息意識的研究，逐漸成為信息素養研究領域的重點，而且對信息意識的認識也逐漸加深。趙媛等認為信息意識是相關主體信息素養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構成要素，決定著信息主體獲取、利用信息的主觀能動性，影響著信息保障主體所提供的保障服務效果及水平[4]。吳優麗等認為信息意識屬于意識形態范疇，是人們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對外部世界信息關系的理解[7]。徐仕敏指出信息意識，就是人們對信息做出的能動反映，具體表現為了解信息的重要性、對信息敏感，在遇到問題時知道并善于依靠信息進行判斷、分析和決策[8]。解敏等在分析多個信息意識定義的基礎上，重新對信息意識進行了定義，認為信息意識是信息主體在從事信息活動過程中，對主客觀世界的能動反應[9]。苑春薈等認為農民信息意識是指農民能夠意識到信息以及對信息的使用在農業生產、農村生活中的重要性[10]。王洪俊認為農民信息意識是農民獲取所需信息的內在動因和能力，表現為對信息的敏感程度，信息意識包括信息認知、信息情感和信息行為傾向三個階段[11]。李習文等認為農民信息意識是指農民對客觀信息自覺的心理反映，是農民對信息的取舍、判斷、推理，從而指導自己行為的一種主觀能動性[12]。從以上文獻的梳理中發現，學者們認可信息意識是農民信息素養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構成要素，而在信息意識概念的界定上，也偏向于強調信息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和能動反映。因此，本文借鑒上述定義，并結合媒介化社會背景，將農民信息意識界定為農民對于通過鄰里渠道、大眾媒介傳播的農業科技信息、政策信息、市場信息等的獲取、使用以及對這些信息的高度敏感性和信任度的心理狀態。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意識是影響人們行為的動機結構及傾向的文化心理[13]，屬于信息主體內在層面的屬性，不易通過問卷等形式測量，但意識是可以通過偏好的形式表現出來，農民的信息意識是通過農民的偏好、外在表現和信息行為表現出來的。羅�t晟從信息意識的特征和信息意識的表現形式兩方面來測量信息意識，具體構建了觸發性指數、指向性指數、能動性指數、社會性指數4個一級指標、8個二級指標、14個三級指標和21個測量題項，通過對普通院校A、B兩組200名不同專業學生信息意識的對比測量來完善了信息意識測評指標體系[14]。井水通過對陜西627位農民的調查發現，認為陜西農民信息意識與以往研究有所提升，但農民在信息理解、信息甄別上都存在一定障礙[15]。但是，專門針對信息意識在農民群體中的測度及現狀調研仍比較缺乏，由于農民群體信息意識針對性較強，而且信息意識本身較為薄弱，所以有必要對信息意識這一最基本概念進行進一步研究。苑春薈等的研究，將信息素養分解為二階變量，即信息意識和信息能力兩個因素，其中信息意識包括信息需求和信息價值評價兩個維度，從認知、獲取、使用、影響四種能力具體展開測量[10]。但是，由于農民經濟基礎薄弱，農業經營的“不確定性”高，所以在使用信息前，比較謹慎保守，尤其是與農業生產相關的信息。農民對相關信息的信任程度有差異，并影響到對信息的利用，因此本文基于上述相關研究，重點從農民信息意識概念出發，從認知、關注、信任、使用等角度，分析和測量農民信息意識的現狀水平。 　　陳志毅等認為影響農村居民提升科技信息意識的因素有農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信息基礎設施和農業科技信息服務，研究認為，科技信息能否轉化為農村現實生產力的前提在于農村居民是否有廣泛地獲取科技信息的意識[16]。徐仕敏認為我國農村居民信息意識的總體特征是較大的非均衡性，主要表現為職業間的非均衡性(職業農村居民與非職業農村居民)、地域間的非均衡性(東、南部與西、北部)、內容上的非均衡性(天氣、土壤墑情、地方人情世故等與正式渠道或市場方面信息)[17]。曠浩源基于社會網絡理論，構建農業技術擴散中的信息獲取模式，指出由于農業技術擴散結果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為了規避“不確定性”的效益風險，農村居民傾向于采納可靠的“熟人”已經采納的且已經取得較好經濟效益的農業技術。所以，通過分析湖南省馬家灣村的856戶農村居民，研究基于鄰里互識關系的信息傳播系統[18]。農村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主要以大眾媒介為主，如電視、報紙、廣播、雜志、書籍等，但是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智能手機的普及，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使用新興的傳播媒介獲取農業相關信息。農民對于不同傳播渠道傳播的信息，存在認知、信任和利用的差異性。綜合而言，農民信息意識在內在的個人特征因素(如性別、年齡、學歷、受教育水平、務農年限等)和外在的信息傳播系統因素(即鄰里系統和大眾媒介系統)上存在差異。因此，本文將嘗試界定農民信息意識的構成要素，在此概念基礎上結合其內在特征、外在表現等要素來分析西北四省農民信息意識現狀，以期為相關的研究提供可操作性的定義并形成對西北四省農民信息意識現狀的基本認知，為實現農業現代化提供切實可行的理論基礎。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及調查方法

　　本研究采取分層抽樣和隨機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在西北四省(陜西、甘肅、寧夏、青海)通過問卷形式采集數據，調查問卷由本課題組基于已有文獻改編，并且通過征求專家意見、預調研、修改等多個環節后最終確定。預調研階段，課題組成員赴陜西省富平縣和藍田縣，通過對14位農村居民的預調研，對問卷進行完善和修正，預調研階段問卷并未進入正式的分析數據中。正式調查從2014年10月開始，到2014年12月底結束，歷時兩個多月，選定陜西省渭南市大荔縣、寶雞市鳳翔縣、漢中市西鄉縣、延安市宜川縣，甘肅省張掖市甘州區、武威市民勤縣，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原州區和青海省海東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等8個抽樣區域，樣本區域的選擇充分考慮了不同西北農村地區的分布狀況、地理特征以及收入水平等主要指標。基于抽樣的8個區/縣，再隨機從中抽取63個鄉鎮的行政村。調研過程中，年齡偏大或不識字的受訪者，由調研員采用一問一答形式進行，年輕受訪者采用自填與指導填寫相結合方式，并在調研員的監督下完成。本次調查合計發放問卷1 650份，剔除掉不合格的問卷后，最終得到有效問卷1 561份，問卷總體有效率為94.6%。問卷調研完成后，借助于軟件EpiData錄入完成，進行了簡單的數據整理，數據采用SPSS19.0進行了描述性分析和方差分析等。

　　(二)研究對象及基本特征分析

　　本文從農村居民信息意識角度調研西北四省農民，圍繞農民個體的信息意識、信息傳播認知等進行了調研。基于1 561份樣本數據，分析西北四省農村居民對鄰里系統和大眾媒介的運用現狀，并探究這兩類信息傳播渠道下，農村居民信息意識的不同表現。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從表1中可以看出，被訪農民群體中，以中老年(46歲以上)為主，比例達到了68.4%，初步說明農村勞動力年齡偏大，低齡勞動力不足。相應地，務農年限在20年以上的比例，也是被訪人群比例中最高的，達到了28.9%。從被訪者的學歷水平看，西北四省農民的學歷層次以初中為主，占到了52.5%，整體的文化層次與水平不高。在傳播距離方面，被訪者家庭離最近的縣城的車程時間，低于1小時的比例達到了97.3%，從側面說明西北四省的農戶分布較為集中，并以縣城為中心，再者交通工具和鄉村道路等基礎設施的改進，也是農民到縣城的車程時間較短的原因之一。

　　(三)調查工具設計

　　本文以定量分析方法來構建農民信息意識，基于已有文獻的梳理，設計了基于農民信息意識的調查問卷。問卷中首先包括了農民的人口統計學特征：性別、年齡、學歷等。其次，調查了農民的務農經驗及社會關系等內容，主要包括了農民的務農年限、打工經驗以及親朋好友中是否有城市工作過的等，以此衡量農民接觸信息的渠道及對信息的認可度和關注度等。第三，調查了農民接觸到的媒介情況，以分析西北四省農民接觸信息的外部渠道。最后，通過詢問被訪者對信息認可度(1代表非常重要，5代表非常不重要)、內容信任度(1代表非常信任，5代表非常不信任)和信息關注度(1帶表非常關注，5代表非常不關注)等內容的回答，考察農民信息意識的現狀。

　　農民社會關系方面，基于曠浩源[18]的研究，本文將鄰里系統的范圍從鄰居擴展到親朋好友，通過詢問“您認識的親朋好友是否有城市工作過”，來判斷被訪者對鄰里系統的運用及其對農村居民信息意識的影響。城市工作的親朋好友，處于信息傳播的中心，相比居住在農村地區的農民，更容易接觸到信息，也最有可能將農業相關信息傳播給被訪者，從而影響到被訪者對信息的接受和感知程度。其次，基于信任關系構建的鄰里系統傳播的信息，往往最易被農村居民信任和認可。通過分析發現，63.3%的被訪者有親朋好友在城市工作，而36.7%的被訪者沒有親朋好友在城市工作。被訪者中，有親朋好友在城市工作的群體中，其中50.5%的受訪者與親朋好友經常聯系，而46.8%的受訪者與親朋好友偶爾聯系，僅2.8%的受訪者與親朋好友從不聯系。

　　大眾傳播是專業化的傳播者或傳播機構，通過使用現代傳媒技術向社會上一般大眾傳播信息的活動過程。大眾傳播媒介包括了書籍、報紙、雜志、廣播、電視與電影在內的傳統媒體以及網絡、手機等新興媒體。本文將大眾媒介界定為：用以傳播信息的報紙、廣播、電視、雜志、書籍、手機、互聯網等形式。 　　通過分析調研數據，受訪者平時接觸的媒體當中，最喜愛的大眾媒體形式主要是：電視(62.3%)，手機(13.5%)，互聯網(13.5%)，而報紙、廣播、雜志、書籍的占比均低于5%。這說明西北四省農村地區的最重要的大眾媒體形式是電視。進一步詢問被訪者“家里第一次有電視到現在的年限”，發現時間為3年內的僅僅1.5%，而10年以上的比例是76.5%，這說明在廣大農村地區，長期以來電視始終是農民接受信息最主要的大眾媒體。電視媒體接觸頻率方面，通過詢問被訪者“看電視”的次數，發現被訪者“每天數次”觀看電視的比例高達82.2%，這進一步證明，農村居民獲取信息最主要的大眾媒體是電視。

　　手機使用方面，被訪者中沒有手機的比例僅為7.1%，而有59.6%的受訪者擁有手機已超過5年。但是，38.7%的受訪者，并未通過手機上網。這說明，手機雖然是一種重要的媒介，但西北四省的農村居民，用手機交流的方式仍然是短信或通話，而極少使用手機來連接移動互聯網，農村居民手機媒介利用形式單一。

　　互聯網使用方面，有46.4%的受訪者家中沒有電腦，同樣有50.6%的受訪者也沒有使用過互聯網，擁有電腦2年以上的比例為40.7%，1年內使用過互聯網的比例為14.0%。這說明，農村地區農戶家的電腦擁有率在不斷增加，而對互聯網的使用比例也將不斷提高。

　　三、農民信息意識的基本特征分析

　　(一)農民信息意識的結構特征分析

　　本文借鑒謝中兵[17]及其他學者的定義，將農民的信息意識定義為農民對于通過鄰里渠道、大眾媒介傳播的農業科技信息、政策信息、市場信息等的獲取、使用以及對這些信息的高度敏感性和信任度的心理狀態。本研究共涉及了13道與農民信息意識相關的題目，為了建構農民信息意識的結構模型，我們對21道題項進行了因素分析(以特征值大于或等于1為提取因素的標準)。KMO和Bartlett檢驗結果表明，可以進行因素分析(KMO=0.827，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7 113.912，df=78，p=0.000)。在進行因素分析時，本研究采用如下標準和程度對農民信息意識調查中的題目進行了篩選。

　　首先，對測量題目做主成分分析時，如果一個題目所在因素上的負荷比較小(小于0.400)，或者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因素上的負荷雖然較大但非常接近，則刪去該題目。在這一步驟中，共刪除了5道題目。其次，在進行主成分因素分析時，如果歸屬于一個因素的各道題目在內容上差異較大，將刪除這個因素所包括的題目，在這一步驟中，共刪除3道題目。第三，如果一個題目與其所屬子量表的總體相關程度低，刪去這個題目后可以使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增加(α系數提高)[19]，則刪去這個題目。最終保留13道題目。表2列出了主成分因素分析并進行正交旋轉的結果。

　　表3列出了各因素的特征值及其能夠解釋的方差，以及各因素的信度系數，依據Hatcher的研究結果，衡量農村居民信息意識的三個維度的測量指標信度值均在可接受范圍之內。

　　從表2和表3可以看出，衡量農民信息意識的三個結構化因素分別可定義為信息認可度、信息關注度和內容信任度，分別代表了農民在利用相關信息前對信息感知、接受和利用的三個階段，反映農民信息處理過程中的心理狀態。信息認可度表明農民對信息重要性的判斷，表明農民認為此類信息對“農村生產生活”的重要程度，數值越低，表明農民對該類信息的認可程度就越高;農民在對信息認可的基礎上，有選擇的關注相應的信息，因此信息關注度表明農民對各類信息的關注程度，關注度越高，說明農民對該類信息獲取意識會越強，也越可能利用此類信息指導農業行為;但是，在關注的基礎上，農民更注重內容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即內容信任度表明農民對傳播信息內容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越高，越可能利用信息指導行為。

　　(二)不同組別農民信息意識的比較

　　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基于農民內在個體特征和外在的信息傳播系統，運用SPSS19.0分析工具中的t檢驗或單因素方差分析，對不同組別下農民信息意識的區別進行分析。

　　1.不同省份農民信息意識對比。對樣本中的西北四省(甘肅、寧夏、青海、陜西)農民的信息意識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見表4。

　　從表4中可以看出，4省份在信息意識的三個維度方面的均值比較，均具有顯著性差異。分別來說，“信息認可度”方面，寧夏地區農民對信息的認可度水平最低(均值=2.339)，但仍然認可各類信息對于“農村生產生活”“比較重要”，而青海地區農民對信息的認可度水平最高(均值=2.011)，另外表現比較突出的是甘肅地區農民，對信息的認可度水平也表現出較高的水平(均值=2.083)，由此說明西北四省農民，逐漸認可各類信息對農業生產的重要性。在“信息關注度”方面，甘肅地區農民對信息的關注度最高(均值=1.518)，而寧夏地區農民對信息關注度的水平表現為最低(均值=1.857)，這間接說明農民對信息重要性的認可程度，會影響到農民對信息的關注程度。在“內容信任度”方面，青海地區農民對大眾媒介傳播的內容，信任度最高(均值=2.685)，但是寧夏地區的農民，對大眾媒介傳播的內容表現為“信任”或“不太信任”(均值=3.030)，信任水平最低。

　　2.性別要素。西北四省農民在不同性別組中的信息意識差異比較，分析結果。

　　從表5看出，男性農民普遍比女性農民在信息認可度、信息關注度和內容信任度方面表現出更高的水平。但是在“內容信任度”方面，男女之間的差異并不顯著(顯著性=0.264)，表明男性農民和女性農民對于大眾媒介傳播的信息內容，均表現出相似的“比較信任”的水平。

　　3.年齡要素。青年農民和中老年農民在信息意識的三個維度方面，均表現出了顯著性的差異。具體而言，“信息認可度”和“信息關注度”方面，青年農民相比中老年農民，對信息重要性的認可度更高(均值=1.979)，關注信息的頻率也更高(均值=1.477)，但是在“內容信任度”方面，中老年農民對大眾媒介傳播的內容信任度表現為“信任”或“比較信任”(均值=2.846)，相反青年農民對大眾媒介的內容持懷疑態度，甚至表現出不太信任的傾向(均值=3.022)。 　　4.務農經驗要素。務農年限反映了農民從事農業活動的經驗深度，是影響農民信息意識的重要因素之一。務農年限越長，表明經驗越豐富，越清楚哪類信息重要，也更清楚該關注和信任哪類信息。不同務農年限下的農民信息意識對比見表6。

　　從表6可以看出，不同務農年限的農民信息意識具有顯著的區別。具體而言，“信息認可度”維度，具有20年以上務農年限的農民，更加認可各類信息“對農村生產生活的重要”(均值=2.031);“信息關注度”維度，具有20年以上務農經驗的農民，表現出最高的關注度(均值=1.479);但是，在“內容信任度”維度，具有20年以上務農經驗的農民，對大眾媒介傳播的信息內容，信任的水平表現為最低(均值=3.054)。

　　5.傳播距離要素。本文以被訪農民居住地到最近縣城的車程時間作為衡量“信息傳播距離”的指標，因為縣城一般是該區域內的信息集散中心。花費的車程時間越短，表明被訪者離“信息中心”越近。計算結果除信息認可度方面存在顯著性外(顯著性=0.022)，信息關注度和內容信任度均不顯著(分別為0.416，0.807)。由此說明，農民信息意識的高低，與信息傳播距離的關系不顯著，從側面反映出農民接受和傳播信息渠道的多樣性，尤其是信息化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得農民更多借助大眾媒介獲取信息，而信息的中心也從集中轉為分散。

　　6.鄰里系統要素。農民處于不同的社會關系群體中，對信息的認可度、關注度和內容信任度也會不同，尤其農民周圍的親朋好友，本文將農民的親朋好友定義為鄰里系統，通過詢問被訪者“是否有親朋好友在城市工作”，來分析農民不同類型的社會關系下，農民信息意識的差異。結果說明農民信息意識的三個維度，在“是否有親戚在城市工作”的分組中，表現出顯著的差異。具體而言，被訪者中“有親朋好友在城市工作”，相比于“沒有親朋好友在城市工作”表現出較高水平的“信息認可度”(均值=2.066)，“信息關注度”(均值=1.592)，“內容信任度”(均值=2.832)。這從側面說明，居于城市中心的親朋好友，仍然是接觸信息最早和最多的群體，而農民對于這一“熟人”群體傳播的信息的依賴性和信任度較高。

　　7.大眾媒介要素。在受訪者平時接觸的媒體當中，對最喜愛的大眾媒體的調查進行頻率分析，結果如下：電視(62.3%)，手機(13.5%)，互聯網(13.5%)，而報紙、廣播、雜志、書籍的占比均低于5%。根據媒介分類標準，將手機、互聯網劃歸為新媒介組群，而將電視、報紙、廣播、雜志、書籍等劃歸為傳統媒介組群。農民接觸的媒介渠道不同，對應的信息意識也會有不同表現。從計算結果來看，在信息認可度和信息關注度方面，傳統媒介組群和新媒介組群并沒有顯著的差異。而在內容信任度方面，新媒介組群對內容的信任度(2.727)高于傳統媒介組群(2.959)。表明喜愛新媒介的農村居民對內容的信任度高于傳統媒介的農村居民。喜歡新媒介的群體年齡偏小，容易接受新事物，對媒介信息的信任度高一些。相反，喜歡傳統媒介的群體年齡偏大，相對不容易接受新事物，因此對媒介信息的信任度相對低一些。

　　四、結論與建議

　　農民作為農業現代化和農業信息化建設的主力軍，要提高應對農業現代化和農業信息化的能力，首先應該是對農民信息素養的培養和提升，而信息意識作為信息素養最基礎、最重要的要素，成為提高農民信息素養的關鍵。因此，本文通過調查西北四省(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在不同特征要素上表現出的信息意識差異，分別從信息認可度、信息關注度和內容信任度三個維度，分析西北四省農民當前的信息意識現狀，以期為農民信息素養提升的政策制定和深入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和研究借鑒。通過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結論：(1)對西北四省農民群體基本特征分析結果發現，被訪農民群體中以中老年(46歲以上)為主，務農年限在20年以上的比例較高，農民的學歷層次以初中為主，農民接觸媒介的情況分別為電視62.3%，手機13.5%，互聯網13.5%，而報紙、廣播、雜志、書籍的占比均低于5%;(2)西北四省農村居民在信息意識的三個維度方面均呈現出了顯著的差異性，甘肅地區農民對信息的關注度最高，而青海地區的農民認可度和內容信任度最高;(3)性別要素上，男性農民相比女性農民，在信息意識的三個維度方面均表現出了更高的水平;(4)青年農民比中老年農民在信息意識的認可度和關注度方面更高，但對大眾媒介傳播的信息內容信任度較低;(5)務農經驗豐富的農民有相對較高的信息認可度和關注度，但他們對信息的信任度較低;(6)傳播距離與農民信息意識的三個維度均無關;(7)鄰里系統中有城市工作親朋好友的農民比沒有城市工作親朋好友的農民信息意識三個維度方面表現出了更高的水平;(8)農村居民對于傳統媒介和新媒介傳播的信息在信息的認可度和關注度兩方面基本一致，但對內容的信任度有顯著差異，隨著傳播環境的改善，農民對于新媒介傳播的信息信任度在逐漸提高。

　　對西北四省農民信息意識現狀分析的基礎上，本文嘗試性地提出了農民信息意識提升的三點建議，期望在農業信息傳播實踐活動中得到提升。

　　第一，通過積極、主動、有效地解決農村居民信息需求，提高農村居民的信息意識水平。農村居民的信息需求往往呈現多樣化的態勢[20]，現有的“三農”傳播中的信息與農民多層次、個性化的信息需求不相適應，可能打消農民信息使用的積極性，影響農民信息意識的培養和信息能力的獲得。陳萍等認為提高知識信息的有用性和可接受性可以提高民族地區信息傳播水平[21]。

　　第二，培育農村精英群體的信息意識水平帶動信息意識弱勢群體。要通過培訓、引導、鼓勵等機制，重點培育職業農民或農村精英或農村青年的信息意識，從而帶動信息意識落后的農民。通過有效的市場信息、科技信息、政策信息來指導和改善農業生產生活，進而提升他們的收入，讓更多的農民看到信息實實在在能夠促進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這樣可以更好地提高信息意識落后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推薦雜志《世界經濟》雜志是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共同主辦的專業學術刊物。它創刊于1978年，是國內創刊最早的世界經濟類刊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