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管理措施以及對于刑法改革和新原則要點的應用來說都是法學條例事項的主要體現，同時對于在刑法運用的要點因素也是大家要掌握的主要方面。

　　摘要：雖然罪刑法定原則已被近代社會公認為是刑法中的基本原則，甚至在世界許多國家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但是對于法制中國而言，罪刑法定原則的適用并不只是載入法典如此的簡單，面對國內遇到的各種罪刑法定原則適用窘境，我們應當立足罪刑法定的執法原則，對其使用范圍進行明確、細化，嚴格執行罪刑法定原則，消除解釋分歧，從而使司法公平能夠在法制的中國長存。

　　關鍵詞：罪刑法,法學制度,刑法論文

　　1、罪刑法定原則淵源與司法認定

　　1.1淵源

　　1215年英國大憲章中確定了“適當的法定程序”基本法律思想。17至18世紀，中歐地區的啟蒙思想家們基于封建刑法的罪刑擅斷以及人權踐踏的黑暗現實，明確提出罪刑法定主張;該種主張以心理強制說、三權分立說為理論基礎，同時也使罪刑法定思想更加的系統，使其內容更加的豐富，并逐漸成為一種思潮。罪刑法定，作為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一種成果，洛克、孟德斯鳩曾多次提出早期的罪刑法定思想。明確闡述罪刑法定原則的是貝卡利亞，即“只有法律才能為犯罪規定刑罰，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罰就不再是一種正義的刑罰。”法國大革命以后，罪刑法定思想從學說逐漸轉變成法律，并且在憲法、刑法中得以確認;17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規定：“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因該原則符合民主、法治發展要求，目前已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遵守的一原則。

　　推薦期刊：《法學雜志》被評為北京市一級期刊;1994年被評為首屆“中國中文法律類核心期刊”;2000年至2004年被中國社科院文獻信息中心連續評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收入《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2004年再次被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高校圖書館期刊工作研究會評定為“中國中文法律類核心期刊”，載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

　　1.2司法認定

　　司法認定建立在法律規定基礎之上，法律規定要求明確性，立法不同的案件事實中抽象出普適的法律原則，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同時，立法又要具有明確性、鮮明性，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其中，明確性是罪刑法定原則派生出來的一個原則，雖然罪刑法定，但是若其內容不明確，刑法權依然會出現濫用現象;明確性原則是罪刑法定原則的派生物，也是其題中應有之意。法律明文規定，既表現為法律字面上的規定，而且還表現在法律邏輯層面的包含。司法認定中的法律規定，其實包含著兩個方面的內容，即顯性規定和隱性規定。其中，顯性規定，主要是字面的直觀規定;隱性規定，則是指內容層面的包容規定。對于顯性規定而言，通過字面可直觀規定，隱性規定通過字面則難以規定，需通過進行內容層面的邏輯分析才能規定。

　　2、罪刑法定的法律解釋爭議問題分析

　　關于罪刑法定原則的適用解釋，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觀點，很多學者各持己見，其中的觀點、行為可能適用于不同的司法解釋，以致于司法層面上難以決定定罪量刑。比如，一些法律規定解釋本身就存在著一定的爭議，以致于罪刑法定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難以有效擺脫學者的爭論，在司法判決過程中適用罪行法定原則處于兩難的境地。

　　張明楷與陳興良，在“當然解釋”與罪刑法定原則應用是否沖突的問題上，就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張明楷認為，當然解釋這種方法中蘊含著出罪時舉重以明輕、入罪時舉輕以明重的道理;而陳興良則認為，根據《唐律》中關于法無明文規定的行為通過舉輕以明重的邏輯推理入罪之規定，即刑事類推，而非當然解釋。基于此，司法實踐中當然解釋適用與否，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適用，依然有待進一步分析和研究。比如，王某伙同他人于2005年的4月7日、8日，兩次盜竊飾品150件，涉案價值540元。由于不滿1000元，因此不屬盜竊數額較大，所以不構成犯罪;公安機關只對王某治安拘留15日，并處罰款。

　　此后查明王某于同年4月下旬某天還伙同他人在工地盜竊市值972元的交流電焊機。依據行政處罰法“違法行為構成犯罪，人民法院判處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時，行政機關已經給予當事人行政拘留的，應當依法折抵相應刑期。違法行為構成犯罪，人民法院判處罰金時，行政機關已經給予當事人罰款的，應當折抵相應罰金”之規定，認定王某及同伙的行為構成了犯罪，遂撤銷上述處罰決定，并移送公訴機關對其提起公訴。

　　對于該案，有審判人員認為，應當適用最高法、最高檢制定的《關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及相關規定，“對于多次盜竊構成犯罪，依法應當追訴的，應累計其盜竊數額，論罪處罰。對已經處理過的盜竊行為，即使原處罰偏輕，也不能重新計算其盜竊數額，重復處罰”。所以，對王某伙同他人盜竊飾品150件的違法行為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王某伙同他人盜竊電焊機的市值未達1000元，所以也不構成犯罪。該種對相關法律、司法解釋理解不同的思想，造成定罪分歧。在此情況下，罪行法定原則應如何適用，是否該種行為構成了犯罪，此時司法實踐左右為難、難以權衡，以致于罪刑法定原則的應用也隨之陷入窘境。

　　3、罪刑法定原則的適用思考

　　基于以上對當前罪刑法定原則適用難問題分析，筆者認為要想走出這種困境，使該原則能夠在司法實踐中真正發揮其作用，首先應當樹立法律權威，正視立法滯后性。比如，發生在英國的一個非常經典案例：喬治越入皇家機場，坐在跑道上正在觀看試飛訓練。其中一架飛機降落過程中，差點撞到喬治，結果喬治被皇家機場方起訴，理由是違反了官方機密條例;辯護律師稱，雖然喬治妨礙了皇家隊員的行為，但是喬治在飛行禁區內而非禁區附近，因此不夠成犯罪。最終法官采信了律師的意見，喬治無罪釋放。從這一案例來看，律師的辯詞可能有點強詞奪理，而且聽起來是在咬文嚼字。然而，這是法條規定，是一種不爭的事實。由此可見，法制國家必須嚴格執行罪刑法定原則，否則將難以立威、難以服眾。只有這樣法律才有權威性，才能會使廣大群眾敬重、遵守法律。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只有通過真正規定的范圍適用，方可體現法制的不可變更性。

　　同時，還要理性的去接受法律滯后性，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法律不可能反映社會的變化，即法律具有一定的滯后性，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惡劣行為出現以后，面對久辯未果的那些爭議和問題，立法機關應當不斷完善解釋，對分歧問題進行有效處理，并且為法律立出明確合理的解釋。如果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不適用的情況，則應當立即釋放當事人。雖然這樣會引起群眾道德情感的譴責，但是法律不是道德，應當遵守基本的法律原則，司法不應受任何因素左右。在此過程中，還要及時填補現行法律之空缺，使惡劣行為的處理能夠有法可依、有刑可懲。在該種法制社會環境條件下，才是對人、對社會的真正尊重，才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準確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