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我國財稅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財稅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在配置方式上,主要是從理順分配關系入手,然后在“集權”與“分權”關系上尋求平衡,最終是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財稅體系。順著這一思路,我們可對財稅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進行分析,并對財稅體制的進一步改革進行展望。

　　[ 關鍵詞 ] 財政稅收,改革,體制,核心論文發表

　　從發展經濟學角度看,經濟發展不同于經濟增長,它是一個伴隨著社會成員整體生活質量提高和社會進步的經濟增長過程,是一個綜合性社會指標。核心論文發表《蘭臺世界》是全國中文(檔案學類)核心期刊，是全國檔案期刊中唯一的半月刊。本刊以發表檔案專業理論研究、工作研究文章為主，兼收歷史、圖書、情報等相關專業的文章。本刊分工作版(上半月)和理論版(下半月)。

　　一、財稅改革必須由“放權讓利”走向“制度創新”

　　經濟體制改革一直是制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道關卡,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務必是“放權讓利”。在農村地區應大力推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充分擴大農民勞動積極性,并實行農副產品的競爭定價,使農民真正得實惠,除此之外,還應調整農業稅收結構,減少農民在稅收方面的負擔等等。在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方面,應在適當的情況下提高地方政府的職權范圍,促進他們在發展經濟、組織招商引資、擴大地方生產等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地方財政的“承包制”,也就是合理分配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和職權,增強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反之,由于職權和責任過度集中,導致宏觀經濟調控無法落實,這就限制了地方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十四大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歷史證明是切實有效的,因此務必長期貫徹執行,不斷促進制度的創新和發展,最終提高全社會的經濟水平以及前進步伐。

　　1994年開始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開展到現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分級財政體制的試行經實踐檢驗是與市場經濟并行不悖的,應繼續大力推廣。下一步工作中,要繼續加強稅制改革,強化職權與利益的分配關系,繼續推進分稅制,規范政府和企業以及個人之間的權力關系。

　　二、財政職能的轉換必須和政府職能的轉換同步進行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改變了傳統的放權讓利的改革思路,在初步劃分中央與地方各自事權的基礎上,按稅種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盡管為了使改革順利推進,不得不保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格局,在存量上依然存在包干制的痕跡,但在增量的安排上,則傾向于向新的體制過渡,這標志著財政體制改革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鑒于市場和政府在社會資源配置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財稅體制的作用方向和政策效應,主要是解決所謂“市場失靈”,而不是實行過去那種排斥市場、替代市場、政府配置包打天下的管理和政策。與政府角色的這種轉變相適應,財稅體制和政府的財稅政策,也必須從舊體制下那種政經角色不分、職能不分,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為己任的狀態中徹底擺脫出來,轉到切實分清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和所有者職能,以宏觀調控為重點,以彌補市場缺陷、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為基本著眼點,為各種所有制企業、各類市場主體和投資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為全社會提供必要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軌道上來,以充分體現政府的“社會性”和政策的“公共性”,體現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應有的經濟角色職能和地位,這樣,分稅制才能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

　　三、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收入機制必須規范化

　　由于改革是從放權讓利起步的,在改革向前推進的同時,隨著大一統的財政體制的逐漸淡出,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新型公共財政模式并未及時建立,故收入增長特別是中央財政汲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約;而在支出方面,政府并不能立即從舊體制所界定的職能中退步抽身,并且還要承擔市場經濟體制所要求的新職能,承擔改革成本的巨大需要,致使財政支出節節攀升。為緩解收支矛盾,中央政府只能默許各地方、部門、單位以收費方式籌集公共收入。而這一默許又進一步削弱了稅基,加劇了預算內財政收支的矛盾,從而更強化了對稅外收費的依賴。“亂收費”大面積地制度化,使相關的法定制度形同虛設,社會陷入一個令人欲退不能的體制怪圈,嚴重地損害了政府財政收入來源和收入行為的權威性。

　　近些年來,在非稅收入絕對額及其增長速度均高于稅收收入增長額度及其增速的情況下,政府真實收入來源的混亂。因此,認真分析這種狀況,盡快改革現存的費稅體制,規范各種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就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的內容,也是我們應該總結的一條經驗或教訓。

　　四、正確處理財政與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

　　長期以來,政府財政過多地介入競爭性領域,以直接投資或財政補貼形式資助國有企業發展,這不僅無助于優化資源配置,導致財政資源在使用過程中的巨大浪費,而且也扭曲了公共財政的目標,無助于促進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健康發展。公共財政過度注重經濟增長,忽視其他的目標,可能導致“沒有發展的增長”格局。為此,從優化資源配置方式的角度來看,財政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不應體現在財政對競爭性領域的直接投資,對國有企業的補貼,而應按公共財政原則的要求,體現在如何投資于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品領域,如何為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以及各經濟主體的公平有序競爭提供一個適宜的環境,如何促進社會公平,消除二元經濟帶來的不良后果,以此促進社會經濟的結構優化和整體質量的提高,形成財政與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