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經濟條件下，經濟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OFDI)取得快速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渠道逐漸成為發展中國家企業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途徑。據聯合國貿發組織(UNCTAD)統計，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超過840億美元，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僅位列于美國和日本之后。

　　內容摘要：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OFDI)取得快速發展。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部分發展中國家取得了發達東道國的先進技術，獲得了技術溢出，促進了母國的技術進步。本文主要圍繞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相關研究，針對OFDI逆向技術溢出與母國技術進步，尤其是與母國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以及OFDI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因素等方面對現有研究的最新動態進行述評，并對未來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

　　關鍵詞：會計論文核心期刊發表,OFDI,逆向技術溢出,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

　　引言

　　傳統的國際投資理論認為，跨國公司在具備特定優勢的情況下才會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由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具備技術、管理及銷售渠道等多方面的優勢，因此關于OFDI的已有研究多是基于發達國家視角，這方面的經典理論包括壟斷優勢理論(Hymer)、產品生命周期理論(Vernon)和企業內部化理論(Buckley和Casson)、國際生產折衷(OLI)理論(Dunning)以及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小島清)。然而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具備的特定優勢所不同，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在不具備技術、管理、銷售等特定優勢的情況下開展對外投資并取得快速發展，它們通過開展對外投資接近發達國家，獲得了技術溢出并帶來了母國的技術進步。Kogut和Chang(1991) 最早對發展中國家的這種投資行為開展了實證研究， 他們以1976-1987年日本企業在美國直接投資的297個產業為研究對象， 發現日本企業通過與美國建立合資企業，獲得了美國較為先進的技術。第一次從實證角度驗證了技術尋求型對外投資行為的存在。

　　國際 R&D技術溢出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就是如何對國外研發資本存量給出正確的定義。目前國內關于OFDI渠道技術溢出研究中的國外研發資本存量度量方面，尚缺少理論方法的綜合比較研究，本文對此進行了詳細分析。另外，本文在關于OFDI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因素研究方面，結合了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研究進展，從而拓寬了研究視角。

　　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與母國技術進步的研究

　　國內外學者近年來關于OFDI逆向技術溢出與母國技術進步的研究主要以Coe和Helpman(1995)(C-H模型)的理論模型為基礎，他們主要考察的是OECD國家通過國際貿易渠道所獲取的國際 R&D研發技術溢出的程度，技術溢出效果的衡量是采用全要素生產率TFP作為技術進步的衡量指標。雖然未引入OFDI作為技術溢出的渠道，但是他們所建立的模型為后續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Lichtenberg&Pottlelsberghe (2001)(L-P模型)以C-H模型為理論基礎，以1971-1990年間的美國、日本和歐盟等11國數據為樣本，改進了國際R&D溢出回歸方法，檢驗了進口、FDI與OFDI三種途徑所導致的國際研發資本投入對TFP增長所帶來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進口和OFDI促進了母國技術進步。國內研究方面，杜群陽與朱勤(2004)將這種以獲取東道國的智力要素、研發機構、信息等研發資源為目標的對外投資方式定義為技術尋求型OFDI，這種對外資本輸出行為通過新建或并購海外研發機構，提升了本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技術競爭力。

　　(一)C-H模型的理論基礎

　　作為理論基礎的 C-H模型如下：依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可得Yt=AtKtαLtβStγ。開放經濟體中，知識S的獲取來自于國內研發資本存量的積累以及國際R& amp;D研發資本存量的知識溢出。據此，將其定義為Stγ=(SD)tλd(SF)tλf。根據全要素生產的計算公式TFP=Y/KαtLβt，可得如下回歸模型lnTFPit=Ait+λdlnSDit+λflnSFit+εit。其中，TFPit表示第i國t時期的全要素生產率，SDit表示第i國 t時期的國內研發資本存量，SFit表示通過不同途徑傳導的國外研發資本存量。Ait為截距項，λd和λf表示國內研發資本存量和國外研發資本存量的 TFP彈性系數，εit是誤差項。

　　(二)技術進步的度量

　　關于知識溢出所能帶來的技術進步的績效衡量，主要有以下兩種研究思路：一是基于技術溢出所帶來的生產結果的視角。即把全要素生產率(TFP)作為被解釋變量，把OFDI作為其中一個解釋變量來測度溢出效應。二是基于技術溢出所帶來的知識產出的視角，即以可度量的專利指標作為技術溢出的效果來進行測度。目前，在研究中大部分采用TFP作為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度量標準，下面進行具體分析。

　　(三)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

　　全要素生產率度量，又可以細分為兩種測度方式，一種是增長核算法，源自于索洛的新古典增長理論，是通過測算出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再計算生產率;另一種是經濟計量分析方法， 該方法將不同的投入變量作為自變量，將總產出或增加值作為因變量，通過參數估計的方法來研究，具體為基于數據包絡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數法。國內外學者有關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對TFP影響的研究也據此采用了兩種不同的核算TFP的方法。Coe和Helpman(1995)、白潔(2009)、劉宏和張蕾(2011)和李梅(2012)等采用的是增長核算法計算的TFP來度量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而張宏和郭慶玲(2011)、李梅和柳士昌等(2012)則采用的是Malmquist指數法計算的TFP來度量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

　　由于采用經濟計量法測度TFP，可能存在參數估計不穩定的問題，而增長核算法能夠克服以上問題，因此成為了OECD(2001)生產率手冊推薦的方法，也是目前最普遍采用的測量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下文，主要針對以增長核算法作為TFP計算依據的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進行歸類分析。 　　對外直接投資渠道溢出的國外研發資本對母國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研究

　　目前國內學者在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是否促進本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方面存在不同研究結論。白潔(2009)以L-P模型為基礎，以1985-2006 年我國對14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實證分析了國際R&D研發資本存量通過OFDI渠道逆向溢出的知識對本國TFP產生的影響。研究結論是，OFDI逆向技術溢出能夠對母國TFP增長產生積極效果，但這種效應目前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劉宏和張蕾(2011)依據我國1987-2009 年對外投資存量等數據，運用了Var模型，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結論是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存在積極貢獻。而李梅(2009)利用2003-2008年的省際面板數據，研究了OFDI的逆向技術溢出及人力資本對其吸收能力的影響。結果表明，從總體來看現階段對外投資對國內技術進步尚未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產生不同結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實證研究中需要測度全要素生產率以及通過OFDI溢出的國外研發資本存量，而測度的標準尚未統一，其中國外研發資本存量的度量是難點。

　　(一)國外研發資本存量的度量

　　主要涉及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技術溢出權重的計算;二是技術溢出國的選擇。有關國際R&D技術溢出的計算思路有以下四類：貿易權重法：C-H模型所提出的貿易權重法具體為，其中Sfi是本國i從國際貿易途徑獲得的國際R&D研發資本存量，mij是本國i從貿易伙伴國j進口的商品量;mi是從除了j國以外的其他貿易國進口的商品總量，Sdj是貿易國j的國內研發資本存量。GDP產出權重法：在C-H模型的基礎上，L-P模型提出改進，以貿易伙伴國的總產出GDP作為替代權重。具體計算公式為進口途徑溢出的國外研發資本存量，其中Yj表示第j國的GDP產出，其他變量解釋同C-H模型。固定資本存量占比法：除了GDP產出權重法，L-P模型也定義了通過OFDI渠道溢出的國外研發資本存量，其中OFDIij是第i國向第j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本存量，Kj代表的是第j國的固定資本存量，Sdj是第j國的國內研發資本存量。B-K法(Bitzer & Kerekes (2008))擴展了L-P模型，具體方法是：。式中：OFDIi為投資國i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ki 表示投資國國內固定資產存量;∑Sdj則表示投資國以外各國匯總的國際R&D研發資本存量，即通過OFDI獲得的國際R&D知識溢出。 Coe&helpman(2009)曾針對不同的國外研發資本溢出的計算方法進行了比較分析，目前國內尚缺少這方面的比較研究。

　　(二)技術溢出國的國別選擇

　　由于考慮到世界研發資金主要集中在一些重要的OECD國家，李小平(2006)選取14個重要的OECD 國家來衡量其他國家的國外R& D資本存量。而李梅(2012)、白潔(2009)則根據我國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為參考，選擇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共11個國家(地區)代表中國內地以外世界其他國家(地區)的R&D總體存量。研發溢出國的選擇既要綜合考慮世界主要研發資金集中的國家，也要考慮OFDI的投資流向國。

　　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因素研究

　　有關OFDI逆向技術溢出影響因素的研究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有關東道國影響因素方面的研究;二是有關母國吸收能力方面的研究。根據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東道國區位因素對投資活動具有決定性作用(Dunning，1977)。

　　(一)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研究―東道國視角

　　為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影響因素，首先需要梳理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國外學者方面，Buckley(2007)專門針對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展開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政治風險、文化相似度以及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和地理距離密切相關，另外資源獲取性的對外直接投資也與東道國的資源稟賦密切相關。國內研究方面，張宏(2009)采用分量回歸法，利用114個東道國數據度量了東道國各個區位因素對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研究結論是東道國資源稟賦差異、文化距離、制度距離、以及雙邊貿易對于中國OFDI的流量影響顯著。以上研究主要從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的角度分析了經濟、文化、制度等因素對投資活動的影響。

　　(二)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影響因素研究―東道國視角

　　國內外關于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影響因素的代表性研究概況，如表1所示。蔡冬青和劉厚俊(2012)基于LP模型，一方面測算了OFDI渠道溢出的國際 R&D研發資本對本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同時也分析了東道國公共治理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程度以及技術市場體制等東道國制度因素對我國OFDI反向技術外溢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OFDI反向技術外溢對本國技術進步有促進作用。東道國良好的制度、體制等因素均能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所帶來的反向技術外溢的途徑對本國的技術進步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蔡冬青和周經(2012)主要基于東道國人力資本、研發投入的視角，考察以上因素對我國OFDI反向技術外溢的影響。研究發現，東道國的外資制度、政策對我國OFDI反向外溢存在一定正向影響，但并不顯著，而東道國人力資本、研發投入則有顯著正向影響。

　　(三)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影響因素研究―母國視角

　　母國吸收能力直接影響到OFDI逆向技術溢出的效果，人力資本水平、研發能力均能對OFDI的逆向技術溢出產生影響(歐陽艷艷，2010;闞大學，2010;李梅，2011;周應春，2009)。周應春(2009)從影響母國吸收的角度考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結果表明科研技術人才、對外經濟開放度、高技術行業發展以及基礎設施主要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發揮，而研發資金投入、技術人員、金融發展、社會資本、經濟發展水平則未產生影響。闞大學(2010)利用2003-2008年省際面板數據，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GMM方法實證研究了我國東、中和西部地區的吸收能力對我國OFDI反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各地區存在對外直接投資反向技術溢出效應，目前東部地區人力資本相對不足是制約對外直接投資反向技術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而中部和西部由于經濟開放度和金融發展水平低也影響了對外直接投資反向技術溢出的吸收。 　　綜觀以上研究，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產生逆向技術溢出的因素，綜合起來應當包含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東道國以及母國的經濟水平、科技水平、人力資本、東道國以及母國制度環境等多重因素。

　　評述與展望

　　綜合現有研究，國內外學者對于OFDI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雖然起步時間不長，但無論從研究視角、還是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存在以下特點：

　　一是關于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影響母國技術進步的研究中，度量標準尚未統一，結論存在差異。溢出效應的度量指標如OFDI渠道溢出的國外研發資本存量的計算存在多種方法，如C-H模型、L-P模型或是B-K模型，如何科學度量尚未取得一致標準。

　　二是現有研究主要是基于宏觀方面，微觀方面的研究還不多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需要綜合宏觀和微觀的分析，不同類型的企業對外投資所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果存在差異，那么何種類型的企業能夠獲取更多的技術溢出尚未能作出有效區分。

　　三是由于多重因素都會對OFDI逆向技術溢出的效果產生影響，因此需要綜合經濟、制度等方面綜合分析，現有研究往往偏重于某一方面，綜合分析方面稍顯不足。

　　對于未來的研究，可從以下方面進一步擴展：一是進一步規范、細化OFDI渠道溢出的國外研發資本存量的度量方法，基于我國OFDI的實踐，結合逆向技術溢出的吸收能力和經濟、制度等影響因素，建立符合客觀經濟環境的OFDI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的度量模型;二是研究視角從宏觀拓展到微觀，基于不同企業、不同行業的特性，研究不同類型的企業、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以及獲取技術溢出的效果，有效鑒別以技術獲取為目標的企業投資行為，從而為政府機構制定相關扶持政策提供有針對性的參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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