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自20世紀90年代進入商用以來，以其海量信息即時交互的公平性、去中心化、扁平化特征曾讓人類社會為之雀躍。但21世紀以來，移動通信技術、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飛速發展，數字技術催生了多種新興經濟業態，跨時空配置資源的“互聯網+服務業”平臺經濟應運而生，也出現了有別于傳統工業社會的特殊壟斷現象，并由此產生包括外賣騎手在內的勞動者公平與效率問題。

　　一、數據和技術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核心生產要素

　　“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1古典主義經濟學把資本、勞動力和土地視為生產三要素，新古典主義將組織(管理)列為一種生產要素，馬克思認識到科學技術在生產力中的地位，鄧小平則在1988年正式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進入后工業時代，數據已成為最重要的資源。2020年我國發布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中，給我國經濟定義了五大要素，除了土地、勞動力、資本和技術，新增了數據，擴大了生產要素的定義，非常準確地反映了當下的經濟現實。

　　(一)大數據資源化為犧牲公平的異化勞動提供了基礎

　　數字經濟時代的大數據是比工業時代的石油更重要的戰略資源。大數據是以容量大、類型多、存取速度快、應用價值高為主要特征的數據集合。根據2016年OECD的定義，大數據具有4V特征：Volume(規模)、Velocity-generally in real time(高速并實時性)、Variety(多樣性)、Value(價值大但密度低)。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在2017年5月發表了《世界上最有價值的資源不再是石油，而是數據》一文，將數字經濟時代數據的重要性與工業時期的石油相提并論。但實際上與石油相比，大數據一方面具有再生能力，新數據不斷產生，老數據可以反復利用;另一方面具有聚合效應，數據越新、越全面就越有價值。所以大數據是后工業時代重要的基礎性戰略資源，控制了大數據就控制了經濟。大數據資源化的核心在于某些海量數據被同一主體使用，數據資源化的本質在于獲得數據的成本與收益極不對稱，幾乎是零成本地獲取數據這一生產要素。

　　眾多困于系統的勞動者越是勤勉工作，大數據資源化的特征越是凸顯，信息不對稱程度在勞動者與平臺所有者之間越是表現得淋漓盡致，勞動異化程度也越高。馬克思曾經指出，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進步使效率提高，但是掌握先進技術的群體享受到了生產力發展的大部分收益，在生產關系中占據支配地位，沒有掌握先進技術的“工人降低為商品，而且降低為最賤的商品”2。

　　(二)天然有利于提升效率的數據和算法加劇資本無序擴張

　　基于大數據和算法的平臺規模遞增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也就是說，平臺資本無序擴張是在幾乎不追加成本的情況下完成。“競爭的必然結果是資本在少數人手中積累起來，也就是壟斷的更可怕的恢復”3。數字經濟與工業經濟時代的規模內部不經濟的表現形式及量級層次均有較大差異，更大的企業規模意味著更多的數據資源和利潤空間。在數字經濟之前，土地、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在超過盈虧平衡點后，出現規模經濟現象，但是當生產擴張到一定規模以后，可能產生信息傳遞速度慢且造成信息失真、管理官僚化等弊端，企業若繼續擴大生產規模，將導致經濟效益下降，出現規模不經濟狀態。進入數字經濟時代，當數據成為一種生產要素后，數據可以參與所有的生產環節，反復利用，并且在數據清洗、分類、匯總的生產過程中實現增值。企業前期需投入巨額成本，但隨著掌握數據越多，邊際成本迅速遞減，到后來幾乎無邊際成本，只有邊際收益。極端情況下，企業就等于行業。

　　數據的強滲透性和算法的易遷移性極大降低了企業跨行業經營的成本，且極易形成較大的協同效應，一旦資本無序擴張就極易形成封閉性的跨行業企業集團。工業經濟時代，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獨特的生產方式、供應鏈、客戶群，對絕大多數企業而言，跨行業經營的風險大于收益，資本市場對綜合性公司的估值也明顯低于專業公司。數字經濟時代，掌握數據的企業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對數據清洗、分類、整合，形成用戶(數據提供者)畫像，可以比用戶本人更了解用戶各個領域的需求，并針對其中有價值的需求進行跨行業(包括類金融行業)經營，這使得跨行業經營的協同效應較大，極易產生基于客戶大數據的超級企業集團。

　　(三)互聯網平臺成為數字經濟影響力最大的企業組織形式

　　平臺經濟是數字經濟時代的必然。當移動互聯網技術發展到一種程度，互聯網平臺就產生了。它通過網絡信息技術，使相互依賴的多變主體在特定載體提供的規則和撮合下交互，以此共同創造價值。而平臺經濟，就是指由互聯網平臺協調組織資源配置的一種經濟形態。眾多商家、消費者、勞動者通過平臺連接起來，物資、資金、人員在平臺上大規模快速流動，規模經濟效應更為明顯。

　　驅動平臺協調資源配置的核心工具便是算法。算法讓平臺經濟取得了超越傳統組織形式的影響力，極大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提升了消費的便捷性，提供了新的時空體驗感;平臺大幅降低許多行業的準入門檻后，讓小商家或小服務者獲得直接面對消費者的機會，開店成本下降，經營活動更便利。平臺在發展初期，為爭取客戶而開展的大幅補貼形成消費粘性，當平臺經濟出現一些問題時，大部分人因早期的好感、心理帳戶幻覺、使用習慣、遷移成本、信息技術知識壁壘等原因仍選擇寬容。即使有所不滿，其負面問題也較多指向消費者的價格歧視、定向廣告、消費誘導、隱私保護，以及平臺經濟利用壟斷地位控制平臺內經營者等方面，平臺上網約勞動者的困境尚未引起社會足夠重視，直到2020年9月一篇名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的文章通過自媒體廣泛傳播后，網約配送員在大數據算法掌控下的工作狀態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許多讀者甚至將自身職業代入“困在系統中”模式中，“打工人”成為2020年的熱詞。

　　二、“互聯網+服務業”平臺經濟的公平效率分析

　　當平臺達到壟斷后，對聚集在平臺上的小企業、消費者和勞動者產生了巨大且無法擺脫的影響，必然引起公平與效率問題。網約配送員是“互聯網+服務業”中連接商品服務提供方和客戶的關鍵環節，是物流配送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商品價值實現的“最后一公里”，但平臺經濟的現實情況卻是配送員的收入沒有反映配送服務創造的價值。近期，網約配送員工作狀態引起社會對普通勞動者在新型商業模式中工作狀態的關注。掌握先進技術的群體享受到了生產力發展的大部分收益，在生產關系中占據支配地位。

　　(一)數字零工形態下的勞動者工作方式發生改變

　　近年來隨著移動互聯網發展而興起的食品外賣、網約車、家政服務、同城快遞、美容美甲、跑腿采購等新業態已發展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平臺商品或服務價值實現的“最后一公里”正是由網約配送員們依托于平臺開發的手機APP實現的。網約配送員按完成平臺發布的訂單來收取計件報酬，成為典型的數字零工。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興起，客觀上吸納了大量農民工、城市下崗人員等中低端勞動者就業。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職業———網約配送員就業景氣現狀分析報告》，2019年僅通過美團平臺獲得收入的網約配送員總數已達到398.7萬人，預計未來5年我國網約配送員的需求量約為3000萬。

　　互聯網跨時空配置資源的能力使得新型數字零工成為一種越來越常見的工作方式。不同于傳統自然經濟下的零工，勞動者不必集中在企業里，可以在任意地點任意時間通過網絡接受任務，工作時間靈活。但是除了少數掌握核心能力的高階層勞動者，其他中低端零工的工作并沒有穩定性，不但失去了傳統的社會福利，自我培訓難度也大于企業組織的集體培訓，零工之間如原子般共處的關系讓他們在與資本的博弈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容易產生勞動異化。

　　(二)基于算法的平臺對勞動者的支配更為隱蔽

　　聚焦于“互聯網+服務業”這一領域，通過觀察平臺上網約配送員的勞動過程，探討大數據和算法對社會公平效率的影響。平臺經營者通過實時智能配送系統進行信息交流、交易撮合，算法便是平臺處理大數據的大腦。算法(英語Algorithm)之名來源于八世紀波斯偉大的數學家穆罕默德·本·穆薩·阿爾·花剌子模，他姓氏的拉丁文寫法是Algoritmi。花剌子模的著作《代數學》在12世紀被翻譯為拉丁文，阿拉伯數字由此引入西方，給中世紀落后的歐洲帶來了智慧之光，因此Algorithm有著正面、智慧的隱喻。現代意義的算法與計算機技術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當人工智能技術被大量應用后，算法幾乎等同于人工智能算法。

　　以送餐平臺的實時智能配送系統為例，每個訂單有取餐和送餐兩個任務點，從顧客下單的那一秒起，平臺算法便開始將騎手(網約配送員)的順路性、位置、方向等數據輸入一個算法黑箱，再秒級時間內輸出效率最高的配送方案，決定派哪一位騎手接單。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職業———網約配送員就業景氣現狀分析報告》，“以美團為例，在高峰期，每小時要支持29億次的路徑規劃算法，平均0.55毫秒規劃1次路線。”

　　三、平臺已產生巨大的負外部性

　　“網約配送員”已于2020年2月成為新職業，并納入國家職業分類目錄。對這種依托網絡平臺的新型工作關系，現有的法律法規尚未定性勞動者關系并設立相應的勞動者權益條款，所以平臺經營者通常以第三方派遣、獨立承包商等方式用工，無需為網絡配送員承擔養老、醫療、工傷、失業和生育保險等責任，也回避了送餐過程中的事故賠償責任，成本大為降低。平臺經濟提供新型就業崗位，將企業和勞動者的關系從雇傭改為所謂的合作。許多平臺與零工之間的勞動爭議無法調節，只能訴諸于法院，結果卻“出現自相矛盾的判斷”11。

　　這種矛盾來自于我國《勞動法》對工作關系的兩分法認定。如果認定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的關系是勞動關系，則雇主按照我國《勞動法》應為勞動者提供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社會保障;如果認定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的關系是勞務關系，則用人單位無須為勞動者提供上述社會保障，勞動者需要自我承擔這些保障。一般認為，“區別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主要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地位是否平等，是否存在控制或從屬關系等。”

　　四、促進社會公平，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人的全面發展既是馬克思對畸形發展的舊社會分工的否定，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勞動關系的重構取向。數字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部分，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數據，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為35.8萬億元，占GDP比重達36.2%。政府在互聯網發展早期對互聯網VIE結構13采取了寬容扶持態度，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平臺等新業態依托14億人口的巨大市場，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消費者也帶來了福利，并提供了新型就業途徑。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平臺企業在巨額融資后跑馬圈地，彼此間展開激烈的價格戰，通過收購兼并形成了行業內一家或兩三家壟斷的平臺，然后再利用控制的大數據向其他行業與領域擴張，形成產業閉環，其負面效應也開始逐漸浮出水面。

　　(一)通過立法給予新型用工模式下的網約配送員基礎保障

　　我國網約配送員總數已近千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預計未來5年我國網約配送員的需求量約為3000萬，亟待突破我國對于勞動關系認定的“全有”或“全無”的法律體系框架11。立法機關應將新型工作關系納入勞動法，針對網約配送員等新型用工模式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用法律的形式來促進企業的經營效率和勞動者權益保護之間的平衡，維護零工特別是低技能零工的社會保障、工傷保險和培訓等勞動者權益，從立法上確認外賣配送員的勞動者地位。

　　(二)通過政府干預引導平臺增加算法中的公平性參數

　　公平并非市場內生的，有效市場“看不見的手”不在乎公平，有為政府需要“伸出看得見的手”加以干預。可考慮設立交通安全基金，引導平臺平衡效率與社會交通安全。外賣平臺追求“送啥都快”，外賣騎手送餐時中小事故不斷，重大事故也時有發生，對交通秩序的負面影響極大，嚴重影響了勞動者和其它人的人身安全。平臺經營者擁有對網約配送員的支配地位，在沒有外部監管的情況下，其追求利潤的目標必然使算法派單時間越來越快，對配送員的考核要求也越來越高，使得許多網約配送員置自身安全和公共交通秩序于不顧，拼命搶時間。可以說，每一例送餐交通事故的背后，平臺算法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指望平臺自律是不現實的，必須由政府出面監督建立一種保障機制，設立交通安全基金，在平臺的網約服務發生交通事故時，由基金直接向交通事故受害人賠償部分或全部損失，繳納交通違規罰款，向因事故傷亡的網約配送員支付部分或全部醫療費用和喪葬費用(若有)。交通安全基金的資金來源是按照平臺營業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具體征收比例與平臺上一季度的交通安全紀錄掛鉤，事故率高則征收比例高，事故率低則征收比例低，其基本原則是權利和義務匹配。交通安全基金可以有效地引導平臺經營者將交通規則嚴格納入算法的優化目標，充分考慮路況的復雜度來計算送餐時間和規劃送餐路徑，限制技術被濫用于加深勞動的異化或損害公共利益。

　　(三)進一步完善相關法規，打破平臺對生產要素的壟斷

　　數據資源的所有權雖然有爭議，但并不完全屬于平臺這一點是肯定的。數據資源具有較大公共屬性，即使被私人收集，也不意味著屬于私人。趙燕菁2020年12月在觀察者網上發文認為，大數據是全民創造的，平臺企業作為數據價值的發現者雖擁有數據，卻并不意味著這些數據給平臺企業帶來的價值也應當歸平臺企業的私人所有者所有。建議抓緊數據確權，防止壟斷企業影響規則制定。應盡快出臺數字經濟時代的反壟斷新規，控制大數據壟斷疊加不透明算法的負面影響。

　　五、結語

　　平臺經濟下企業和勞動者的新型關系出現新的不公平。由于平臺掌握了大數據，利用算法支配勞動者，同時又運用游戲式考核或“自由職業”概念予以包裝，中低端勞動者困在其中卻無能為力，政府必須加以監管。要讓技術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而不是在增進效率的同時產生新的不公平。技術應被政府科學、合理地約束，而不是被平臺濫用。被政府合理約束的技術可以為勞動者創造更多的自由時間。“社會發展、社會享用和社會活動的全面性，都取決于時間的節省。”9，“節約勞動時間等于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而個人的充分發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反作用于勞動生產力”10。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頁。

　　3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6頁。

　　4(5)[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364頁。

　　作者：郎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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