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元處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美元戰略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支柱。由于美國自身的經濟實力及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債務危機相當長時間內不會對其自身實力構成實質性威脅。不僅如此，美國正試圖將自身的債務危機轉變為其他國家的“美元陷阱”。中國是美債的最大持有國，需要謹防美債轉嫁的風險，慎重作出相應的政策選擇。

　　關鍵詞：美元,美元陷阱,人民幣,政策選擇,經濟類核心期刊范式

　　為了確保美元在世界經濟金融中的核心地位，當美國發現美元面臨或可能面臨其他貨幣競爭時，它會設法打擊其直接或潛在的競爭對手，并竭力阻止其他區域的貨幣合作和一體化進程。美國對其競爭對手施加政治經濟壓力的手段具有多樣性，主要包括：主導形成IMF和其他國際金融行為的游戲規則，特別是對“操縱匯率”的界定，迫使別國貨幣升值;扶植別國政治代理人和經濟學界的專家，鼓吹其主張的合理性，等等。由此，一面轉移其國內經濟矛盾，一面打擊其競爭對手。經濟類核心期刊范式《時代金融》創刊于1980年，是由中國人民銀行昆明中心支行主管、時代金融雜志社主辦的優秀經濟類期刊。國際刊號：ISSN1672-8661;國內刊號：CN53-1195/F，郵發代號：64-70。

　　美元處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美元戰略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權的確立和維持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結束時起，美國就開始走上一條有意識主導世界經濟的道路，美元也開始在世界貨幣體系中占據中心位置。長期以來，美國各界形成一套復雜的行動方案，包括多種政策工具和投資策略，來保證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處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使得美國國內的債務違約在給美國民眾帶來福利損失的同時，也使持有美國國債的其他各國受到損失。中國作為美債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國轉嫁債務危機中受到很大牽連。

　　一、美國保持美元中心地位的行動方案

　　長期以來，美國憑借其在國際政治經濟活動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長期以來建立的國家信用，通過國會、政界、金融和實業等社會各界，形成一套復雜的行動方案，包括多種政策工具和投資策略，來保證美元的中心地位，并給其他貨幣挑戰美元地位帶來很大的困難。

　　(一)通過政治經濟手段打壓其他貨幣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對歐洲實行利用與打壓相結合的政策，遭到法國等歐洲國家的不滿。戴高樂曾強烈譴責，美元不是公正的國際交易媒介，而只是為美國服務的信貸工具;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使美國長期保持國際收支赤字而可以不必進行調整。20世紀60年代，法美兩國分別動用了安全、政治、經濟和外交資源，進行了貨幣對抗。法國試圖削弱美元的地位和美國的霸權，而美國不做任何實質性妥協，將維持美元霸權作為美國最高國家利益。

　　美國通過政治、外交和貿易手段，強壓人民幣按其要求和標準升值，以減輕自身經濟壓力的思路一直沒有改變。美國財長蓋特納曾表示：中國貨幣幣值“無論如何衡量都遭低估”;“全球經濟要想更為穩健就需抑制中國等出口國的貿易盈余并減少美國等進口國的貿易赤字。”由這一表態看來，美國的思路是始終將自己的利益置于核心位置，然后將世界的經濟利益與自身經濟穩定相掛鉤，通過這樣一種利益捆綁策略來維持美元的戰略地位，反映出赤裸裸的經濟霸權思維。實際上，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后，人民幣匯率強有力地帶動了國內的出口產業，對全世界的經濟復蘇有著重要幫助;有分析人士早已指出中國經濟在帶領世界走出經濟危機方面的作用，而世界非常需要繼續這一趨勢……因此，打壓人民幣匯率不僅是對中國的打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以犧牲世界經濟總體利益為代價的。

　　(二)通過貿易逆差回流美元并贏得財富

　　1982—2010年間，美國只有在1991年實現了微量順差(約29億美元)，其余各年份美國的國際貿易都保持逆差，2006年更是達到8006億美元的高位，換作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保持這樣的逆差持續時間和規模。美國持續如此長時間保持如此巨大逆差的前提條件：一是順差國的外貿以美元計價和結算。為了使所獲得的美元保值，順差國幾乎只能在美國有限的領域進行投資，從而使這部分美元又轉回美國。二是美國通過各種金融產品，不斷向國際社會舉債，借助“債務經濟”維持其購買和消費的能力。其中，美國國債以其國家信譽為基礎，一直被認為保值性較高，從而成為賺得美元的國家“理想”的美元去向。三是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使美國國內產生大量成本低廉的美元。

　　美國長時間保持貿易巨額逆差的結果是，美國既買進了商品和服務，從而享有世界的財富，增加人們的福利，又回籠了資本，造成美國經濟金融持續繁榮，也保證了美元的幣值。其他國家投資美國國債越多，就越難以自拔，美元債市的流動性就越高，美國借此也得以為自己的貿易赤字融資。此外，長期的貿易逆差，使得美國幾乎無限量地發行美元貨幣。美國印制一張1美元鈔票的材料費和人工費只需0.03美元，卻能買到價值1美元的商品。由此，美國每年可以得到數百億美元的巨額鑄幣稅收益。但是，美國的貿易逆差也使其自身面臨貿易赤字的壓力。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貿易赤字會影響國內產業發展和就業率。因此，美國需要控制貿易逆差的規模，使得美元和鑄幣稅的獲益空間基本吻合。但是，由于美國長期保持一種透支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政府運作已深陷債務經濟惡性循環之中，面對貿易逆差，最直接的解決辦法就是使美元貶值。2010年美國出口商品1.3萬億美元，而在美元開始貶值的2002年，出口額僅為6970億美元。分析家認為，這個增量的1/4到1/3可以歸因于美元貶值。通過調節美元幣值，美國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貿易逆差的規模，憑借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主地位，而穩定地獲得凈利益。

　　(三)　虛置美元的幣值基礎

　　今天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礎上的全球化貨幣體系，儲備貨幣發行國承擔為全球提供金融流動性的責任。在該體系下的核心貨幣發行國中，美國獨大。

　　美元幣值基礎的虛置是美元戰略的根本前提。只要沒有掛鉤對象的限制，而國際貿易又一直主要使用美元結算，理論上，美元就有持續增發和輸出的可能，美國就可以自由地通過控制貨幣發行量而調節實際幣值和匯率，同時通過輸出通脹等打壓其他經濟體和貨幣系統，甚至可能通過大量增發美元用于償還巨額國債。正如美國遭受標準普爾降級評定之后，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的：由于美國能隨時印鈔票，因此債務違約的概率是“零”，并強調美債仍屬安全投資。而如果量化寬松成為美國貨幣政策的常態，中國等其他國家或經濟體將持續承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居高不下所帶來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外部流動性沖擊，以及外匯儲備日漸縮水的風險。

　　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到牙買加體系，美國大大提高了戰略機動性，其國際地位和政策自主性得到空前加強。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美元的幣值基礎成為一個含糊不清的關鍵問題。而實際上，美元沒有一個固定的幣值基礎，這使得美元的貨幣供應變得更有任意性，美聯儲可以根據形勢的需要選擇大量發行美元，然后在全球范圍內分攤由此帶來的通脹效應。自美元與黃金脫鉤以來，美元與黃金之間的匯率已下跌至原先的1/8左右，可以側面反映出美元的實質幣值一直在下降。然而，只要新發行的美元隨著美國不斷增長的逆差主要流向國外，美國就不必承擔寬松貨幣政策的主要成本，而可以坐享收益。

　　(四)通過貨幣金融手段打壓別國經濟

　　經過20多年的發展，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衍生產品供給國，并使之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機構投資者與個人理財投資菜單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通過金融衍生品等金融手段打壓其他貨幣，一般不通過政府活動進行，而是借助其所主導的市場規則和金融概念，由美國的資本家和金融精英著手打擊他國貨幣和金融體系而謀利。其中，借助信用杠桿的各種金融衍生品已經成為必備的工具。

　　在1985年美國對日本經濟所采取的壓迫日元升值之行動中，美國針對日本推出日經股指認沽期權和日經指數認沽權證，對日經指數帶來強大的賣空壓力，對日本經濟施以沉重打擊。日本經濟泡沫迅速破滅，不能再對美國霸主地位構成威脅。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拖垮泰銖及東南亞其他國家貨幣的是股指期貨，同時沽空貨幣、股指并拋售股票成為一套小型經濟體系難以抵御的組合拳，而政府大幅提升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并人市吸納股票的行為，則受到外界鋪天蓋地的指責，稱違反了自由市場原則。此外，在金融大鱷們狙擊其他國家的貨幣體系時，也都可以看見類似的信用杠桿的身影。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的金融衍生品大幅貶值，使國際投資者損失巨大。很多國家不得不向國內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資金，以防止國內金融業受到太大沖擊。在全球貨幣市場資金凍結的情況下，各國銀行和金融機構在公開市場紛紛買進美元，以應對流動性危機，美國則借機發行了更多美元。

　　信用杠桿和金融衍生品之所以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一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主導的經濟話語體系和“自由市場”、“市場經濟”的定義，撤除了其他國家最重要的防御手段體系。二是牙買加體系下外匯制度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國際炒家的資金量只要達到一定規模，就可以利用一個循環來獲取巨額經濟利益。其循環機理為：通過熱錢自由涌入推動目標國匯率上升，壓抑其出口并促使本幣投放量增大，提高其股市、樓市和必需品價格，從而提高表面的短期收益;進一步吸引熱錢，不斷做大經濟泡沫;預備做空手段，在適當的時候使經濟泡沫破裂而大大獲益，再在低位廉價吸納目標國資產而獲得雙重暴利。金融杠桿在此起到強化做空機制的作用，將國際炒家的資本迅速放大到具有可以和一個小型國家的經濟實力相抗衡的能力，借助強勢的美元資本而達到洗空一國貨幣的目的。

　　(五)通過多重手段消化外國美元儲備

　　美元外匯的持有者在美國進行高效投資的范圍非常有限。高新技術和能源等利潤最高、增長最穩定、具有戰略地位的行業始終為美國金融界把持，美國金融家們從中獲得巨大的投資回報，外國投資者幾乎無法涉足其中，而只能購買回報相對較低的資產、美國國債和其他金融衍生品。在這樣的投資選擇中，外國投資者要么面對較低的資產回報率，而有效的回報可能被通貨膨脹和美元增發的影響迅速抵消，從而沒有實際收益;要么面對較高的投資風險，特別是金融衍生品和各種概念經濟，隨時有可能令投資者血本無歸;即使是美國國債，也面臨技術性違約的風險。目前美國國外的美元持有者大規模消化美元儲備的典型渠道是美國國債。就體量和流動性而言，市場上缺乏可以替代美國國債的選項。在一進一出之間，國外的美元持有者對美國經濟可能造成的沖擊就被降低了不少，所能套走的美元亦非常有限。

　　不僅如此，美元長期的貶值趨勢，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國外美元資產的實際份額，從而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國外美元儲備的壓力。由于其他國家實施的常常也是緊盯美元匯率的政策，防止其貨幣被動升值而壓制出口，美元與其他貨幣的匯率才沒有呈現明顯的下跌趨勢。但在一升一降之間，美元又可以通過單方面優勢獲取巨額利益。美國分別利用升值與貶值周期的單方面優勢，購買自由市場國家的資產獲利。美元與其他國家貨幣之間的匯率，既存在升值的期間，也有貶值的階段。美元升值時，美國大筆購進順差國的貨幣;而順差國往往購買美元資產，美元貶值時，目標國資產價值下降，這就給了以美元購買這些資產的良機。但是反過來，由于順差國經濟力量不足，加上美國的投資審查限制和金融門檻等，這些國家無法反過來對美國采取相應的措施，美國得以借助其經濟實力不斷盈利，從而維持其對其他貨幣體系的優勢。

　　(六)政府與評級機構的微妙關系維護美元霸權

　　包括標普在內的三大評級機構在國際社會處于壟斷地位，其評級方法與分析體系都不為外界所知。它們以“獨立”的身份與美國政府保持著微妙的關系，實際上成為美國經濟話語霸權的一個組成部分。新興市場國家難以在評級問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美國信用評級機構在對歐洲下手的同時，對日本也有所動作。8月24日，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穆迪宣布將日本國債評級從AA2級下調一檔至AA3級。這是九年來首次下調日本主權信用評級，使人們對日本國債的風險評估變得嚴峻。這不僅與標普相呼應試圖表明其評級行為的中立性，也客觀上起到了進一步催高避險品價格的作用，而為掌握高風險金融衍生品和大量硬通貨的金融資產在亂局中獲利起到推波助瀾的功效，客觀上保證了美元能夠借助信用評價工具直接或間接調節其實際價值和匯率。

　　取得外國優質資產是獲得回報的重要手段之一，無論是通過一攬子交易的方式還是通過其他低風險的金融衍生品，只要我們能夠將外匯轉化為外國的優質資產，就將大大提升我們從貿易順差中獲得的實惠。中國應設法加大對外投資，增購優質國際資產。中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后，海外投資額不斷上升，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大國。過去數年間，中國在海外的投資額更是呈現“井噴式發展”，由2004年的55億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590億美元。然而，分析對外投資的結構，可以發現還是存在某些憂慮的。從2008年到2009年，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向急劇轉彎，其中最突出的大項變化是：采礦業由58億多美元猛增到133億多美元，增長172%;租賃和商業服務業由217億多美元下降至204億多美元，下跌近5.8%;批發和零售業由65億多美元下跌至61億多美元，下跌5.8%。一些小項出現大幅調整，農林牧副漁業增長接近一倍，建筑業下降接近一半，房地產業增長將近三倍，科技和地質勘察增長四倍多，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則劇烈收縮至原來的3%。可以認為，當前我國對外投資結構正處于較強的調整期。但近期趨勢還是值得肯定的，包括礦產、能源、制造業和高科技等優質資產正日益進入美元儲備的投資范圍。由于這類產業受到嚴格的產業政策保護、環境規制或民意高度敏感，要在投資方面作進一步突破還得付出很大努力。

　　(七)推進亞洲金融合作，建立和完善離岸美元市場

　　我們目前持有大量美國國債，受投資范圍限制所致，具有一定的被動性。有評論稱，“只要中國繼續通過盯住美元的匯率機制補貼出口，它就注定會累積更多的貿易順差、吸納更多的美元。此外，鑒于中國難以獲得大筆美元股權投資的機會，除了在全球流動性最好的債券市場上購買美國政府打的'白條'以外，其實也沒有多少其他選擇。”新近亞洲金融合作的重要目標之一，是建立離岸美元市場，允許一切優質企業發行以美元為計價單位的證券，亞洲制造企業和國家主權基金可以根據需要自由地購買這些不受美國政府控制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從而提高美元資產的運作效率，打破美元霸權戰略的牟利循環。這可以使得中國、日本等巨額美元儲備持有國獲得一個消化美元儲備的渠道，減輕維持匯率穩定的壓力。

　　(八)積極謀求推進IMF和世界銀行的改革，促成世界通貨適度硬化

　　從根本的制度面來看，我們需要促成國際金融秩序的改革。目前美國在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導致IMF等機構在世界性金融危機和世界均衡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建立利益分布較為平衡的世界貨幣體系也舉步維艱。即使是目前最有望接近“世界貨幣”的SDR，也還沒有一套良好的國際清算服務，和各國貨幣自由兌換的渠道仍較狹窄。最重要的是，SDR沒有較“硬”的幣值基礎。它不像黃金那樣本身具有價值，也不像美元那樣以一國經濟實力為后盾;它和歐洲貨幣單位亦有所不同，后者的發行有25%的黃金、25%的美元和50%的各國貨幣做準備。它只是一種虛構的國際清償能力，不能作為最后的國際支付手段，很難指望各會員國完全用它保持國際儲備。它能加強各國應付國際收支逆差的能力，但很難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特別是各國對IMF的合法性存疑，在對其功能的有效性缺乏信心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在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全球貨幣體系缺乏穩固的幣值基礎之際，為避免國際貨幣體系陷入各自為戰的重商主義策略，陷于競相貶值的囚徒困境，我們應當盡可能積極謀求推進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增強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并硬化SDR等潛在世界貨幣的幣值基礎，使其成為在控制力方面更為均衡的新型國際貨幣錨，防范美元幣值基礎削弱給世界貨幣體系帶來的沖擊，也給人民幣匯率的調節增加一個可選擇的依托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