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差異始終是經濟學和地理學研究的熱點問題，適度的經濟差異對于資源的高效配置和產業的合理轉移有幫助，經濟差異過大反而會弱化業已形成的分工與協作，甚至有可能影響到社會穩定[1]。

　　摘要：區域經濟差異是學術界和政府決策層都關注的重要問題，適度的經濟差異有助于資源的高效配置和產業的合理轉移，經濟差異過大則會弱化業已形成的分工與協作，甚至有可能影響到社會穩定，已有研究往往忽視了縣域空間效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以人均GDP為測度指標，利用ESDA和GIS空間分析方法對 2000-2010年中國國家級貧困縣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格局進行分析;將貧困縣按經濟發展水平分為4種類型，計算其馬爾可夫鏈矩陣和空間馬爾可夫鏈矩陣，并進行類型轉變及其與鄰域類型轉變關系的空間格局演化分析。結果表明：中國國家級貧困縣在數量上表現為非均衡的發展格局，即強者日趨極化，而弱者日趨邊緣化;在空間分布上呈現東―西遞增，南―北遞減的分異趨勢。從總體分布格局來看，11年間Moran’s I估計值呈上升趨勢，縣域經濟的自相關性在不斷增加;從局部分布格局來看，各貧困縣域經濟總體發展水平不均衡，縣域之間的經濟差異有所擴大。縣域經濟發展存在比較顯著的俱樂部趨同特征，其中高、低水平趨同俱樂部穩定性最強，其維持原有狀態的可能性分別為0.942和0.957;趨同俱樂部類型的轉變受鄰域空間背景的影響明顯，鄰域環境對區域發展程度聚集類型的演變具有促進或制約效應。11年間縣域經濟的熱、冷點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冷點區域在空間上形成 “兩橫三縱”的空間架構。資源基礎、區位條件以及空間近鄰效應是貧困縣經濟空間差異的主要原因。最后，從制定多中心空間開發政策、強化縣域經濟跨行政區合作、提升擴散型區域輻射效應等方面提出了發展建議。

　　關鍵詞：農業經濟論文,區域差異,ESDA-GIS,空間計量,貧困縣,中國

　　研究區域間經濟差異的空間格局及其成因，可以為落后地區加快發展和發達地區保持競爭力提供政策制定依據[2]。我國由于不同區域間在自然稟賦、區位條件、政策傾斜、發展歷史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致使區域經濟差異顯著，不僅表現在沿海與內地之間，東西與南北之間，甚至在同一區域內部也存在較大差異。這引起了學者的高度關注，開展了大量學術研究。從研究尺度看，既有全國[3]、三大地帶[4]、大經濟區[5]和省域[6]層面上的宏觀研究，也有基于縣域[7]和鄉鎮[8]視角的微觀研究;從研究對象看，既有針對發達地區[9]和欠發達地區[10]內部差異的研究，還有針對如省際邊緣區[11]和鐵路沿線經濟帶[1]等特殊區域的跨界研究;從研究方法看，既采用傳統的統計分析手段(變差函數[12]、Gini系數[13]、信息熵[14]、Theil指數[15]等)和計量經濟模型(趨同模型[16]、小波分析[3]、隨機前沿模型[17]等)，也借助空間計量學方法(空間自相關[2]、地理加權回歸[6]、趨勢面分析[11]等)展開研究。

　　我國已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時期，但全國仍有 1.28億的貧困人口[18]。加快貧困地區發展，尤其是縣域經濟發展是減少農村貧困的根本途徑。國家級貧困縣是經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認定的國家實施經濟扶持的縣級行政區特定稱謂，研究其經濟時空差異是科學制定縣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前提和基礎。目前，國家級貧困縣空間差異的研究鮮見報道，全國范圍的格局研究更是少見。針對上述不足，本文以592個國家級貧困縣為案例，基于GIS空間計量測度方法，分析經濟差異的時空格局，以期為貧困地區空間格局有序開發及區域協調發展提供科學參考和決策依據。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國家級貧困縣概況

　　1986年，國家首次劃出273個國家貧困縣;1994年，國家啟動“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國家貧困縣擴大為592個;200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發布，取消了沿海發達地區的所有國家級貧困縣，增加了中西部地區的貧困縣數目，但總數依然為592個，同時將“貧困縣”的提法改為“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201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發布，2012年3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在其官方網站公布了最新的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總數雖仍為592個，但空間分布上有所調整。1994-2012年，調出的縣有127個(圖1)，主要位于內蒙古(12個)、陜西(11個)、山西(10個)、山東(10個)和遼寧(9個)等省區，這些縣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如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的伊金霍洛旗、烏審旗和準格爾旗依靠豐富的煤炭資源大力發展能源產業，2010年3個旗的人均GDP均超過1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均在8 700元以上，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7%，貧困縣的稱謂已不合時宜。調入的縣也有127個，主要位于內蒙古(12個)、四川(11個)、陜西(11個)、湖南(10個)、河南(9個)和山西(9個)，這些原本并不貧困的縣由于不同的原因在發展中逐漸落在了后面。調整后的國家貧困縣全部分布在中西部地區，其中西部省份占375個，中部217個;按所屬省區來看，云南省最多，有73個，其次是陜西和貴州，各有50個。

　　1.2 研究方法

　　1.2.1 探索性數據分析(ESDA)

　　常用的區域差異分析方法包括統計法、公理法、社會安全函數以及模型法，前3種方法均為基于數字挖掘的分析推導法，缺乏空間視角，無法實現地域差異空間格局的可視化表達，也忽視了鄰域的影響。本文采用基于GIS平臺的ESDA技術，包括全局Moran’s I指數和局域Moran’s I指數(LISA)。ESDA是得到學界認可的較為理想的數據驅動分析方法，已被廣泛用于區域差異的研究中，篇幅所限，計算公式詳見文獻[19]。引入 GetisOrd Gi*來判別不同空間位置上的高值與低值集聚狀況，計算式詳見文獻[20]。 　　1.2.2 三維趨勢分析(Trend Analysis)

　　用于揭示空間物體的總體分布規律，忽視局部變異。一般來說，任一表面可分為兩部分：確定性的全局趨勢和隨機性的短程變異[21]。三維趨勢分析反映了描述對象在空間區域上變化的主體特征。

　　1.2.3 Markov chain與空間Markov chain

　　馬爾可夫鏈是研究在無后效性條件下時間和狀態均為離散的隨機轉移問題的方法。無后效性是眾多地理或區域經濟現象演變過程的狀態轉移都具有的特征，因此，馬爾可夫鏈成為了研究區域經濟增長俱樂部趨同的最常用方法。具體做法是把連續的人均GDP數值離散化為n種類型，計算每種類型的分布及其年際變化，據此近似逼近區域演變的全過程。區域經濟增長在地理空間上并非孤立而是受到周邊區域的影響與作用，處于一個具有狀態特征的鄰域環境中。傳統馬爾可夫鏈忽視了區域單元的空間相互作用，空間馬爾可夫鏈引入空間滯后(空間權重矩陣與區域屬性值的乘積)，以區域i在初始年份的空間滯后類型為條件，將傳統的k×k馬爾可夫矩陣分解為k個k×k條件轉移概率矩陣。對第k個條件矩陣而言，元素mij(k)表示以區域在t年份的空間滯后類型k為條件，該年份屬于類型i而在下一年份轉移為類型j的空間轉移概率[22]。

　　1.3 數據來源

　　為便于了解國家貧困縣整體經濟空間差異，分別選取1994年與 2012年公布的592個貧困縣名單中的縣域作為研究對象。人均GDP是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問題時最常用的指標，因為其可以較充分地反映區域差異的內涵，而且數據的易獲取性、可信性和完整性好。考慮到數據可獲取的最早年份，本文以縣級人均GDP為基本分析變量，2010年按2000年人均GDP的不變價計算。數據來源于2001-2011年《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與《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縣區界線、縣城位置等獲取自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 1∶400萬數據庫。

　　2 區域差異時空分異特征

　　2.1 總體分異特征

　　采用ArcGIS 9.3的全局趨勢分析方法，以正西和正南方向為X和Y軸，以貧困縣縣域人均GDP為Z軸，制作三維透視圖，將透視角度合理旋轉后用以揭示貧困縣縣域經濟的總體空間特征及其趨勢(圖2)。在空間分布上，國家級貧困縣總體呈現東―西遞增，南―北遞減的趨勢。2010年較之2000年，這一趨勢有所減小。

　　3 經濟差異趨同分析

　　3.1 縣域經濟“俱樂部趨同”的時間特征

　　將國家級貧困縣按歷年全國貧困縣人均GDP的平均值劃分為4種類型：①低水平：人均GDP低于全國平均的50%;②中低水平：人均GDP介于全國平均的 50-00%;③中高水平：人均GDP介于全國平均的100-150%;④高水平：人均GDP高于全省平均的150%。表1為2000-2010年國家貧困縣縣域人均GDP類型的馬爾可夫轉移矩陣。由表1可知，2000-2010年間國家貧困縣縣級單元經濟類型具有如下的轉變特征：

　　(1)依據縣級經濟發展程度的類型劃分，國家貧困縣區域經濟增長存在著4個趨同俱樂部。表1顯示，對角線上的概率值均大于非對角線上的概率值，在任一個時期內，區域保持原有經濟發展程度類型的概率至少為0.761，說明4個俱樂部趨同的穩定性都較強。其中，位于兩端的低水平趨同俱樂部和高水平趨同俱樂部，其穩定度最高，保持原有發展類型的概率分別為0.942和0.957。“中間階層”趨同俱樂部的穩定性較為均衡，相對而言中高水平趨同俱樂部的穩定性最差，向中低水平類型轉變的概率(0.179)較大。

　　(2)不同發展類型間轉換的概率較小，最大僅為0.179，約為對角線最小概率的23.52%;而與對角線不相鄰的轉換概率均為0(跨等級轉變的概率為0)，表明在2個連續的年份之間不存在低水平發展縣域向高水平以上的趨同俱樂部轉變的可能，反之亦然。這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一致的，經濟發展是個連續的進程，短期內的跨級類型遷越或衰退均難以實現。

　　(3)就相鄰類型的轉變而言，中高水平縣域向中低水平趨同俱樂部轉變的概率最高，達0.179，大于逆向轉變即中低水平地區向中高水平趨同俱樂部的轉變概率的0.068。與之類似，中低水平向低水平趨同俱樂部轉變的概率(0.133)大于其逆向轉變的概率(0.058)。而高水平向中高水平趨同俱樂部轉變的概率(0.043)則稍小于其逆向轉變概率(0.060)。

　　3.2 俱樂部趨同的空間解釋

　　在Markov chain的基礎上引入鄰域影響條件，建立空間Markov chain概率矩陣(表2)，從而定量分析區域所處的鄰域環境如何影響其向某種趨同俱樂部轉變的概率。從表2中可以看出，與表1相比，不同的鄰域環境導致區域的類型轉變概率差異較大，說明空間位置對區域的趨同俱樂部有著重要作用：與等級越高的縣域相鄰，越有利于某縣域向更高等級的趨同俱樂部轉變;與等級越低的縣域相鄰，縣域向更低等級趨同俱樂部轉變的概率也越大。具體而言，對于低水平俱樂部來說，在低水平、中低水平、中高水平和高水平的鄰域環境等級中，其向中低水平趨同俱樂部轉變的概率分別為0.033，0.072，0.108和0.188，依次增大，表明與等級越高的縣域相鄰，越有利于低水平俱樂部的經濟增長，繼而向中低水平趨同俱樂部轉變。對于較低水平俱樂部，其向低水平俱樂部轉移的概率大都遠大于向中高水平俱樂部轉移的概率，這說明高等級鄰居區域環境對中低水平俱樂部的經濟增長有抑制作用。中高水平和高水平俱樂部的轉移則不具規律性，反映出低水平鄰域對中高和高水平縣域的影響較弱。

　　4 經濟空間差異原因與對策

　　4.1 資源基礎

　　4.2 區位條件

　　區位既決定了區域開發的次序與機遇，也影響到區域經濟的發展程度和發展速度。2000-2010年，國家貧困縣低-低類型的縣域主要集中分布在省際邊緣地區，這些地區多為丘陵山區，生態敏感脆弱，距高水平區發展的縣較遠，接受高水平縣域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小，在競爭力、經濟外向度和發展活力等領域處于相對劣勢地位，退化為經濟發展的“盲區”。 　　4.3 空間近鄰效應

　　依據Tobler的地理學第一定律[23]，任何地理事物或現象之間都存在相關性，這種相關性與空間距離有關，越鄰近的事物相關性越強。從國家貧困縣縣域經濟發展差異的空間分異格局來看，空間鄰近效應也不容忽視。以中部的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為例，距離中原經濟區、皖江沿江地區、鄱陽湖、長株潭等經濟區較近的外圍縣域，便于最大化地接受經濟區的輻射，空間溢出效應顯著。另一方面也說明，具有不同特質的空間格局，往往是由地理變量的空間關聯所導致的鄰域空間的趨同與分異，以及距離空間的增強和衰弱而形成。

　　5 政策啟示

　　本文結論的政策啟示是：①貧困縣應制定多中心發展和多區域聯動的空間開發策略，借助交通等基礎設施的連接，強化中心城市的核心帶動作用，加快城鎮化發展步伐等措施，逐步改善蕭索型縣域的鄰域發展環境，降低因生態脆弱、區位不利等帶來的經濟發展強波動風險。②縣域局部空間關聯模式應引起關注，空間上提升擴散型區域的輻射效應，弱化極化型效應區，避免出現新的蕭索貧困區。③強化縣域經濟的跨行政區合作，打破阻礙經濟發展的行政區劃限制，革除影響區域協調發展的體制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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