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話語，是一種言說方式，它通過紀錄片表現出來，背后體現著意識形態的力量，紀錄片話語對社會起著著建構作用，并隨著歷史和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紀錄片與中國電視紀錄片
　　紀錄片既是一種“理念”，一種“精神”，同時，也是一種“方法”。作為一種方法，它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在不斷地發展變化著。
　　由于紀錄片的發展與攝錄技術的進步密切相關，所以可從技術角度將它分為三種類型：紀錄電影、電視紀錄片和人們通常所說的DV紀錄片等。這三類紀錄片并無本質上的差異，區別主要在于作者所使用的攝錄工具不同以及由此所帶來的表達效果的差別。紀錄電影用電影攝影機完成，畫面品質優異；電視紀錄片用傳統廣播級的攝像機及相關設備錄制，畫面品質次之；DV紀錄片的攝錄工具則是目前日益普及的小型數碼錄像機，畫面品質又次之。不過隨著技術的發展，這些差距在逐步縮小，之間有合流的趨勢。因此，我們不能主觀地把這三類嚴格加以區分，大致來說三者除了技術層面的區別外，還有播放對象、播放平臺和播放效果的不同。紀錄電影和電視紀錄片一般以大眾為傳播對象，以電視或電影等大眾媒介為播放平臺，傳播效果明顯。因此，結合中國電視紀錄片的種種特點，筆者認為電視紀錄片有以下幾個必備條件。
　　首先，它具有真實性，是非虛構的影視作品，因此它不是故事片和電視劇。其次，它要求翔實、豐富的事實材料，并不追求時效性與及時性。它追求一種歷史價值，它關心的是事件中人的心態，事件只是載體，而新聞一般只報道某個特定時間、地點的特定事件的一個片斷。因此，紀錄片又有別于一般的新聞，雖然它有時候看起來與深度報道很像，但“焦點訪談”決不是紀錄片。
　　最后，它是把過去或現在的事用電視影像的手段進行人性的還原和記錄，并盡可能接近真實的歷史。它以電視媒介為傳播平臺，面向社會大眾傳播，有較強的傳播效果，能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因此，它又有別于紀錄電影和DV紀錄片。
　　關于話語和中國電視紀錄片話語
　　話語來源于語言學，是“指稱比句子更重要的動詞性言說(verbalutterances)”。“話語強調作為一種行為的意義，話語同時指涉及思想和傳播的交互過程與最終結果。話語是制造與再造意義的社會化過程。”至此，話語這一概念才擺脫了原來語言學這一狹小的范圍，并被界定為符號化于語言中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從表層和深層兩個層面對話語進行分析和界定：從表層的產生機制與形式來看，話語是說話者或作者在某個語境中運用語言系統表達思想情感或實現意圖的口語或文本；但從深層的社會語境來看，話語不僅僅是它已說出的東西，還是它沒有說出的東西，即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的逼迫出場。既然如此，話語就存在一個代表誰的思想、意圖或者說意識形態的問題，也就是說話主體的問題。正如后現代思想家福柯提出的，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脫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話語關系，“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因此，話語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話語是一種言說方式，它是通過“文本”或“語篇”表現出來的；
　　其次，話語體現著意識形態的力量，無論是何種形式的話語，其背后都存在著某種意識形態的支配；
　　再次，某種話語類型一旦形成，就會對社會形成反向的建構作用，這種建構是軟性的、潛移默化的，通過人們對“文體”的解讀影響人們對于這個世界的看法；
　　最后，話語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歷史和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不同類型的話語也會相互結合而形成新的話語類型。
　　在中國電視紀錄片發展過程中，主要存在著三種話語，即代表政治意識形態的官方話語、代表精英知識分子的精英話語、伴隨大眾文化崛起的民間話語。官方話語以話語的單向強制性意識形態性為表征，精英話語以話語的啟蒙性為表征，民間話語視角則體現在以大眾消費性為表征。當然，正如福柯所說，話語權只能在相互聯系中被理解，而不能被割裂開來。這三種話語及其主導下的電視紀錄片并不是并行、獨立地向前發展的，而是互相融合、互相滲透，在整合中共同推動著我國電視紀錄片的發展。
　　為什么要研究紀錄片話語
　　我們以紀錄片話語為視角來對中國電視紀錄片發展進行梳理是完全可行的，以話語和話語分析為視角來解析我國電視紀錄片的發展能夠更好地揭示其發展的內在控制制約、外在控制制約以及主體控制制約，使我們對我國電視紀錄片的發展脈絡更加明晰，也能為以后電視紀錄片更好的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
　　首先，以前學者對紀錄片發展的梳理，偏重于微觀技巧的發展變化和社會變遷對紀錄片的影響，缺少對紀錄片發展宏觀深入的探討和對紀錄片與社會發展雙向、互動的分析，話語和話語分析理論的引入有助于建立一種全新的電視紀錄片發展解讀模式。綜觀學者對電視紀錄片發展史的梳理，要么關注紀錄片技巧層面的發展變化，對其美學風格、創作走向等微觀層面的變化進行梳理，而對為何發展變化，什么動力推動下發展變化，語焉不詳；要么關注紀錄片對社會變遷的紀實本性以及社會變遷對紀錄片發展的影響，很少關注紀錄片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很少關注紀錄片的社會建構功能，對紀錄片對社會發展的反向作用重視不夠，而媒介話語分析則關注話語與權力、意識形態的關系，關注話語的建構功能。
　　因此，運用話語和話語分析理論對中國電視紀錄片發展進行觀照，能夠讓我們明晰在什么樣的外在、內在動力推動下紀錄片才向前發展，在這些動力作用下紀錄片本身的創作和美學上又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在紀錄片發展中又是怎樣反作用于社會，實現其意識形態建構功能，從而為我們建立起一種全新的電視紀錄片發展解讀模式。
　　其次，傳統紀錄片理論偏重于經驗和技巧，不能滿足理論創新的需要，話語理論的引入有助于紀錄片理論創新。話語和話語分析理論的引入，改變了傳統的微觀視角，突破了創作技巧的圈子，關注紀錄片背后的意識形態推動和紀錄片的意識形態建構功能，關注紀錄片的外在控制制約、內在控制制約和自我控制制約諸因素，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分析方法，讓我們可以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紀錄片文本。
　　再次，近年來，紀錄片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在世界四大電影節上不斷獲獎，《遷徙的鳥》（2002年）、《華氏9?11》（2004年）、《帝企鵝日記》（2005年）等都引起了極大的轟動，而我國電視紀錄片也一掃前些年的頹勢，《再說長江》（2006年）、《大國崛起》（2006年）、《復興之路》（2007年）……以一部又一部的“大片”，在洶涌的娛樂大潮中拼殺出屬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收視率不斷飆升，媒體蜂擁追捧。而在紀錄片的蓬勃發展中，我們也看到了對紀錄片責任和功能的質疑與探討。紀錄片有什么樣的責任和功能，如何才能更好地發揮紀錄片的責任和功能？話語和話語分析理論的引入，從話語與意識形態的作用與反作用角度對電視紀錄片發展進行解析，能讓我們明晰電視紀錄片發展背后的意識形態動力，理解電視紀錄片對社會的建構功能，更好地促進紀錄片創作的繁榮和電視紀錄片的發展。
　　在紀錄片研究中，從話語與話語分析的角度對紀錄片進行探討，還屬于一個新的領域，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還很少。但話語和話語分析理論的引入，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分析方法，讓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紀錄片文本，不僅讓受眾更加明晰電視紀錄片的社會建構作用，也讓紀錄片創作者明白，怎樣才能更好地在紀錄片中發揮自己的意識形態作用、更好地完成紀錄片的意識形態建構功能，從而更好地指導紀錄片的創作、促進我國電視紀錄片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