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的府兵制是建立在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租庸調之上，而授田制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性，所謂均田其實并不均勻。更何況，唐初的這種制度是建立在少量人口的基礎上，唐建立后，又經過十年的戰(zhàn)爭，到公元前628年全國得到統(tǒng)一，在這段時間中，隋末的戰(zhàn)亂，經濟的崩潰和唐初的戰(zhàn)亂是人口大幅度下降。

　　摘要：唐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繁榮強大的朝代，然而就在這強大﹑繁榮的背后隱藏著一系列的問題，其軍事制度府兵制的實施本身就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實施的前期它符合了歷史和社會的要求，但是后期他實施的基礎和環(huán)境發(fā)生了變化，導致府無兵可供的局面。人口的大量增加，制度的不符實際，它只能破產。它不僅欺騙了唐人民，也導致唐政府不得不另尋出路。

　　關鍵詞：表論文,唐代人口,府兵制度,破產

　　1.府兵制度的建立

　　府兵制度是一種寓兵于農的制度，它創(chuàng)立于西魏，在北周﹑隋朝時期進一步完善。唐襲隋制，李淵父子建立唐政權后，為解決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兵源和糧食問題，急于謀求恢復耕戰(zhàn)雙顧的府兵制度，開始任命元從功臣和招降軍將為衛(wèi)大將軍﹑將軍，設置軍府其制度完全沿襲隋制，把府兵制度推到了極盛。直到唐玄宗八年府兵制宣告破產。它從極盛到破產的發(fā)展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它經歷了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朝，共在這一百多年中它經歷了曲折的前進道路。

　　2. 府兵制的發(fā)展

　　唐朝建立以后，推行與民休息政策，建立在不足三百萬人戶基礎之上的均田制與租擁調法，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農業(yè)生產得以逐漸恢復，人口也有了增加。但是在土地分配不均勻的情況下，每戶又要承擔相應的租擁調，即使唐初的租擁調相對較輕，但是分攤在受田不均的農民身上就沉重的多了。并且隨著社會的穩(wěn)定、生產的發(fā)展，唐朝的人口也在逐年穩(wěn)步上升。如：公元705年中宗繼位時，戶口由唐初的300萬戶增至600多萬戶，人口發(fā)展到3700多萬。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戶為380萬，到公元705年，即中宗神龍元年戶達6156141，人口為3714萬【6】。到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人口增長到4543萬，到天寶元年，公元742年，人口達到4891萬。“開元十四年載：五月葵卯，戶部進計帳今年管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管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開元二十年載：其年戶部計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天寶元年載：其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xiāng)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部進計帳今年管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7】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唐初到天寶年間，人口呈成倍增加的現(xiàn)象，在這其中，我們不能否認唐初的一些政策作用，是對社會穩(wěn)定、生產發(fā)展起了積極作用。但是，這其中并不是說不存在問題，雖然，大量人口的增加有利于政府財政——人頭稅的增加。但是，人民的租擁調負擔并沒有減輕，在大量人口增加的同時，而土地卻沒有增加，尤其是政府手中的土地在以前授田的基礎之上在不斷減少，更就有可能出現(xiàn)在有限的土地內授田的嚴重不足，實際上人民的負擔卻更嚴重了。

　　我們前面提到，府兵制是一種寓兵于農的制度。府兵征行時，除重兵器與戰(zhàn)馬由封建國家供給外，其他均應自籌，這也就是說府兵在征行時自備弓矢衣糧，不由封建國家供給。全部軍用物資府兵個人自備的資財主要是隨七事及糧食，七事應指服、被、資、物、張箭、鞍具、器仗等七件事物。在唐人口大量增加的基礎上，府兵還要承擔如此多的自備物資。唐朝從建立到政權的鞏固，武功基本上沒有停止過，府兵哪有時間去耕種，就那授田不足的幾十畝地都有可能荒蕪或租佃或兼并。

　　在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封建社會中，這些政策都是從維護統(tǒng)治出發(fā)的。完全以國家經費裝備軍隊和供養(yǎng)軍隊，一般是困難的。隋朝運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城，遇到關中饑荒，隋文帝便成為“逐糧天子”。唐初關中地區(qū)仰給江淮之粟，水運常損十之七八，“斗錢運斗米”，人力、物力消耗很大，鑒于隋亡的教訓，政府不可能征用大量的農民去做苦役，這種重擔只有靠軍隊來完成，士兵變成了苦工，便多逃之規(guī)避。

　　3.府兵制的落破

　　雖然，唐的人口從唐初的三百萬戶到天寶年間的八百多萬戶，表面上看有利于農民府兵負擔的減輕，有利于唐財政收入的增加，但是我們進一步的看，唐代的人口的增加不是純自然的增加，而是與唐政府的人口政策有關。唐初為了增加人口，采取措施招撫流散人口，允許外流人口歸來后免役數(shù)年。據(jù)《新唐書·突厥轉》記載，唐貞觀四年一次就從突厥用金幣贖回八萬人口。此外，唐朝初期還強行少數(shù)民族內遷。唐高宗永徽五年，即公元654年，將遼東少數(shù)民族七萬人強行遷入內地。公元668年，即唐總章元年，攻破高麗后強遷七十萬戶到內地。這些內遷的人口，雖然對唐初鞏固邊疆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他們要生存，就要占領一定的土地，并且還免除租庸調。特別是游牧民族的內遷，要占用大量的耕地去放牧。這就造成了人口壓力，原先內地的農民土地被占領，本來就受田不足，現(xiàn)在更加不足，而租庸調一份未減，如若再遇自然災害時，他們就無法生存。這些政策無意中加重了原先農民的負擔，在他們生存不下去的時候便選擇了逃亡或隱蔽，使政府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進行檢括戶口，從而是統(tǒng)治階級內部矛盾叢生，府兵制走上了破產的末路。

　　唐朝為了控制人口逃亡，摸清人口底數(shù)，增加租庸調的收入，建立了完備的戶口后登記和檢查制度，嚴格進行戶口登記，還多次派出檢戶使到各地檢括戶口，據(jù)《舊唐書·宇文融傳》記載，唐玄宗開元年間，一次就檢括戶口八十余萬，這說明戶口逃亡或規(guī)避的現(xiàn)象嚴重，也說明了唐統(tǒng)治者對逃戶控制的放松，這對于寓兵于農的府兵制度是一次嚴重的打擊。

　　總之，唐代府兵制的破產不是一日完成的，而是在長期的歷史演變中流產的。在唐人口大量增加，受天不足的情況下，唐政府還在大量搜刮財物“其時錢谷三司，唯務割剝，回殘剩余，各且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18】除對外征戰(zhàn)頻繁以外，對內則究奢極欲，廣費民力、民財。從這些政策出發(fā)，雖然唐的人口在大量增加，但在受田不足并負擔沉重時，也意味著逃亡人口增多。不抑兼并，府無兵可供，政無人實行府兵制的破產也就是命中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