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劇于2006年成功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又于2009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遺產代表名錄，可見其文化價值及影響對人類情感的重要性。粵劇戲服是粵劇表演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隨著粵劇的發展而繁榮興盛。粵劇戲服制作技藝于2009年被列入廣州市級非遺名錄。傳統粵劇戲服以明清樣式為底本，同時吸收唐宋樣式之精華，以“廣繡”為工藝基礎，創造性地融匯膠片、銅托、小鏡等特色材料，裝飾表現突出，歷經數百年演變，逐步發展成為植根嶺南文化的獨特藝術表現形式，具有顯著的可舞性、程式化、通用性的特點。但是隨著現代社會高速發展及網絡、電影媒體信息的沖擊，粵劇的發展停滯不前，廣繡粵劇戲服樣式趨向老化。國內外關于廣繡粵劇戲服的研究并不系統，通常被作為粵劇藝術特征的支節進行簡要論述，如《粵劇史》[1]、《廣東戲劇史略》[2]等著作對粵劇歷史發展及服飾特征進行了論述。近年來，一些學者從造型藝術、發展進程、傳承開發等方面對廣繡粵劇戲服進行了研究，為廣繡粵劇戲服的藝術特征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3,4,5,6,7,8]。目前以廣繡傳統技法的分解展示為主要內容的論著較多，但對粵劇戲服制作中廣繡工藝的相關論述較少。廣州粵劇戲服與“廣繡”技藝密不可分，至今以“廣繡”工藝制作的戲服仍是粵劇服飾中的主流。本文通過田野調查、文獻資料等方法從材料、工藝、圖案方面對廣繡粵劇服飾的藝術特征進行研究，從藝術理論的視角對粵劇戲服的廣繡技藝進行分析，有助于人們利用現代新型科技手段對廣繡粵劇戲服進行保護、傳承和改革創新。

　　1、 廣繡與粵劇戲服的歷史淵源

　　廣繡在《粵劇大辭典》中定義為“以廣州為中心代表的，具有濃郁地方色彩的刺繡工藝”。廣繡一詞最早源于何時未從得知，但廣繡制作工藝早在唐代就產生了，現藏于英國倫敦博物館的唐代永貞年南海刺繡奇女“媚娘”所刺繡的長約盈丈“觀音像”可考證。古籍文獻中對廣繡工藝記載較為詳細的首推清屈大均撰寫的《廣東新語》，其對廣繡的材料工藝特點進行了記載“又有以孔雀毛績為線縷。以繡譜子及云肩袖口。金翠奪目。亦可愛。其毛多買于番舶”[9]427。廣繡工藝雖源于唐代，但初期受廣州周邊地區黎族、苗族等刺繡工藝特點影響尚未形成獨立鮮明的風格。宋元時期得到發展，明代以來受當時流行的顧繡工藝影響，融合嶺南文化及西方流行文化元素而自成風格，且揚名海外，其繡品成為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出口的重要手工藝品。明末至清代中期是廣繡業的繁榮時期，外國商人根據西方題材大量訂購廣繡繡品，對傳統的廣繡藝術風格產生了巨大影響。清代中葉廣州一口通商使得出口繡品貿易十分發達，促使了廣繡技藝的發展并形成大規模化生產，市場繁榮。

　　粵劇，又稱為廣東大戲，迄今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據《粵劇史》考證“粵劇，有‘南國紅豆’的美譽，是廣東省最大的地方戲曲劇種，具有三百多年的歷史，流行于廣東、廣西兩省區和香港、澳門以及美洲、東南亞的許多國家”[1]1。該研究表明，粵劇是中國富有嶺南文化特色的地方劇種，其生成歷史可追溯至明代成化年間，彼時外來戲班的傳入促使廣州本地人士也參與演出，從而催生出粵劇萌芽。清代初期，外來戲曲聲腔與“土優”及本地班的“廣腔”相融合，促進粵劇的體系化形成、發展和壯大，最終成為享譽海內外的廣府文化符號之一。

　　廣繡與粵劇戲服關系密切，歷史上頗有淵源，正因為有了廣繡的工藝裝飾才使粵劇戲服成為了獨樹一幟的樣式。清代民間藝人在廣繡戲服制作方面十分興盛，出現了集中在狀元坊、新勝街一帶的戲服刺繡作坊，“清康熙年間，廣州狀元坊的刺繡工人就以精美的廣繡作戲服”[1]261。清代中葉，由于粵劇的繁榮，狀元坊制作的廣繡粵劇戲服享譽海內外。粵劇戲服雖然在特定的歷史發展中曾受顧繡、京繡、蘇繡等工藝裝飾影響，但廣繡工藝仍然是粵劇戲服制作的主流。

　　2、 廣繡在傳統粵劇戲服中的藝術特性

　　傳統的粵劇戲服具有中國歷史傳統服飾制度化的特點，其色彩、圖案、工藝均能顯示舞臺角色的身份地位及性格特征。粵劇戲服種類繁多，總體上分為蟒、靠、褶、開氅、官衣、帔、箭衣七大類，其中蟒、官衣屬于官服類，褶、開氅、帔屬于常服類，靠和箭衣屬于戎服類。不同角色及服裝類別具有不同的刺繡裝飾特點。從刺繡工藝制作來看，傳統廣繡戲服經歷了幾個重要的發展過程:清代初期，早期的粵劇戲服刺繡裝飾工藝受京繡、顧繡等影響較多，粵劇活動多集于佛山，因此佛山刺繡戲服業較為興盛，“據史料記載，清初佛山刺繡戲服已自形成一個手工藝行業”[10]。清代中葉，粵劇活動由于受西方電影、話劇的沖擊競爭及廣繡商品的市場繁榮，其戲服在材料、工藝、圖案上不斷吸收和借鑒西方流行文化元素，使廣繡粵劇戲服成了當時獨具一格的戲曲服飾。清末民初，粵劇演出為爭奪觀眾，戲服從材料運用、制作工藝、圖案設計等方面標新立異，廣繡粵劇服飾需求量大增，帶動了狀元坊一帶的廣繡戲服行業的發展和昌盛。民國時期，粵劇戲服借鑒顧繡等其他刺繡工藝，豐富了粵劇服飾的舞臺藝術表現，這時出現了一批改良的粵劇戲服。20世紀30、40年代，廣繡戲服刺繡的材料和技法方面突破傳統，大膽改造和創新，出現了明顯的商業化藝術傾向。20世紀50年代以后，廣繡戲服工藝制作根據舞臺需要不斷改革創新，戲服設計更加適應時代要求。

　　經過對廣東省各粵劇博物館館藏資料及史籍圖片資料的調研分析，發現粵劇名伶們留下的傳統廣繡戲服無論從材料、工藝還是圖案方面敢于創新且獨具特色，某些特定歷史時期出現的刺繡裝飾手法是國內其他傳統戲曲服飾所不具有的，如粵劇戲服之廣繡釘凸金浮繡及珠片繡等工藝裝飾。總體而言，廣繡在傳統粵劇戲服中的藝術特征表現為材料豐富而視覺獨特、技法多樣而工藝精巧、圖案立體而華麗精美。

　　2.1、 材料豐富而視覺獨特

　　材料最能體現繡品之美。廣繡作為一種手工藝，刺繡材料的使用濃縮了制作者們的聰明才智，通過繡工的技藝充分挖掘其材料的獨特視覺效果。廣繡戲服的材質運用豐富多樣且視覺獨特。刺繡用料有絨線、絲線、金銀線、翎毛、馬尾，以及20世紀30年代流行的珠筒、膠片、小銅鏡和鋒毛等，此外還有棉花、海綿等充填物輔料及藤條、茅竹、鐵絲等支撐材料。一件粵劇戲服刺繡通常采用多種繡料表現出獨特的舞臺效果，且不同人物、不同款式會采用不同的繡料進行裝飾，甚至同一戲服種類也會根據舞臺需要選用不同繡料，如同一種龍蟒袍就出現繡金膠片與繡色絨的分類。

　　自明代以來，廣繡制作者一直在材料的選擇和使用上不斷嘗試，廣泛吸納，尤其至清代男性繡工“花佬”成為主要力量時，廣繡戲服在刺繡用料上更是大膽革新。清代初期，傳統的廣繡戲服在用料方面更多地體現在金絨線繡及金銀線繡的使用。至清代中葉，廣州一口通商及晚清民初近代化進程影響，西方文化在廣州得以滲透和流行，廣繡戲服在材料使用上變得豐富多樣，本土化與西化相結合。清末民初，廣東各地方劇種為爭奪觀眾，在材料的運用方面變得越來越新奇，發達的對外貿易優勢條件下，使其吸收和借鑒先進的西方文化元素，出現明顯的商業化藝術特征，如閃光珠片、小銅鏡等裝飾材料的使用。《廣東戲劇史略》對傳統粵劇服裝進行了描述“自歐美膠片輸入，光耀如鏡，照眼生花。梨園名角，競相采用，奇裝異服，侈言摩登，斗麗爭妍，漸流詭雜”[2]48。“外國經濟文化的入侵，也帶來了現代化的科學技術，無疑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利用科學技術配合粵劇演出，其機關布景及離奇古怪的舞臺服裝，逐漸興起，也改變了傳統戲曲觀眾的欣賞習慣”[11]。由此可見，清末開始受西方文化的巨大沖擊及商業競爭的驅使下，粵劇戲服爭奇斗艷，在制作工藝上費盡心思，采用各種嘩眾取寵的材料裝飾。

　　清末民初出現了一批設計新奇古怪的粵劇戲服，繡工在材料的使用上大膽嘗試，利用膠片、銅托小鏡、珠片等新型材料對圖案邊緣進行裝飾，使戲服整體視覺效果精美而獨特，其中珠片繡戲服在20世紀20—50年代粵劇戲服中十分流行。《粵劇及其服飾藝術的發展進程及特點》[12]認為早在清代同治年間果爾敏竹枝詞《洗俗齋詩草》記錄了目前可查最早體現粵劇戲服采用“珠繡”裝飾手法的古代文獻。珠繡起源于唐朝，是浮于面料上的繡綴工藝，因珠片特有的光澤感而極具舞臺表現力。廣東省及香港地區相關粵劇博物館收藏有大量20世紀20—50年代飾有膠片(密片)、珠筒、銅托小鏡的戲服。這些戲服依靠不同質感、不同色彩的材料裝飾，充分表現了舞臺服裝獨特的視覺沖擊力。這一時期的粵劇戲服形制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只是在裝飾形式和手法上進行了改變，從國外輸入的膠片、珠筒材料滿足了這一時期粵劇戲服裝飾及市場競爭的需要，同時珠繡的廣泛運用也促使了廣繡技藝的提高和發展。膠片為中間有孔的圓形閃光塑料片，珠筒為小管狀玻璃管，銅托小鏡為局部裝飾的護心鏡，這些小物件被染成各種顏色，用線有規律地串起后縫綴在戲服所需裝飾的圖案上，有些戲服是分散或重點飾有閃光珠片或珠筒，而如圖1所示的大靠戲服則是通體全件飾滿珠片。雖然這些粵劇戲服較之前沾上了更多的商業氣息，但是由于材料的豐富使其制作工藝較之前的戲服更為復雜，已不僅是作為粵劇程式化的表現工具，更多是服務于舞臺效果的呈現。此時材料上突破了絲線、絨線、金銀線繡制的傳統框架，視覺效果變得更為豐富多彩，中西古今兼融，新奇百出，也算是適應了當時的潮流。

　　2.2、 技法多樣而工藝精巧

　　廣繡所使用的材料與選擇的工藝技法是相輔相成的，工藝技法是繡品的靈魂所在，對繡工來說選擇恰當的針法才能完美地表現出粵劇戲服的藝術語言。廣繡戲服由于使用材料的多樣性，間接促進了廣繡技藝的不斷發展，使廣繡工藝技法呈現豐富精巧的特點，創造了如直摳針、續插針、捆咬針、輔助針、迭鱗針等累計幾十種針法技巧，其技法具有排針平整、針步緊密、配色協調柔和、圖案層次分明等特點。《粵劇史》對粵劇戲服廣繡工藝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廣繡’的繡法是一種‘縷繡’，繡時先用粉墨在衣料上打‘譜’，然后用細毛筆描繪出來，接著用金線或銀線壓住，再用彩線把金線和銀線釘上，這些彩線比絲線還小，其顏色與衣料顏色相同。釘彩線時要釘得細密、牢靠，力求圖案緊貼在衣料上面，顯得平滑光潤”[1]261。

　　從各粵劇博物館及收藏家的藏品調研中可以窺探出，以“廣繡”工藝制作的戲服是傳統粵劇服飾中的主流。為了突出角色的形象及舞臺效果，不同的角色穿著不同的戲服類別在工藝技法上會呈現較大的差異。如廣東省各粵劇博物館及香港地區相關博物館常見的粵劇戲服大靠采用的繡制工藝變化多樣，是廣繡粵劇戲服之代表。大靠是粵劇中將士用于作戰場合的戎裝，仿造古代盔甲造型，圓領窄袖，背上扎“背壺”，插4面三角旗。靠服通常使用大緞或軟緞制成，由30余件刺繡部件構成，不同部件圖案采用不同工藝方法繡制，十分精巧。如圖2所示的戲服大靠中，靠肚金線凸繡龍部件采用釘金墊浮繡工藝，以棉花墊底，用同色的綢隆起封好后在上面施以金線裝飾，如此豐富的工藝技巧使粵劇戲服造型視覺立體、輝煌奪目。如圖3所示的佛山粵劇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由美國民智劇社捐贈的20世紀20、30年代制作的鋒毛金銀線廣繡蟒，所謂鋒毛，《廣州粵劇戲服》稱“20世紀30年代粵劇戲班開始將一些3～5 cm長的白兔毛粘連在扣仔、風衣、雪褸、蟒等戲服的大肩、背心的邊沿部位作為裝飾”[13]55。此件廣繡蟒戲服工藝精巧細致，通身采用了嶺南特色的廣繡盤金針法，金銀線搭配繡制，且大龍身體的部位運用了難度較高的立體二針龍鱗針法，通過金線作漩渦狀處理，鱗片有規律地相疊蓋，輪廓處輔以鋒毛及絨線繡制工藝勾勒出了生動勇猛的龍造型，奢華精美而立體突出，強化了粵劇表演的舞臺視覺效果。粵劇戲服的制作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但通過融合“廣繡”之豐富精巧的刺繡技藝而得到不斷發展繁榮。

　　2.3、 圖案立體而華麗精美

　　廣繡粵劇戲服由于使用材料、工藝技法的豐富多樣，其圖案呈現構圖飽滿、花紋繁縟、立體感強及色彩華麗精美等特色，而其中圖案的立體感是廣繡戲服區別于其他劇種戲服最為顯著的特點。圖案作為戲劇人物形象的一種物化符號，其立體感的表現突出了戲曲人物角色的形象特征。由于特定的歷史發展，粵劇戲服圖案題材運用較廣泛，在借鑒昆、京、越劇戲服圖案外還大量使用龍鳳、花鳥、云海等中國傳統吉祥紋樣，但通過與廣繡材料及工藝的結合，如釘金墊浮繡工藝、不同刺繡線混合及“留水路”的技法等，其圖案呈現的立體及華麗等特點具有濃郁的嶺南特色。

　　粵劇戲服圖案集昆、京、越等劇種戲服的圖案所長，又融合廣繡材料及工藝之特色，形成色彩華麗、立體感強的特點，與嶺南生機盎然的熱帶氣候相呼應。“廣繡較早地打破了傳統的平面視覺構圖法，追求西洋畫法，講究透視原理，使得繡品更具立體效果”[14]512。此外，由于廣繡受西方藝術風格的影響，尤其明清海上絲綢之路背景下的廣繡發展深受西方油畫等藝術風格的影響，注重光影變化、透視比例等立體的真實視覺效果，粵劇戲服圖案呈現的層次分明、立體感強的特征就是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的反映。

　　廣繡從材料、工藝、圖案方面均服務于粵劇服飾總體的精美華麗風格。廣繡金銀線、絨線、膠片、珠筒、銅鏡、鋒毛等不同材質的相互結合運用，裝飾效果雍容華麗，為粵劇服飾的圖案增添了絢爛的視覺效果。且材質的色澤、質感、粗細等屬性上的差異為圖案的立體效果提供了物質基礎。在工藝技法的運用上，墊釘、盤瑣、拼綴及“留水路”等不同工藝技法，以虛實、施疏、層層疊繡、滲繡，線、面、點結合等不同的繡制方法突出強調了圖案的立體效果。尤其廣繡“留水路”的獨特工藝使戲服圖案的立體感得到充分體現。“留水路”為相鄰近的刺繡圖案之間留有約0.5 mm的等距離空隙，一般用在花卉花瓣之間、鳥禽的鳥羽之間等，整個繡面上來看這些空隙就形成了空白的線條，使物體造型圖案層次分明，立體感突出。如圖4所示的藍地廣繡蟒為粵劇帝王、將相、大臣專用的禮服，蟒袍上繡有龍、海水、江涯等圖案，色澤華麗精美，深淺顏色的對比使圖案結構層次分明，并運用“留水路”的制作工藝突出龍造型的立體感，使其形象更為凹凸變化、逼真生動。可見，傳統的廣繡粵劇戲服因材料使用的多樣及工藝技法的豐富精巧，以及獨特歷史背景下受西方藝術風格的影響，呈現出了其他地方性戲劇服飾所無法比擬的華麗精美及立體效果。

　　3、 結語

　　粵劇戲服與廣繡的發展互為影響，粵劇戲服的發展促進了廣繡材料的豐富、工藝技術的提升及圖案裝飾的華美立體，同時廣繡材料、工藝、圖案設計的發展完善提升了粵劇服飾的觀賞性和舞臺效果，為粵劇服飾的豐富和創新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撐，使粵劇服飾的制作向著更加專業化和本土化的方向發展。服飾材料的科技傾向、制作工藝的多元集成和圖案裝飾的時代地域印記等三方面特征表明廣繡粵劇戲服的發展是與社會進程的脈搏一起跳動的，體現出粵劇戲服具有達爾文主義的生物學活性，既有傳統造型的遺傳基礎，又有適應性更替的變異機制，能較好地滿足不同歷史時期民眾對粵劇藝術審美情趣的追求。

　　與諸多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命運相似，受電影、電視、動漫、網絡多媒體等現代文娛產品的巨大沖擊，粵劇藝術鑒賞受眾流失嚴重，演藝市場萎縮迅速，本地戲服企業(工坊)停業、技工老齡化、外來戲服競爭等使傳統粵劇戲服面臨著傳承與發展困境。然而，作為聞名海內外的嶺南特色劇種，粵劇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和底蘊，應積極響應努力打造文化自信的發展戰略，將劇目、戲服和廣繡技藝進行聯合傳承與創新，在強化行業競爭力的同時，主動推進粵劇藝術的普及，將其作為民俗文化納入基礎藝術教育行列，讓粵劇服飾走入現實，開辟文化產品渠道，提升粵劇戲服制作技藝保護、傳承和創新能力。

　　參考文獻

　　[1] 賴伯疆,黃鏡明.粵劇史[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LAI Bojiang,HUANG Jingming.History of Cantonese Opera[M].Beijing:China Theatre Press,1988.

　　[2] 麥嘯霞.廣東戲劇史略[M].廣州:廣東省廣州市戲曲改革委員會,1940.MAI Xiaoxia.Brief History of Guangdong Drama[M].Gangzhou:Guangzhou Opera Reform Commission,Guangdong Province,1940.

　　[3] 楊敏霞,黃瑋,沈靜,等.論粵劇博物館文化創意產品的開發途徑[J].廣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19,34(2):62-67.YANG Minxia,HUANG Wei,SHEN Jing,et al.On the ways to develop cultural creative products in Guangdong opera museum[J].Journal of Gu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2019,34(2):62-67.

　　《廣繡在傳統粵劇戲服中的藝術體現》來源：《絲綢》，作者：陳金怡,柯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