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是城市化過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其強大的再就業機會、收入水平、醫療教育、以及普遍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優勢，城市吸引著千千萬萬的農民遷移至城市，這是中國目前大規模人口遷移的基本走向[1]。本文是一篇中國教育學刊投稿的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家庭結構與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

　　摘要：以理性行動理論為指導，對影響西部農村居民遷移意愿的家庭結構因素進行探討。通過對“西部社會經濟變遷調查”數據的分析，證明了遷移意愿是基于家庭結構的理性決策，家里是否有父母或子女是影響個人遷移意愿的重要因素。在考慮了年齡和教育的影響之后，有學齡子女的農村居民遷移意愿較低，有老年父母的農村居民遷移意愿較高。

　　關鍵詞：理性行動理論,遷移意愿,西部農村居民,家庭結構

　　除非是自上而下的、有組織的強制性遷移，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意味著無數人的決策，權衡利弊，決定去留。目前我國伴隨著城市化過程的大規模的自農村向城市的人口遷移，屬政府通過各類政策引導下的自愿性遷移。因此，人口流動過程中涉及了無數農民的決策，決定是否進城打工，并進一步居留城市。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首先，人們是如何做出決策的，在何種條件下，農村居民更傾向選擇向城市遷移;第二，在決策過程中，決策的主體單位是個人還是家庭。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理性行動理論

　　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指出，許多社會學家在使用數據分析社會行為的時候，往往熱衷于分析某種行為差異性的具體原因，而并不試圖建立社會行動的理論解釋[2]。實證數據分析的資料多自于個人數據，但在分析這些數據時，研究者卻很少考慮個人在選擇某種行為時的目的、意愿，行動的主觀意義，對個人行為的解釋通常歸因于個人的社會特征及他們所處的環境，而根本不提“介入行為目的”，這就是數據分析的悖論。

　　對數據進行有關社會行動的分析與解釋，理性行動理論有著顯而易見的優勢，這不僅僅在于理性行動構成人們社會行為的主要部分，更在于社會生活的規則性主要源于理性的社會行為，而對社會規律和規則的探究恰恰是社會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旨[3]。理性行動理論可以捕捉行動的趨勢，提供概率性的預測，對微觀層面的社會行為提供主觀意義方面的理解，從而為宏觀社會現象的內在活動機制與運作提出解釋，這正是數據分析有能力揭示的結果。

　　目前，國內已有對遷移意愿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這樣一個誤區，他們注重于探討不同群體之間的遷移意愿差異，而忽略了從決策者的主體意愿出發分析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將以理性行動理論為指導，對影響西部農村居民遷移意愿的因素進行探討，試圖彌補這個缺陷。

　　(二)對遷移意愿的相關研究

　　在分析當前的農村至城市的遷移行為時，國內的研究更注重于個人因素所造成的影響，如年齡、學歷、性別、收入等[4]。但是，考慮到遷移，特別是永久性遷移往往是一種家庭行為，我們有理由認為，遷移意愿更多時候是一個家庭決策，而不是僅從個人角度考慮的個人決策。

　　本文的一個基本理論預設是遷移決策的基本單位是家庭，而不是個人。新移民經濟學派的斯塔克提出勞動力轉移的相對貧困學說[5]，指出遷移決策背后的理性計算更多的時候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 家庭被看作是一種責任，同時也是一種經濟上和心理上的支持，家庭是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行為決策的核心[57]，少數研究涉及家庭結構： 家庭規模對遷移意愿沒有顯著影響[8]，全家共同遷移的被調查者更有可能選擇留城[9]，但是由于分析的薄弱，得出的結論無法令人信服。

　　英國社會學家戈德索普認為，許多使用數據分析的社會學家們并沒有給予包括理性行動理論在內的社會行動理論應有的興趣[3]， 國內對理性行動理論的討論還停留在科爾曼的理論框架中[10]，僅有部分研究涉及理性行動理論的解釋。與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不同，理性行動理論充分認識到決策者的社會“嵌入性”[11]，認為個人的社會行動，不僅僅取決于經濟因素的考慮，而更多的是基于自身所處的社會階層及社會結構，綜合各方面因素權衡之下做出的決策。托達羅[12]認為，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動力來自于城鄉預期收入水平的差異和城市的就業概率，遷移因素中涉及個人基于經濟狀況的理性選擇，在戶籍制度嚴格的中國也是如此[13]。蔡禾等[1]認為遷移多是農民工基于人力資本及城市生活方式認同的經濟理性選擇和地域性因素及制度合法性保障的社會理性選擇。托達羅及蔡禾等的研究雖然考慮了個人想法在這個決策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考慮到遷移，特別是永久性遷移，往往是一種家庭行為，以及家庭戶在農村地區地區不僅是消費單位同時也是生產單位這一基本事實，我們有理由認為，遷移意愿更多時候是一個家庭決策，而不是僅從個人角度考慮的個人決策。

　　本文將探討個人是如何基于家庭結構而做出理性決策，以及這其中的機制是怎樣的。

　　(三)研究假設

　　在本文中，我們將家庭結構操作化為以下兩個基本特征：是否至少有一方父母在世，是否有子女。隨著年紀的變化，家庭結構對不同年齡人群的遷移意愿產生不同的影響。城市中的教育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戶口體系上，農村居民的子女在城市教育所面臨的困難非常大，家里是否有學齡子女會成為影響農村居民向城市遷移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子女的年輕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較低。隨著年紀的增加，個人在農村的生活已經建立，放棄已有的生活模式成本較高，若是在農村的生活(例如農業生產、社會往來，等等)有父母照顧，遷移的成本會大幅降低，遷移意愿較高。并且，年紀較大的農村居民自身與父母對醫療資源的潛在需求都在逐漸增加，城市的優質醫療資源也是遷移的一個重要拉力。通過理論分析，我們初步斷定了家庭結構對不同年齡階段農村居民的影響有顯著差異。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兩組假設：

　　假設一： 　　假設1a：有子女的年輕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較低;

　　假設1b：是否至少父母一方在世對年輕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沒有顯著影響。

　　假設二：

　　假設2a：是否有子女對年齡較大的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沒有顯著影響;

　　假設2b：至少有一方父母在世的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較高。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及變量描述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于2010年由西安交通大學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所與其他西部省市研究機構共同完成的“西部社會經濟變遷調查(CSSC)”。此次調查在西部省市范圍內使用了概率比例規模抽樣(PPS抽樣)，采取入戶調查的方法，分別在陜西、四川、青海、云南、甘肅、寧夏、廣西、新疆、西藏、貴州、內蒙古、重慶等12個省市進行了調查。最終該調查獲得了有效農村樣本6 523個。變量的具體描述。

　　(二)研究方法

　　在對比不同年齡階段的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以及家庭結構與遷移意愿的關系時，本文使用了列聯表分析，并對結果進行了卡方檢驗。在分析不同年齡階段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是否受到家庭結構影響的時候，我們使用了二項式邏輯回歸(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建立了兩組嵌套模型進行分析。其方程表達式為：

　　lnpi1-pi=β0+∑βjxji+∑βkxki

　　其中，p 為選擇遷移的概率，lnp1-p為遷移意愿的對數比率(log odds)，β 為回歸系數，xj 為家庭結構變量，xk 為控制變量。此模型設定家庭結構變量和其他一些控制變量決定了人們的遷移意愿。通過對客觀數據的模擬，我們驗證模型的有效性，并從中發現家庭結構變量與遷移意愿變量的關系。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居住意愿的二元分析

　　首先，對所要分析的變量進行二元分析，對假設進行一個初步的驗證。分別分析了遷移意愿在不同年齡段的分布;不同父母狀況下的遷移意愿;是否有孩子與遷移意愿的相關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隨著年齡的增長，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逐漸下降。18～25歲年齡段的居民中有47.6%的人打算5年內定居在城市，或者已在城市定居;而隨著年齡的增高，這個這個比例逐漸降低。卡方檢驗表明，遷移意愿與年齡的關系高度顯著。此結果與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一致。

　　遷移意愿與家中是否有在世的父母有著顯著的相關關系。父母至少有一方在世的農村居民中，有32.5%計劃在5年內遷移城市或者已經在城市定居;而在父母均不在世的農村居民中，有5年內遷移城市的打算或者已在城市定居的比例僅為20.1%。從百分比來看，有至少一方父母在世的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更高，與假設相符。家里是否有子女與個人的遷移意愿有著顯著的相關關系。家里有子女的農村居民中，有26% 的人打算在5年內移居城市或已在城市定居，而沒有子女農村居民中，有42.1% 的人打算在5年內移居城市或已在城市定居。沒有子女的農村居民有更強的遷移意愿，驗證了我們的假設。但是，這兩組變量的關系都有可能受到年齡的影響，顯示出虛假相關，所以，接下來我們將進行回歸分析，以證明變量間的真實關系。

　　(二)居住意愿影響因素的回歸分析

　　將家庭結構變量分別放入模型，做了兩組嵌套模型來進行分析。其中，模型一為基準模型，模型二加入了家庭結構變量，模型三加入了交互項來看年齡與家庭結構變量如何作用于因變量。回歸分析的結果。

　　模型一的結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別、教育和婚姻狀況之后，年齡變量依舊對遷移意愿有顯著影響。隨著年齡的增長，遷移意愿逐漸下降，35歲之后，隨著年紀的增長遷移意愿降低的幅度增大。此外，性別和婚姻變量對遷移意愿沒有顯著影響。人力資本對遷移呈正影響，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

　　在二元分析中，我們初步驗證了是否有父母在世與遷移意愿之間的關系，即父母在世提高了遷移的意愿。但是，模型二的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年齡等其他變量之后，變量之間的關系有了變化，有父母在世的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較低。

　　雖然在控制年齡后，父母在世變量對遷移意愿的影響發生了變化，但不能排除父母在世變量在不同年齡段的作用有所不同的可能。在模型三中，我們加入了年齡組與父母是否在世變量的交互項。加入交互項的目的是檢驗在不同的年齡組里父母是否在世變量對遷移意愿的效果是否有所不同。結果顯示，年齡和有父母在世變量的主效果仍然是負向的，但交互項回歸系數(除去與26～36歲年齡組的交互項)呈正向影響，且統計顯著。換言之，雖然年齡愈大，遷移意愿愈低。但是，在同年齡組中，父母健在部分地提高了遷移的意愿，而且此效果隨著年齡的增大而增大。這說明了，雖然整體看來，年紀越大遷移意愿越低，但在年齡較大的農村居民中，有父母在世的人遷移意愿要更大，驗證了我們的假設。

　　表4給出了是否有子女與遷移意愿關系的多元回歸分析結果。

　　為了結果更易解讀，本組模型選擇年齡組5為參照組。在這組模型中，年齡的影響依舊非常顯著，隨著年齡的增大遷移意愿逐漸降低。在加入了家庭結構變量――是否有子女后，所得的結果與二元分析一致，即有子女的人遷移意愿更低。但是，模型三的結果表明，在加入了交互項之后，此變量的效果就不在呈統計顯著。這說明，是否有子女對遷移意愿的影響與年紀有很大的關系，也就是說，有沒有子女的影響，實際是有沒有學齡子女的影響，這與我們的推測相一致。我們可以看到，四個交互項中，只有前兩個是顯著的。可以推測，比起年紀最大的一組(大于55歲)，有孩子的年輕組的遷移意愿較低，因為他們的孩子大多處于學齡期間，而其它年齡組的子女對教育的需求已經不重要，所以交互項并不顯著。

　　以上兩組模型的分析結果與理論分析相一致。二元和多元分析所揭示的模式可以從農村居民的年齡所代表的生命歷程階段以及家庭結構中找到解釋。遷移是有選擇性的。年紀較輕和教育水平較高的人的遷移的機會成本較小，經濟回報較高，因而遷移的動力最強。但是，對年紀較輕的農村居民而言，如果他們已經有自己的子女，正處在上學階段，對教育的需求非常突出，雖然城市的教育條件比農村好，但是由于戶口的限制，農村居民的子女在城市并不能平等的享受教育資源，所以他們的遷移意愿較其他人要更低。而年紀較大的農村居民的子女已經離開了學校，或者進入后中學時代，遷移對子女上學的影響不大，所以家里是否有子女對他們遷移意愿的影響并不顯著。對年紀較大的農村居民來說，由于在農村生活時間較長，在農村社會人際關系的嵌入性較高，若是在農村的生活(例如農業生產、照看留守兒童，社會往來，等等)有父母照顧，則遷移的成本會相對降低。并且，他們的父母已經邁入老年，對好的醫療條件更有需求，加之城市醫療資源的獲取相對容易，城市的醫療城市的優質醫療資源也是遷移的一個重要拉力。因此，家里有父母會促使非新生代農村居民有更強烈的遷移意愿。以上的分析結果驗證了我們的假設，表明了遷移決策是以家庭為單位，綜合各方面因素的理性選擇行為，并非是完全基于個人特質的選擇。 　　四、結論與對策建議

　　通過理論及實證分析發現：家庭結構是影響農村居民遷移意愿的重要影響因素，并且其影響機制有代際差異。家里有學齡子女的農村居民對教育資源的需要較高，雖然城市中的教育資源更好，但是對他們來說難以獲取，因此他們的遷移意愿就較低;家里有父母的農村居民可以幫助照看在農村的生活，幫助年紀較大的農村居民降低遷移成本，并且城市中醫療資源具有優勢，因此他們的遷移意愿較高。

　　以往大部分有關遷移意愿的研究將已經進入城市的農民工為研究對象。進城市做工往往是遷移的第一步，農民工代表著農村中已經具有一定遷移意愿的人群。基于農民工調查的研究回答了農民工是否計劃成為“永久性城市居民”，但對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由于自我選擇誤差，其得到的回答并不準確。本文使用了“西部社會經濟變遷調查(CSSC)”數據，對西部12省份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進行了整體分析，該數據資料包括了城市及農村樣本，因而彌補了之前大部分研究以農民工為研究對象所可能造成的偏誤，對全體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進行了分析。

　　遷移是一種選擇性行為。以往的研究和本文所敘述的研究都表明，如果要實現農村居民向城鎮逐步轉移，年輕的農村居民最有可能實現遷移。但是，在教育資源等由戶籍制度所造成的社會資源的不平等抑制了農村居民的遷移意愿，成為阻礙農村居民遷移的重要因素。遷移農民子女教育問題，最根本的影響因素是制度的阻隔，因此，要解決該問題，首先應進行制度改革，更加合理的進行城鄉教育資源配置，建構與城市化進程相匹配的教育制度;其次，針對農村居民整體上收入較低以及城市教育成本相對較高的現實情況，對在城市就學的農村戶口學生給予一定的財政支持;最后，針對目前普遍出現的在城就學的農村戶口學生“認同危機”以及該危機帶來的一系列的心理問題、社會問題，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服務機制，讓他們真正的融入城鎮生活。

　　如果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那就應該打破教育資源獲取的壁壘，消除農村居民遷移的障礙，讓農村居民的孩子可以更平等地享有城市教育資源，這樣才可以走出城鎮化的困境，為社會經濟發展的良性運行提供必要的保障。

　　參考文獻：

　　[1] 蔡禾.“農民工”永久遷移意愿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7(6)：86113.

　　[2]Coleman J S.Social Theory，Social Research and a Theory of Ac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6(91)：1 3091 335.

　　[3]John H Goldthorpe.On Sociology，Second Edition，Volume Two，Illustration and Retrospect[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2007： 4572.

　　[4]趙耀輝，劉啟明.中國城鄉遷移的歷史研究：1949-1985[J].中國人口科學，1997(2)：2635.

　　相關期刊簡介：《中國教育學刊》創刊于1980年，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主管、中國教育學會主辦，面向基礎教育的綜合性學術刊物。本刊為月刊，主編：顧明遠。國內統一刊號：CN11-2606/G4，國際刊號：ISSN1002-4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