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后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就業、生活，這一持續至今的歷史進程催生出了一個新興的農民工階層，作為城鄉戶籍二元對立結構的時代產物，它得到了政府、媒體、學界以及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本文是一篇社會學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新媒介消費與情感適應:新生代農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摘要：情感適應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的重要維度，然而身在異鄉的他們卻面臨著普遍的情感困局，空間遷移所帶來的受排斥感和漂泊感，時間演進中的孤獨感和迷茫感，成為了他們情感體驗中的主要構成部分。以手機為代表的新媒介以其可“移動”的特性與農民工的“流動”生存現狀碰撞，從情感認同的建構、情感生活方式的形塑兩個層面推動著他們的情感適應過程。新媒介的接觸、使用與消費，不僅建構著新生代農民工的情感資本，新媒介自身也可以作為一種情感資本，進而影響到他們的城市融入進程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情感適應,新媒介消費,情感資本

　　引言

　　作為社會科學本土化的重要議題，農民工研究經由眾多學者的學術接力，成果迭出。農民工研究無疑是一個學術富礦，尚存在進一步挖掘的空間，然而就近些年的研究態勢來看，它也面臨著被過度開發的危機，這表現在研究內容多有重復、研究視角創新性不足、研究范式固化等層面，因此農民工研究亟需打破常規，加強理論自覺，提高問題意識，而近年來西方興起的情感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學術生長點的新可能。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界出現了一場明顯的“情感”轉向[1]，情感開始掙脫理性主義的桎梏走上了社會科學研究的舞臺，它不再是秘不可宣的“剩余范疇”，也不僅僅只是一種簡單的個體心理現象，它應該同時也能夠從文化的、社會的、歷史的角度加以考察。這給我們的啟示便是，農民工研究在關注人的理性行動之外，不應忽略他們的情感實踐，我們面對的始終是有血有肉的、能喜能悲的情感主體。已有研究表明，社會融合可以從兩個維度來透視，一是行為融合，二是情感融合[2]。農民工在融入城市過程中的情感適應努力，理應得到學理層面的回應，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農村進城務工群體30多年來內部結構迭代的產物，相比起父輩們在打工生涯中以生存理性為主、情感生發水平和范圍有限，他們的情感體驗更值得人關注。

　　作為在異鄉打拼的外來者，“流動”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不僅意味著一種變動不居的生活事實，更暗含著種種由此而起的復雜情感體驗。他們的鄉土情結普遍弱化，對城市整體認同感較強，且處于青少年成長這一特殊階段，他們的情感體驗中混雜性成分更多，情感世界也更為豐富，然而不得不提到的是，當下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的情感生活普遍呈現出一種不容樂觀的境地。據全國總工會統計，新生代農民工初次務工的年齡不足18歲，正處于婚戀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賴期，他們普遍面臨想交友沒時間、想戀愛沒人選、想傾訴沒對象的困境，婚戀和精神情感成為困擾他們的首要心理問題[3]。因此，在情感上接受和認同城市社會的工作方式、生活習慣、交往規則和文化觀念等，成為新生代農民工進城之后的必修課。而與此同時，以手機為代表的新媒介以其方便易攜的“移動”特性正廣泛地滲透進他們的日常生活，在他們的情感適應過程中，新媒介的接觸、使用與消費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這種消費實踐中，他們在城市構建著自己的情感世界。

　　基于對新生代農民工新媒介接觸與使用行為的考察，本研究試圖探討，面臨城市融入過程中的情感困局，他們如何通過新媒介消費來主動建構自己的情感適應?新媒介的“移動”特性與他們的“流動”生存現狀對接，怎樣影響著他們的情感世界以及城市融入?根據研究問題的需要，本文采用質性研究的思路，所使用的資料來自于2014年4月至8月間在南京、溫州、上海等地對30名受訪者進行的深度訪談，他們年齡在18～30歲之間，大多來自湖北、云南、河北、江蘇、山東等地。

　　一、從農村到城市：

　　情感體驗的時空轉換

　　“到城市去”幾乎成為了當下農村青少年在中止學業后的第一選擇，城市是一個充滿了想象和可能的巨大空間，從農村到城市去看看、闖闖成為了新生代農民工的人生必經之路，在這個時空轉換的過程中，他們的情感體驗構成萌生出了許多新的內涵。

　　從空間遷移上來看，新生代農民工進入的是一個有別于鄉村的城市社會，職業方式、生活習慣、交往規則、休閑途徑與以前相比都有了較大變化。雖然在穿著打扮上可能很接近城里人，但階層差異的客觀存在不時提醒著他們是一群“外來者”，與本地人之間廣泛存在著的就業、居住、社交等多重隔離，給他們帶來顯著或潛在的受排斥感。此外，陌生人社會充滿了異質性與流動性，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傾向以工具理性為主導，彼此之間情感互動水平有限。當大部分社會領域被理性統轄著，情感只能退縮到家庭以內和閑暇生活范圍;而家庭作為情感最后一塊固有領地因成員在空間上的彼此分隔，使得他們在城市陷入到一種無所依附的漂泊感之中。

　　從時間演進上來看，新生代農民工處于青少年社會化關鍵期，有著普遍的愛、歸屬和自我實現的情感需求。就婚戀交友來說，由于就業行業分化造成的性別失衡，部分行業的交際圈子過窄，異性接觸機會少，導致普遍的生理和心理壓抑;而閑暇時間的不固定及其打發渠道的有限，使得情感困惑時缺乏合適的對象進行傾訴，情感聯系匱乏帶來的孤獨感充斥于他們的精神世界。就職業發展而言，工作了幾年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多半會處于一個“高不成低不就”的瓶頸期，一方面對職業成長乃至成功充滿期待，另一方面職業上向流動渠道有限;鄉村回不去，而城市又看不到留下來的希望，不知道該何去何從的迷茫感長久縈繞在他們心頭。

　　鄉城轉移與個人成長同步進行，在這個時空轉換過程中，空間遷移所帶來的受排斥感和漂泊感，時間演進中伴隨而來的孤獨感和迷茫感，成為了新生代農民工情感體驗中的主要構成部分，對他們的城市生存和發展發揮著潛移默化的影響。為了在情感上適應城市，他們不得不發展出一些情感行動，在規避負性情感的同時積極追逐著正性情感。在這個過程中，新媒介廣泛介入其中，他們借助于中介化的媒介載體，與親朋好友進行情感溝通，汲取情感資源;但完全倚賴于向他人尋求情感支持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新生代農民工也在相當程度上進行著情感的自我調適，具有娛樂消遣功能的新媒介因其平價、易接入而被廣泛地消費，并幫助他們達到情感的部分滿足。應當承認的是，無論尋求情感上的他者支持還是自我調適，新媒介的接觸、使用與消費，在新生代農民工的情感適應中均扮演著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 　　二、新媒介接觸與使用：

　　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認同建構

　　新生代農民工來到城市，面臨著一個與鄉村完全不一樣的環境，遠離熟悉的故土和父母的庇護，內心的秩序感和穩定感被打破，為了恢復心理平衡，他需要學著與陌生人打交道，并且迅速地適應陌生環境。在這個過程中，新媒介的接觸與使用，幫助他們建構著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認同。

　　(一)受斥感的規避：技術采納中的情感鴻溝彌補

　　進入一個沒有過往生活經驗的異鄉空間，作為“外來者”的他們與“本地人”之間在情感上是彼此隔膜的，雖然在流動生活中他們每天都能和很多城市市民相遇，然而相交卻很有限。情感鴻溝的客觀存在，使得來自城市社會有形無形的排斥壓力無處不在，其中就包括了信息傳播技術采納。

　　21歲的小麗來自江蘇宿遷，中職畢業后去了一家高校食堂做服務員，現在調派到食堂小賣部負責收銀和清點貨物。她談到剛來南京時所看到的城市新媒介環境，“我在新街口看到來往的人都看著手機，急匆匆的，吃飯時也是拿著手機啊ipad啊用手點來點去，也有人拿著電子書一頁頁翻看的，公交車上有拿著MP4看電影的，也有打游戲的，有的手機整個都是反光的屏幕，也有的手機比臉還大，還有些我聽都沒有聽過。” “來這里是對的嗎”“我是不是和這里的人都不一樣”“我該怎么在這個城市繼續下去”，有很多問號在小麗的腦海里盤旋。在拿到第一筆工資后，小麗去換了一個諾基亞手機，并辦了一個能上網的套餐，這是她到南京后的第一個改變。她的經歷代表了很多新生代農民工的情況，他們人生第一份工資往往花在了新媒介終端的購買上，這一部分人是為了減少初入城市在信息傳播技術采納上遭遇的受排斥感。

　　以手機為代表的新媒介是城市現代化生活里一道靚麗的景觀，手機的有或無、次與好存在著符號象征上的重大區別，相較于城市發達的新媒介環境給小麗造成無形中的受排斥感，城里人言行舉止之間對于他們這一群體在信息傳播技術采納上的價值評判，帶給人的被排斥感更為具體和強烈。

　　來自江蘇鎮江的毛毛今年22歲，中專畢業后經一個有點關系的姨夫介紹，在常州某收費站工作，后來工作表現出色被調到南京。她換手機很勤，從翻蓋機到直板機，從功能機到智能機，一直都在緊跟潮流，現在用的是HTC手機。她對城里人的排斥表達了強烈不滿：“城里人都看不起我們，覺得我們就是從小縣城來的，沒見過世面，甚至有人還覺得我們用手機用電腦都還要人教，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早就從山寨機、水貨的時代變到諾基亞、聯想直到現在的三星、HTC、索尼、IPHONE了。其實時代早不同了，他們也沒比我們先進到哪去。”她表示手機是通過自己賺錢買的，用得很舒服，而且也是拿得出手的品牌手機，不怕別人笑話。消費幫助新生代農民工以一種幻覺的方式，突破著與城市市民之間存在著的象征符號邊界，至少在新媒介技術采納上，毛毛規避著來自城市社會的排斥感。

　　不管是有形還是無形的排斥，新生代農民工都迫切需要一個能夠顯示人身份的客觀象征符號去為自己正名，以手機為代表的新媒介終端設備作為一種外顯的物質符號，在標識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認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至少可以顯示自己在信息技術采納上融入了城市。他們通過對新媒介這一物質符號的消費式占有，向外界傳達出了自己渴望在情感上被他人所認同，追逐的乃是一種彌補情感鴻溝所帶來的心理滿足感。

　　(二)漂泊感的驅逐：時空連線中的情感聯系維護

　　經歷了異鄉打拼的艱辛，新生代農民工逐漸體會到流動生活所帶來的漂泊感，由于家庭成員在地理空間上的分隔，他們經常借助于新媒介來維護彼此之間的情感聯系。人們之間的情感聯系可以有強弱之分，情感卷入多且深的是強情感關系，情感淡薄、互動少的是弱情感關系[4]。唯有強情感關系才能提供堅實的精神動力，幫助他們樹立起在異鄉生活的信心。

　　22歲的楠楠是江蘇連云港人，經朋友介紹目前在南京某化妝品店工作，進城打工已有兩年多，與家人分開的時間也有一年多了，獨自一人在外闖蕩的她經常會打電話回家。她表示“剛來的時候是每天都給我爸打打電話，會想家，覺得離開了家什么都要靠自己，少了以前的依賴，現在是隔一天打一次電話給家里，習慣用手機打，其實QQ也行，不過還是打電話方便，可以邊打電話邊干點別的。每次也就是聊四五分鐘就結束了，問問吃什么飯，叮嚀多喝水、天涼了注意身體什么的。”漂泊的意義從來都不只是局限于地理范圍，更是一種心理層面的所指，這種感覺在異鄉常會油然而生，“想家”便是一種無聲的抗爭。借助于新媒介的使用，楠楠只需一個電話或短信便能將異鄉切換到故鄉，強情感關系引發的歸屬感可以使他們暫時忘卻漂泊感。

　　其實楠楠隔天和家人聊四五分鐘的行為，可視為一種情感儀式，儀式是不斷重復的行為，在從已知邁向未知的過渡階段，儀式梳理我們的情緒，指引我們的位置和方向[5]。從農村到城市，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場域發生了變化，需要獨自面對很多事情，這個期間他們發展出一些儀式性行為，來幫助自己減輕種種心理不適。儀式需要有一定的操作性，在異鄉環境過于繁瑣的儀式顯然行不通，新媒介以其便于攜帶的可“移動”特性受到普遍青睞，借助于新媒介這一儀式工具，他們在城市里定位自己的位置和存在，維護著和家人的情感聯系，并驅逐著無根的漂泊感。

　　來自山東淄博的鮑喜，今年27歲，在南京某家培訓機構做助教，每天早上差不多七點到上班地點，將衛生打掃好等待老師和同學到教室，主要幫正式老師點名、維持課堂秩序、批改作業、監考，保證學生們的安全。在新媒介傳播渠道的功能性使用過程中，鮑喜發展出一種日常化的情感儀式，向家人訴說著異鄉闖蕩的苦與累。他表示“上班的累與上學的累完全不一樣，我三天和家里人打一次電話吧，過節的時候會發個祝福短信，一般就聊聊生活上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有時候會倒苦水，家里人會安慰我、給我些建議，說點他們所謂的經驗，其實也就是尋求個心理安慰。”其實，勞動力轉移中會有情感成本的耗損，它是轉移者和家人對情感的極大需求與彼此在空間上脫離的矛盾所產生的成本[6]。也就是在“三天和家人打一次電話”的情感儀式中，鮑喜借此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情感補償。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技術采納上彌補城鄉之間的情感鴻溝，還是在新媒介使用上維護著和家人之間的情感聯系，它本身就源于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需要重建心理的穩定感和秩序感，最終的滿足也有賴于情感上的反映。通過新媒介的接觸和使用，新生代農民工規避著來自城市的排斥感，同時驅趕著異鄉打拼的漂泊感，借此獲得一種情感上的自我認同，肯定了自己的主體存在狀態。

　　三、新媒介消費：閑暇世界里的

　　情感生活方式

　　如果說工作世界是理性至上的，那么閑暇世界則具有著更多的情感特質，鑒于收入微薄、工作繁忙、休息時間不固定以及交際圈子有限，可供新生代農民工選擇的休閑方式范圍受到很大局限，新媒介因其具有的娛樂、社交功能能夠滿足他們的某些情感需求，一定程度上可以舒緩成長過程中的孤獨感和迷茫感，并成為他們閑暇世界里一種流行的情感生活方式，這是一種基于自身生存狀況之上的理性選擇。

　　(一)孤獨感的舒緩：虛擬空間中的自我情感管理

　　新生代農民工初次務工年齡普遍較小，這個階段恰好處于戀愛交友、談婚論嫁的黃金期，對于愛情和友情的需求與日俱增，由于交往范圍的有限和青少年的閉鎖心理特質，容易滋生出孤獨的感覺。而情感具有表達性，即人總是有一種訴說情感的需要，無論是情感的交換還是交流，都說明情感總是要溝通的[4]156。虛擬空間以其匿名性和身體缺場使得人更容易真實地進行情感宣泄，在現實空間中隱忍的孤獨感，在網上都可以得到短暫釋放。

　　來自湖北黃岡的文秀今年打工正式滿10年了，13歲那年讀完初一她就出走家鄉，為鞋廠做過外加工，給朋友干過收銀，回老家做過服務員，一度創業當上個體戶，現在在溫州一家鞋廠從事流水線工作。異鄉單調的生活使文秀有時會感到孤獨，但她不愿意去打擾朋友們平靜的日子，更多地是調整自己的心態。“我手機上下載了很多輕音樂，心情不好時就會放來聽，我也會上QQ空間寫日志，有的時候能寫很長，打工的苦說不完。平時就是發一些狀態什么的，好多朋友會給我在底下評論，認識的不認識的都有，點贊的也有很多。”因為要強的個性，文秀沒有采取面對面的人際互動去宣泄情感，但這并不意味著她就任由孤獨感侵襲，她采取了另外的途徑來管理自己的情感。在虛擬空間中通過社會化媒體進行情感的自我呈現與表露，文秀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情感慰藉。

　　相較于有些人主動地利用新媒介進行情感宣泄，另一些人對于孤獨則采取了懸置的策略，通過對新媒介內容的消費，比如網絡資訊、網絡文學、網絡視頻、網絡游戲等等，他們暫時性地得以抽離孤獨感。

　　18歲的小符是海南澄邁人，初中輟學后在老家的一家飯店打工，現在在南京某海南米粉店做服務員，兼送外賣，周一到周日都在上班，只有春節放假。工作之余的生活狀態是孤獨的，性格內向易羞的他表示：“每天上班完了就是玩手機。早上七八點起，晚上九點半下班，回去我就拿手機玩啦，主要是看小說，都市小說類的啊，要不就是睡覺，平時也沒別的什么愛好了，感覺挺難離開的。”由于工作忙、空閑時間少，性格內向且愛好也不廣泛，可供小符舒緩孤獨感的選擇方式不多，通過長時間沉浸于手機閱讀這一功能性應用，他將孤獨的負性情感暫時性地懸置，并在習慣性使用中形成了一種媒介依賴。

　　由上可見，情感不僅是企業進行員工管理的內容，也可以是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自我管理的領域，其中孤獨是他們在業余時間中頻繁遇到的一種情感，它多半是由情感需求未滿引起的本能性反應。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將孤獨宣泄出去還是懸置起來，這都體現出了他們對自己的情感進行主動管理、調控和疏導的主體性。

　　(二)迷茫感的排解：在線時間里的情感支持獲取

　　誰的青春不迷茫?新生代農民工在成長過程中，隨著在職場上的磨練，由于期待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容易產生種種迷茫感。為避免迷茫轉化成無助，他們也廣泛地汲取著情感支持，一方面在新媒介所提供的促人奮進的正面內容中，獲取情感激勵;一方面也借助于新媒介的社交應用，與朋友們進行溝通，參與虛擬社群，轉移自己注意力，獲取情感撫慰。

　　1996年出生的小羅，來自湖北黃岡，15歲那年出來打工，在幾個原材料加工廠做過，那時年紀小就想著玩。現在在一家酒店做吧員，工作穩定但工資不高，談了女朋友，知道許多事要為兩個人考慮，心中一直有著開一家茶餐廳的夢想。他覺得自己長期都處于迷茫狀態中，甚至把自己的網名改成了“迷茫”，他表示“我會去了解一些企業家的創業情況，我覺得馬云在上市那天說的一句話就特別有道理，網上到處都在傳那句‘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還有老干媽企業創始人的報道，我也看了，她雖然沒讀什么書但照樣成功了。每當迷茫時候想想那些成功人士，就能感覺好點。我相信在餐飲界再混個幾年，經驗就會有的，找到出路就不再迷茫啦。”新媒介平臺上擁有著廣泛的內容資訊，其中不少勵志故事、正能量段子甚至是心靈雞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供情感激勵，激發起他們的信心、勇氣和釋然，對于小羅來說，這也是一種排解迷茫感的渠道，但他也清楚地認識到最終還是要靠“找到出路”。

　　如今，情感的市場化、商業化和產業化成為情感支持的一種市場制度形式，情感的生產和市場供給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情感產業”，其中就包括了電腦網絡產業[7]。除了從網絡內容中獲取情感支持，為了排解迷茫感，新生代農民工也開始求助于線上社會支持(Online Social Support)，獲取情感撫慰。

　　阿鑫是個28歲的湖北小伙，初中畢業后外出打工，在武漢、溫州等地先后從事服裝、制鞋等工作，今年剛去安徽六安跟著姑爺做水產生意。長期的流水線工作加上多年單身的現狀，使得他本來正常的性格變得內向隱忍，言語中經常流露出迷茫的感覺。“有時挺迷茫的，想得挺多的，但沒一件能成，只能轉移注意力不去想它，一般就喝酒，也會上上網把自己的生活情況和朋友講，和以前一起上班的朋友聊的多一點，同學們倒不怎么聊，自己混的太差。還有就是加了幾個打工群，都是打工的人在一起聊，沒什么壓力。” 阿鑫的打工生涯一直在一個簡單低下的水平上重復，雖然外出多年，但并未能實現職業的上向流動，通過和同事、網友等弱聯系的在線溝通，他能夠在一個相對陌生化的環境里去進行自我暴露，抒發心中塊壘，并直接或間接得到朋友們的情感支持。 　　綜上所述，閑暇世界里新生代農民工面臨著如何過好情感生活的難題，在有限的可支配收入、業余時間以及交際圈子的制約下，新生代農民工的閑暇生活普遍處于一種貧瘠的狀態，新媒介消費成為了他們重要的情感生活方式，他們借此排解成長過程中的孤獨感和迷茫感。借助于新媒介消費，他們在虛擬空間中對自己的情感進行自我管理，并獲取在線時間里的情感支持，彰顯出了一種能動性的情感適應努力。

　　四、從情感孤島到心靈著陸：

　　情感資本的媒介建構

　　以往對各種資本的研究盡管有著區別，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對“理性人”以及“資本理性化”的假設，而忽略了作為社會人的情感投資和情感需要的滿足[8]。同樣，新生代農民工身上的一些行為特征也不能簡單地從理性人的假設去尋求解釋。身處城市這樣一個異鄉空間，以及青少年這一特殊成長時期，他們有著基于愛和歸屬之上的各種情感需求，以及為滿足這一需求而進行的情感行動，并在這些行動中積累起一定的情感資本。所謂情感資本即一定主體所擁有的，通過在社會交往中激發、投入從而獲得回報的有價值的情感資源[8]。在新媒介的接觸、使用與消費中，新生代農民工建構著情感資本，并進一步達到情感適應和城市融入。這個過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情感障礙的抵抗和消解。“受排斥感”是新生代農民工在融入城市中遇到的重大情感障礙，這體現在城鄉交往中城里人言行舉止當中的排斥，盡管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對城市認同感較強，但這種排斥感可能會抵消業已建立起來的好感，重新調整他們在情感上和城市的關系，若有不當甚至會引發情感失范，拉大群體間的情感鴻溝。借助于新媒介消費，生產領域被壓抑的主體性在消費領域得到復活，新媒介消費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為自己正名的機會，表明在信息傳播技術采納上與城市社會保持同步，正是在這種抵抗和消解中，他們積累起一定的情感資本，為情感適應掃清著障礙。

　　2.對存量情感資本的激活。新生代農民工來到城市，經歷生活場域變換，進入一個流動性強的陌生人社會，人際交往模式呈現出淺層次的工具性傾向，對業緣等次級群體進行情感投資的成本較高，而中國人的社會信任又基本局限在熟人圈子內，為了保持心理上的穩定感和秩序感，他們向初級關系網絡尋找情感資源。初級關系網絡是在基本社會化過程中經由情感交往而形成的，因此更多地被認為是一個情感共同體，在對這種強關系的情感維護中，他們的存量情感資本被激活，用以驅逐現實生活中的漂泊感。由于初級關系網絡在空間上與行動者的分隔，他們日常的情感聯系越來越依賴于中介化的溝通方式。新媒介技術的流行與普及恰恰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機會，它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獲取情感資本的中介，使得情感行動具有更多的指向性，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動”現狀和新媒介“移動”特性可謂一拍即合。新媒介為他們帶來的不僅僅是技術，技術背后的社會關系網絡所提供的情感慰藉、情感寄托、情感疏導，有助于他們以一種更為飽滿的情感狀態面對日常生活，有助于確定自己的存在感和彼此之間的親密感，而不至于覺得在情感上很無助。

　　3.對增量情感資本的開發。隨著交往的擴大，新生代農民工也在開發著各種增量情感資本，可供他們利用的情感資源也逐漸豐富。一方面他們積極地在新媒介消費中維護既有的弱關系網絡，比如在工作中結交的同事，也會通過社會化媒體開拓情感關系網絡，認識在現實中沒有任何交集的陌生人。他們在虛擬空間中進行情感的自我呈現和表露，獲取來自線上社會的情感支持，借此排解孤獨感和迷茫感。另一方面，人和所有的媒介進行交往與對話時，都在解讀著媒介內容，滿足著自己的某種需求，而媒介內容是媒體人構建的，所以還是在和媒介背后的媒體人或者媒介體現、塑造的人進行著對話[9]。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新媒介內容消費視為一個擬社會交往的過程，它本身也可以積累情感資本，新媒介接收終端作為一種有形的固定資本，隨著時間流逝使用價值會發生耗損，但新媒介上提供的信息、資訊、娛樂等種種內容，其生產出來的情感力量卻可以長期提供情感按摩的作用，培養著他們情感管理的技巧，既能將生活中的負性情感懸置、宣泄，也能將正性情感激發、弘揚。新媒介接收終端對他們來說并不是一個冷冰冰的物件，在習慣使用中產生依賴，投射進自己的情感并成為主體自身的一部分，新媒介本身成為了一種情感資本。

　　總的來說，媒介化社會中的新生代農民工，無可避免地受到作為工具的新媒介和作為內容的新媒介的雙重影響。在工具層面，中低端信息傳播技術的廣泛擴散使得新媒介越來越具有工具之外的多重內涵，是新生代農民工追求情感認同的一種途徑，能夠激活他們的存量情感資本;在內容層面，新媒介構成了他們無不被包圍其中的信息環境，成為閑暇世界里的一種情感生活方式，并且可以開發出增量情感資本。新媒介消費正是一個積累情感資本的過程，它不僅是情感資本生成的中介，自身也是一種情感資本，從情感關系網絡或新媒介自身中，新生代農民工汲取著城市生存發展過程中所需的情感資源，走出情感孤島，去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情感問題，從而達到不同程度的情感適應并推動著他們的城市融入進程。需要警惕的是，這種新媒介消費過程中生成的情感資本具有脆弱性一面，中介化的情感滿足一旦脫離情境又會重新導入困局，而新媒介的過度消費亦會成為另一種情感異化狀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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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郭景萍.情感資本社會學研究論略[J].山東社會科學，2013(3)：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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