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的現實背景是改革開放后持續擴大的地區發展差距;分稅制改革后，基本公共服務及其均等化作為轉移支付制度的目標被正式提出;黨的十 七 大 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逐漸由概念界定轉向均等化測算、均等化影響因素以及均等化實現路徑等領域。然而，由于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缺乏全面客觀的評估，已有研究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現實基礎和政策基礎。后續研究需要結合相關政策文件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行全面客觀評價，進而強化研究之理論基礎，為政策制定提供更有效的理論與現實依據。

　　關鍵詞：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理論基礎;政策實踐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期，要統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建成人民認可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小康社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到2035年， “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從而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本文通過梳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有文獻的相關內容，立足于 《“十三五” 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的新起點，探討了未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研究方向，試圖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的后續進展奠定更好的基礎。

　　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理念的提出與發展

　　1.提出的背景：地區發展失衡

　　改革開放至 “八五”計劃末期 (1990年)，我國地區間差距總體呈現 “先擴大、再縮小”的基本特征。例如，在1995年，東、中、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57.7%、27.2%和16%。2000-2008年，地區間經濟發展相對差距縮小，但是絕對差距明顯擴大。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既是經濟問題，又是突出的社會問題，是中國國情極其重要的特征。

　　與經濟發展差距相比，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不平衡同樣不可忽視。例如，在2008年，西部地區文盲人口占15歲以上人口比重為10.4%，比東部地區高3.7個百分點;西部地區人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僅為東部地區的73.5%;西部地區每萬人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比東部地區大約低50%;西部地區每萬人擁有衛生技術人員比東部地區少8.3人 (楊蔭凱、劉利、楊俊濤，2010)。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則是造成區域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差距的主要原因。

　　2.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理念的提出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在我國 “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過程中，隨著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而逐漸形成和發展的理念。“分稅制”改革提出了建立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因而許多學者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轉移支付制度進行了分析。在分稅制改革之初，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直接目標是縮小地區間的財政收入差距 (孫開，1994)，但對縮小地區間財政收入差距的深層目標則存在爭論。部分學者認為，在 “效度優先”的原則下，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應該主要用于支持欠發達地區和老工業基地改善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強化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基礎 (孫方學、齊海鵬，1994);另有學者認為，財政轉移支付應該回歸財政的 “公共性”，即保證欠發達地區的政府有能力向轄區內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孫開，1994)，因而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也應該以實現全國范圍內的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為最終目標。

　　3.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理念的界定

　　關于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的概念，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設計課題組提出：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并非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化，亦非完全消除地區發展的差異;相反，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應該是，不同地區的居民均能夠享受相同的、基本的、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務;并且，“相同的”“基本的”和 “大致均等的”在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衡量標準。樓繼偉和李克平認為，不同地區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能力上的差異表現為，不同地區的政府供給的相同的公共服務項目存在供給水平和供給質量上的差異，甚至難以達到最低的公共服務標準，因而需要通過規范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實現各地區公共服務能力上的均等化，這種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服務項目范圍的均等化、各公共服務項目供給水平的均等化和公共服務供給質量至少達到基本標準 (樓繼偉、李克平，1995)。朱玲則指出，在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府行為導向下，公共財政的轉移支付功能被施加了遠超過 “保基本”職能的 “效度”目標，如經濟增長速度、產業結構調整、勞動生產率以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等，進而降低了公共財政轉移支付 “保基本”的 “公平”目標的實現，因此雖然有限的財政資源使得政府無法通過轉移支付實現全國范圍內的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相等化，但至少可以把公共財政的 “公平”目標落腳于使全國各地具備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均等化(朱玲，1997)。

　　4.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內涵的深化

　　顧名思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包含兩個要點：一是基本公共服務，二是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是均等化 的 內 容，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結果。就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來說，2006年10月發布的 《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的范圍包括教育、衛生、文化、就業再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生態環境、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治安等8個方面;2017年3月發布的 《“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明確的范圍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勞動就業創業、基本社會保險、基本醫療衛生、基本社會服務、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文化體育和殘疾人基本公共服務等八大類，并細化為81個子類。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結果而言，“大致均等”的內涵是，均等化并非數量上的絕對平均以及質量上的絕對同質，地區之間發展水平的客觀差異應該允許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差異，但需要控制數量和質量差異的程度 (李洺、孟春、李曉玉，2008)。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盡管此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目標已經取得廣泛共識，政府政策亦將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目標明確為 “逐步實現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均等化”，但對于哪些公共服務項目屬于 “基本” 公共服務、怎樣的公共服務水平屬于 “基本”供給水平以及何種程度的公共服務水平屬于達到 “基本”供給質量等問題，尚未展開深入研究。

　　5.對政策形成的影響

　　學術界的理論探討，對相關政策的制定產生了積極影響。財政部于2001年1月發布的 《過渡期財政轉移支付辦法 (1999)》明確提出，政府間轉移支付在過渡時期的重點就是實現各地財政基本公共業務能力的均等化，重點幫助財政困難地區緩解財政運行過程中的突出矛盾;2002年12月財政部發布的 《關于2002年一般性轉移支付辦法》則進一步將轉移支付的目標確定為 “扭轉地區間財力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實現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均等化，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關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相關政策分析，范逢春做了詳細研究 (范逢春，2016)。2005年10月發布的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首次明確提出了 “公共服務均等化”。2006年10月發布的 《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明確提出了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 “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此后，黨的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均對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做出明確闡述。自2001年以來，政策表述從 “基本公共業務能力的均等化”轉變為 “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均等化”，又轉變為 “公共服務均等化”，并最終形成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均等化”從以政府為中心最終轉變為以公共服務為中心。

　　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測算

　　1.單一指標法單一指標法

　　的使用又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1)使用單項財政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占比衡量公共服務水平，進而使用不同地區公共服務水平的比值作為公共服務非均等化的替代分析指標，對中國不同時期地區間的非均等化特征進行定量分析 (黃雪琴、黃田園，2008); (2)使用單項服務的產出衡量公共服務水平，一般選擇人均數量作為替代指標，并利用不同地區公共服務水平的比值對中國不同地區間的非均等化特征及其時空演變進行定量分析 (楊蔭凱、劉利、楊俊濤，2010);(3)直接使用政策變量衡量公共服務水平，如最低工資標準、低保金額、救濟金額和老年人福利機構數量等 (李雪萍、劉志昌，2008)。然而，在單一指標法中，替代指標的選取依據并未得到詳細說明。例如，黃雪琴和黃田園以國際貧困線和基尼系數作為依據確定財政中公共服務支出的占比要達到50%至66%區間，財政中公共服務支出占比的基尼系數應該控制在0.2至0.3區間，其研究雖然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國際貧困線和基尼系數聯系起來，但并未論證國際貧困線對應的收入為何是平均收入的50%至66% (黃雪琴、黃田園，2008)。

　　2.指標體系法

　　最近的研究則延續了郭宏寶的指標體系構建方法 (郭宏寶，2007)，根據基本公共服務包含的具體類別構建多層指標體系，從基礎層級的指標開始逐步合成為綜合評價指標，其差異主要在于：(1)不同指標體系建構的方法不同，根據2006年10月發布的 《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基本公共服務包括教育、衛生、文化、就業再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生態環境、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治安等八方面內容，但實際分析中往往選擇其中的三類至六類進行指標體系構建，區別更多在于二級指標和三級指標的差異 (郭宏寶，2008)，因而也不可能依據2017年3月發布的 《“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八大類進行指標體系設計;(2)指標標準化的計算方法不同，如功效系數法 (郭宏寶，2007)、極差法 (安體富、任強，2008)、均值法 (陳全功、程蹊，2008)、主成分分析法以及信息熵，在實際分析中使用極差法測算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方法較為普遍;(3)基本公共服務指標體系的權重確定方法不同，如陳全功和程蹊使用等權重對各指標進行合成 (陳全功、程蹊，2008)，而其他多數研究均未明確說明權重的具體確定方法，如劉成奎和王朝才 (劉成奎、王朝才，2011)以及韓增林等 (韓增林、李彬、張坤領，2015);(4)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或非均等化程度的計算方法不同，如比值法 (陳全功、程蹊，2008)、變異系數法 (安體富、任強，2008)、Theil指數法 (龔鋒、余錦亮，2015)和 Gini系數法 (劉尚希，2007a)等，其中變異系數法和 Theil指數法是應用最為廣泛的方法。

　　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影響因素

　　1.定性分析

　　有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影響因素的研究相對較少，且主要從定性角度展開分析。以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例，江明融認為以工業發展為主導的非均衡發展模式形成了中國城鄉二元分割的結構，政府公共服務供給偏向于城市居民，進 而 導 致 城 鄉 公 共 服 務 存 在 非 均 等 化 (江 明 融，2006)。張立榮和冷向明則認為，以 “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模型使得各級政府重視經濟建設，財政支出也具有極強的生產性而非公共性，政府對經濟效度的關注程度遠高于社會公平，進而導致區域間和城鄉間的巨大非均等化 (張立榮、冷向明，2007)。在現行稅收體系下，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可以獲得更多稅收收入，有限的轉移支付規模無法逆轉稅收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公共服務非均等化的趨勢無法由現行轉移支付制度改善 (李晉中，2008)。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公共服務非均等化是區域非均衡發展和城鄉非均衡發展的表現形式之一，經濟非均衡發展導致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差距較大，并反過來加劇了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距。倪紅日和張亮則認為，基本公共服務由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的現狀與政府對基本公共服務支持力度的差異有關，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財政的事權和財力不匹配 (倪紅日、張亮，2012)。此外，在地方政府事權和財力不匹配的前提下，缺乏對基本公共服務投入不足的信息反饋和問責機制，使得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持續加劇，并最終導致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不均等、供給水平不均等、供給質量不均等以及成本負擔不均等 (黃云鵬，2010)。

　　2.經濟計量分析

　　就定量分析而言，王磊使用 OLS分析了時間序列數據和面板數據，采用稅收返還占比、一般轉移支付占比和中央專項撥款占比對千人擁有的衛生機構床位數相對規模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認為稅收返還 加 劇 了 地 區 間 公 共 服 務 不 均 等 化 程 度 (王 磊，2006)。胡 斌 和 毛 艷 華 使 用CGSS調查數據中的居民感知變量作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替代指標，對轉移支付類型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 (胡斌、毛艷華，2018)。對于胡斌和毛艷華的研究，其將居民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主觀感受類比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隱含假定了居民主觀感受與客觀現實間的等價關系 (胡斌、毛艷華，2018)，但這種假定的等價關系是否成立還值得探討。對公共服務均等化 (非均等化)影響因素進行定量分析的難點在于：(1)量化公共服務均等化或非均等化程度，公共服務包含諸如教育和醫療衛生等多方面的內容 (楊蔭凱、劉利、楊俊濤，2010)，而教育或醫療衛生類別下更包含許多子類別，因而無法直接使用單一指標進行衡量;(2)公共服務均等化或非均等化程度具有階段性，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衡量標準，即便可以找到某個單一指標進行衡量，其在不同時期和地區間亦因衡量標準的差異而不具可比性;(3)公共服務非均等化是經濟社會非均衡發展的表現形式之一，因而與經濟社會發展存在多渠道聯系，甚至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傳統的經濟計量模型無法解決該問題。

　　3.統計與計量方法的結合為解決上述問題，部分學者首先利用指標體系方法或 PCA 方法測算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實現對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的綜合測算 (戚學祥，2015)。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檢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與宏觀經濟變量間的關系時，學者們使用地級市的基本公共服務指標測算省際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或非均等化程度。在獲得省際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或非均等化程度的定量面板數據后，學者們即可使用傳統經濟計量方法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宏觀經濟變量間的關系進行檢驗，如李斌等檢驗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城市化間的關系 (李斌、李拓、朱業，2015)，盧娟和 李 拓 檢 驗 了 基 本 公 共 服 務 均 等 化 與 經 濟 增 長 之 間 的 關 系 (盧 娟、李 拓，2016)。總而言之，對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的原因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影響因素的分析，最終均以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或非均等化程度的測算為前提。

　　四、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路徑

　　1.總體思路

　　在中國的公共財政體系中，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實現手段。具有均等化效果的轉移支付措施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農村改革轉移支付以及部分具有改善公共服務水平的專項轉移支付 (金人慶，2006)。由于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緩解地區不均衡發展的重要途徑，而市場不可能自發地供給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更不能自發地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因此必須依靠政府來實現 (樓繼偉，2006)。然而，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稅收結構均使得經濟發展較快地區獲得了更多的稅收收入。稅收收入作為激勵措施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經濟發展，進而形成了政府間財力的縱向不均衡和橫向不均衡 (樓繼偉，2006)。作為一種稅收再分配措施，并且保證諸如環境保護等特定政策目標的實現，轉移支付制度能夠明顯縮小地區稅收收入的差距 (金人慶，2006)。然而，現行轉移支付制度，特別是省以下轉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無法從根本上消除地區公共服務差距，因而需要以轉移支付制度改革為主，加快相關 領 域 的 改 革 (金 人 慶，2006)，特 別 是 要 增 強 基 層 政 府 提 供 公 共 服 務 的 能 力 (金 人 慶，2006)。

　　2.實踐模式

　　首先，從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標準來看，馬國賢將國際經驗總結為三種模式，分別為人均財力均等化、公共服務標準化和基本公共服務最低供應。由于中國正處于發展階段，且人均收入水平尚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因此實施基本公共服務最低供給模式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均等化模式 (馬國賢，2007)。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李洺等 (李洺、孟春、李曉玉，2008)對國際上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標準和績效評價進行了較好的歸納分析。其次，從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來看，劉尚希認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一個長期過程，在中國各級政府財力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可以借鑒國際上較為成熟的 PPP模式，引導私人資本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 (劉尚希，2007a)。對于公共服 務 的 供 給 主體，按照合理劃分各級政府事權的原則，應該增強縣鄉政府和鄉村基層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中的自主決策權 (李曉玲，2017)，并通過 PPP模式使更多基層政府通過 “小投資”撬動 “大資本”。再次，從政府轉移支付角度來看，基于福利經濟學和公共財政視角，可以試行政府間橫向轉移支付，逐步縮小專項轉移支付規模，取消稅收返還，在集中整合政府財政資源的基礎上 (蔡春紅，2008)，實施以一般性轉移支付為主體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特別地，對于不具備均等化作用的專項轉移支付，應該逐步取消 (陳頌東，2008a);按照收益范圍劃分各級政府事權，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共享稅種和分配比例 (陳頌東，2008b)，進而以事權為基礎完善轉移支付制度。但賈曉俊等亦論證了專項轉移支付是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最有效的措施 (賈曉俊、岳希明、王怡璞，2015)。

　　此外，從基本公共服務的重要程度來看，龔金保 (2007)從劉尚希的消費均等化視角，基于需求層次理論，提出了按照最低生活保障、社會救助、再就業、基本醫療衛生、社會安全、基礎教育、生態環境、公共基礎設施、文化體育和高等教育的順序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建議 (劉尚希，2007b)。張立榮和冷向明還從政府行為視角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政府行為變革的要求，政府應該從重視經濟效度轉向重視社會公平，從重視經濟建設轉向重視公共服務，從生產性財政轉向公共性財政，從事后補救轉向事前發展 (張立榮、冷向明，2007)。基于此，遲福林等 (遲福林、方栓喜、匡賢明、王瑞芬、常英偉，2008)分別從社會發展階段、體制機制建設和政府能力提升等三方面，提出了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12條建議，并成為后續研究的基礎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政府財政責任協作課題組，2008)。

　　3.配套措施

　　對于特定領域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路徑而言，學界提出的對策建議是增強財政對相關領域的支持力度，提高財政投入規模。首先，針對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問題，王翠芳認為應該在統一城鄉公共服務體系的基礎上，增強縣鄉政府的財力，使更多財政資源投向農村公共服務(王翠芳，2007);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村留守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務并未獲得足夠的財政支持，因而需要破除 “戶籍”制度以使進城務工人員及其家庭能夠獲得平等的公共服務 (丁 波，2016)。其次，針對教育領域和體育領域的公共服務非均等化問題，石英華建議，在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相關領域公共服務生產的同時，增加政府對相關領域公共服務的支出規模 (石英華，2007)。再次，針對環境領域的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完善政府間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實施分級管理的環保責任制度 (劉子剛、劉喆、衛文斐，2015)。

　　五、研究述評與展望

　　1.研究述評

　　第一，定量研究與政策框架并未完全契合，因而缺乏扎實的政策基礎。在2012年之后展開的關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大量測算中，學界關注的基本公共服務范圍主要包括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三大領域。但實際上，在2017年 《“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發布之前，2006年發布的 《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經明確了基本公共服務的具體范圍，包括教育、衛生、文化、就業再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生態環境、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治安等八大類別。因此，關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研究，需要圍繞教育、衛生、文化、就業再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生態環境、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治安等八大類別展開測算。我們注意到，盧洪友和祁毓基于生態環境類別進行了均等化測算 (盧洪友、祁 毓，2013)。整體而言，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展開的研究應該按照中央明確界定的范圍展開。特別地，應該基于2017年發布的 《“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中劃定的八大類別81個子類別，分別對每個類別以及對整體均進行定量測算。

　　第二，已有的研究對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階段性特征還不夠重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或非均等化程度的計算，依賴于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和供給質量的測算，并且需要明確均等化的外部參考標準。根據 《“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設定了三大目標：到2020年，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2035年，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1世紀中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因此，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所服務的戰略目標存在差異，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評價應該根據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變化而逐步調整均等化的 “標準”。

　　第三，由于未能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現狀和歷史時空演進特征進行全面客觀的評估，缺乏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及其變化規律性的深入認識，因此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相關政策的制定、政策實施中存在的問題、政策實施過程中的調整思路以及政策實施的效果等都只能從主觀認識方面展開。例如，部分學者認為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使得政府忽視了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和供給質量，但又建議各級政府加大對公共服務的投入力度，而增加公共服務投入力度本身就需要通過 “經濟建設”擴大地區整體收入來實現;又如，部分學者認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就是地方政府對公共服務財政投入規模或結構的相等化，但早在分稅制改革之初就有學者明確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產出結果的均等化，而非財政投入的均等化，是 “基本” 公共服務均等化，而非 “全部”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我們認為，關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展開的研究尚未取得較大進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學界未能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定量測算達成統一意見，致使定性研究缺乏現實基礎。

　　2.研究展望

　　第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理論基礎研究需進一步夯實�；�于目前學界對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研究多以政策或政策評估研究為主，缺乏統一的理論基礎，本文認為后續研究應當從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進一步夯實理論基礎，借鑒國外公共服務研究相關理論，確定基本公共服務及基本公 共 服 務 均 等 化 的 內 涵，從理論層面論證基本公共服務的最優提供范圍及最優方式。

　　第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選取應更加注重效度。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進行測算，有助于黨和政府及時發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問題出現的原因，進而對相關制度和政策進行 “精準校正”。因此，首先必須確定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測量指標。目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測量指標主要是政策措施指標或者借鑒國際通用衡量不平衡的指標(例如基尼系數)，但是使用這些指標測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時要么僅考慮了硬件的均等化，忽視了均等化的效果指標，要么則偏離了 “均等化”這一關鍵中心。因而在后續定量研究中，對于均等化指標的選擇上應當更多考慮替代指標的效度。

　　第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路徑研究要緊密結合理論與實踐。已有文獻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路徑的研究中主要關注轉移支付等財政投入因素和通過 PPP模式引導民間資本參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總的來說，這兩種途徑都是在現有體制內關注如何加大資金投入從而提高落后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而忽視了制度性因素的變革對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作用。而對于國外公共服務提供模式借鑒的研究與中國國情結合尚需進一步的探索。因此，學界在后續關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路徑的研究應當更加關注制度性因素，通過案例分析等方法，以地方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踐創新為抓手，以實踐經驗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路徑的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安體富、任強，2008，《中國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指標體系的構建———基于地區差別視角的量化分析》， 《財貿經濟》第6期。

　　蔡春紅，2008，《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議———兼論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的關系》，《中國行政管理》第4期。

　　陳全功、程蹊，2008，《民族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涵 義、現狀水平的衡量》，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期。

　　陳頌東，2008a，《中國的轉移支付制度與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經濟經緯》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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