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學批評應該建立在對批評對象研究的基礎之上，不同的文本性質對應著不同的批評話語及其批評范式。批評對象研究的匱乏導致當代民族文學批評及其對象間存在“兩張皮”現象，并導致其滯后于民族文學創作的問題日趨嚴重。全面分析當代民族文學與其民間話語的內在關聯，關注其過渡性文本形態的成因及藝術特征，并以此審視民族文學批評盲點，是確立批評的價值取向和理論視域的前提。
　　[關鍵詞]過渡性文本形態論文；文學批評論文；民間話語論文；
　　民族文學作為民族文化的象征性符號表達，具有迥異于主流文學的地域文化色彩或非規約性的文本特征，但當代民族文學批評卻以類似于殖民話語的本質主義或中心主義范式出發，壓制或取代民族文學的自我敘述權力，并以權力話語的想象性編碼方式創造出與自己完全不同的“他者”，民族文學內部的多樣性和多源性構成、文學文本蘊含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被遮蔽在主流話語規范之外，制約著民族文學批評的現代性進程，彰顯出主流話語對民族文學文本特性研究的輕視和武斷。切合了格拉德尼曾指出的現象——少數民族固定化的客體肖像，是主要民族漢族的構造中甚或是中華民族本身建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效地參與著某種“內部殖民主義”或“內部東方主義”，成為確立主流文化領導權的有效方式，真正的民族文學主體性正是在這種類似于后殖民話語的命名中被扭曲或遮蔽。
　　從根本上看，不同的批評話語和批評話語范式對應著不同類型的文本。質言之，文學批評實質上就是對文學文本的批評或者是以文學文本為基礎。文學批評的闡述有效性和話語向度都需建立在對文學文本特性研究的基礎之上，并以此為批評依據。正是因為對民族文學文本特性研究的匱乏，當代民族文學批評無論是集合性對象的綜合分析還是單篇作品的個案評論，都因缺乏文本的結構性把握而導致大量的研究都存在表面化、簡單化和模式化等現象，遮蔽了當代民族文學全新而多維的藝術美學特征，最終導致批評在盲區和誤區間言說。在這種意義上說，深入思考當代民族文學的文本特征，把握當代民族文學書寫特質并分析其形成原因，是展開民族文學批評的基礎或前提。
　　
　　一、民族文學生成的民間話語資源論文
　　
　　一方面，在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有語言而無文字的民族占據大部分，這就決定了民間口傳文學成為民族文學的直接敘事資源。例如，赫哲族民間文學中的伊瑪堪、特侖固等大多是敘述古代氏族社會時期部落與部落之間的征戰與聯盟、氏族之間的血親復仇、民族興衰、維護民族尊嚴和疆域完整的英雄故事，也有一些講述薩滿求神、漁獵生活及風土人情等，是一部再現赫哲族英雄人物、歷史變遷與民俗風情的大型古典交響詩；鄂倫春族口頭文學摩蘇昆也是反映民族歷史與文化等方面的百科全書；裕固族在穿越歷史長河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本民族的優秀神話和民間故事，在裕固族民間流傳的口頭文本《西志哈至》作為裕固族民族深深的歷史情結的載體，為民族精神的自我表述提供了豐富的資源。直到建國伊始，五十五個少數民族有一半以上沒有自己的書面文學，相當一些少數民族的第一代書面文學作家就是從搜集、整理、改編民間文學側身于書面文學的，一些民族作家甚至終身以民間文學的題材、體裁為創作對象，民間文學如神話、史詩、民間故事、傳說、諺語等作為重要的文化載體，其蘊含的價值取向、實用功能、藝術思維方式、族群記憶、哲學意識、審美傳統、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等形塑著民族文學鮮明的族群意識和集體記憶。故此，“少數民族文學”概念的提出以“少數民族民間文學”面貌出現就不難理解了；尤其是在民間口傳文學發達的蒙古族、藏族、彝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壯族等以及22個人口較少民族地區，民間文學更成為該民族文學在新的文學格局與新的族群文化語境下生存與發展的精神源泉，即使已經接受和運用漢文字，少數民族民間智慧和人文精神仍對當代民族文學的文化觀、價值觀和審美觀產生深遠的影響與制約，特別是民間文學中的述源釋源、敘根論根的民族歷史敘事模式，更是全方位、多層次決定或影響著民族文學的敘事方式及書寫立場。
　　另一方面，1980年代之后，文化全球化趨勢加劇，本土／全球、傳統／現代、邊緣／中心等多元文化之間日益碰撞、互動與融合，導致少數民族場域內的民族傳統、根骨觀念、宗教意識、文化身份等問題逐漸凸顯，民族文化的遭遇危機便真實而全面呈現出來。出于文化尋根和民族精神張揚的需要，民間話語資源又作為民族性或民族特色的象征性符碼，成為民族文學建構自我認同的根基，民間文學中的故事、人物、題材、文體、語言等都參與到了民族文學的身份建構過程。特別在人口較少民族文學中，民族精神言說和文化尋根書寫成了民族文學重要的價值維度和精神向度，民族作家開始重新考量和追溯本民族長期流傳的民間口頭文本。以裕固族為例，作為一個人口較少民族，民間口頭文本在裕固族人的生活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在裕固族民間流傳至廣的口頭文本《西志哈至》作為承載著裕固族民族深深的歷史情結的載體，為裕固族文學的民族精神的自我表述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在代表裕固族文學成就的當代作家如鐵穆爾、賀繼新、妥清德、達隆東智等人的文本中，幾乎都隱現著對這一口頭文本的再闡釋現象。裕固族詩人妥清德的“黃泥堡草原”系列組詩，其文本深層敘說的就是本民族的歷史與難以忘懷的經歷；鐵穆爾創作的裕固族史詩性巨著《裕固民族堯熬爾千年史》更是作家在民間口頭文本基礎上對民族歷史的重新演繹和民族精神的現代闡釋，正如鐵穆爾所說：“我所熟悉的就是漫長的繁忙和艱難的生活，就是聽人們講草原上的童話、傳說故事、神話、創世史詩和英雄史詩片斷。”從某種意義上說，民族文學所推崇的民族特色其實就是對傳統口頭文本的翻版或改寫，無論是風俗的描述還是儀式的展示都能在流傳于民間的口頭文本中找到它們的淵源論文。
　　現代性或全球化趨向的日益加速，對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尤其對其中“本源派生－文化自律型”和“借腹懷胎－認祖歸宗型”的作家來說，怎樣以傳統文化的在場拒斥現代性的擠壓以緩解少數族群內在的精神焦慮，維護乃至凸顯本民族的身份特征成為他們創作的基本出發點。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更是深入民間立場，還原民間場景，甚至以民族志、民俗志、地方志等特殊文體形式再現本民族原生態的社會生活及其背后的民族文化，并以此為基礎再深入分析和探討本民族社會象征體系、社會制度
　　和民俗風情等，同構出民族文學的族群認同特征。阿來幾乎所有的文本都依托大量的藏民族民間文化資源，滲透著藏民族濃厚的民間思維、民間藝術表達方式，在借助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以文學的筆調敘述和表達嘉絨藏區的地理空間、歷史文化、民族宗教和社會人生的同時，對紛亂現象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