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從最古的甲骨刻辭、青銅器銘文、石刻文字算起，到竹簡、帛書和寫、印在紙上的書籍，其歷史之悠久，數量之繁多，內容之豐富，為世所罕見。隨著書籍生產材料的不斷變化，書籍的裝禎形式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紙書出現后，大致流行過以下形式：卷軸裝、旋風裝、經折裝等8種形式。中國現代書籍裝幀藝術起于清末民初。70年代后期，書籍裝幀藝術得以復蘇。改革開放政策極大地推動了裝幀藝術的發展。隨著現代設計觀念、現代科技的積極介入，中國書籍裝幀藝術更加趨向個性鮮明、銳意求新的國際設計水準。
　　關鍵詞：書籍結構、裝禎形式、現代書籍
　　人類社會生活需要傳遞信息和交流思想，在文字未產生以前，人們主要靠語言相互溝通。但語言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因而古人便采用結繩、刻木以及簡單的圖形符號等方法來幫助記憶。但是只有文字才能超越時空，準確記錄語言和表達思想。在殷代和西周早期（公元前十三世紀至前十世紀），人們將占卜卜辭、重要歷史事件等用文字記錄下來，形成了甲骨刻辭青銅銘文，石鼓文字等，這些屬于檔案性質的文獻資料，我們稱之為初期書籍。
　　書籍系指那些以傳播知識、介紹經驗、闡述思想、宣傳主張為目的，經過編制或創作，用文字寫、刻、印在一定材料上的著作物。以此為標準，正規書籍大致出現于春秋末期。相傳孔子刪述《六經》，“韋編三絕”，可見這時已出現了竹木簡的書，即編簡，是竹木簡的裝幀形式。古人書寫于竹木簡，以篇為單位，寫完一篇，以繩作結。編簡成冊，第一冊必定要標寫這一冊書的篇名。編簡成冊之后，以尾簡為軸心，朝前卷起，裝入帙內，以便收藏。此外還有寫在絲織物上的書，稱為“帛書”或“素書”、“縑書”。《墨子》說：“書于竹帛，鏤于金石”，這是對紙書出現以前書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況。東漢蔡倫總結西漢以來的造紙技術，加以改進、推廣。東晉時，政府正是下令用紙寫書。紙的產生，導致了書籍制作材料的偉大變革，在中國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隨著書籍生產材料的不斷變化，書籍的裝禎形式業產生了相應的變化。紙書出現后，大致流行過以下形式：
　　1、卷軸裝：紙書盛行后，也效法帛書，裝幀亦是將寫好的長條紙書，形成卷子形式，故稱卷子裝。流行于隋、唐時期�，F在中國畫的裝裱也用這種卷軸形式來保存作品。（如圖1）。
　　（圖1，《金剛經》唐儀鳳元年（676）寫本）
　　2、旋風裝：旋風裝是卷軸裝到冊葉裝的過渡形式。裝幀形式是以一幅比書頁略寬略厚的長條紙作底，把書頁向左鱗次相錯地粘在底紙上，收藏時從首向尾卷起。它保留了卷軸裝的外形，又解決了翻檢時的不方便。
　　3、經折裝：又稱折子裝。出現在9世紀中葉以后的唐代晚期。裝幀的形式是依一定的行數左右連續折疊，最后形成長方形的一疊，前、后粘裱厚紙板，作為護封。經折裝克服了卷子裝的卷舒不便的問題。（如圖2）
　　（圖2《大方廣佛華嚴經》系活字印本，西夏文，框高24.2cm，每頁6行，行17字。）
　　4、梵夾裝：如《舍利偈頌》為《論藏》界論之一，清刻本，收集于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地區，經文以傣仂文拼寫巴利語。傣族信奉小乘佛教，所誦經典多用貝多羅樹葉，經加工后，用鐵筆刻寫而成，即是貝葉經。貝葉經以貝葉作書，貝葉重疊，上下以板相夾，用繩串結，故稱梵夾裝。此種裝幀形式隨佛教而流傳，對我國藏、回紇、蒙古、滿等民族的佛教典籍影響很大。
　　5、蝴蝶裝：適用于雕版印書的特點而創造了蝴蝶裝。此種裝幀形式是把印好的書頁，以版心中縫線為軸心，字對字地折疊。以版口一方為準，逐葉粘貼，打開書本，版口居中，書頁朝左、右邊展開。宋元時期盛行此裝幀形式。因蝴蝶裝的書頁是單頁，翻閱時，易產生無字的背面向人，有字的正面朝里的現象，閱讀不方便是蝴蝶裝的缺點。（如圖3）
　�。▓D3，《歐陽文忠公集》20.7cmX16.6cm。半葉10行16字，白口左右雙邊。）
　　6、包背裝：書頁正折，版心向外，書頁左右兩邊朝向書脊訂口處，集數頁為疊，排好順序，以版口處為基準用紙捻穿訂固定，天頭、地腳、訂口處裁齊，形成書背。外粘裱一張比書頁略寬略硬的紙作為封面、封底。此裝幀形式緣自包裹書背，所以稱其為包背裝。包背裝的書籍出現在南宋后期。元、明、清也多用此形式。如明代《永樂大典》、清代《四庫全書》等。
　　7、冊葉裝：如《妙法蓮華經》（如圖4），它是唐寫本，冊葉裝。1900年敦煌藏經洞打開以后，發現一批冊葉式裝禎書籍，開本大小不一、裝訂形式各異、紙質粗厚、篇幅短小的佛教經書。這種冊葉本攜帶方便，不易損壞，適應做佛教法事的需要。這些資料將我國冊葉式書籍出現的時間提早到唐代晚期。
　�。▓D4）
　　8、線裝：裝幀形式與包背裝近似。書頁正折，版心外向，封面、封底各一張，與書背戳齊，打眼訂線。線裝書既便于翻閱，又不易散破。線裝是中國傳統的裝訂技術史上最為進步的形式，具有素雅和端正，而不刻意追求華麗的典雅的中國民族風格的裝幀特征。線裝書的出現，形成了我國特有的裝幀藝術形式，具有極強的民族風格，至今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是“中國書”的象征。
　　中國現代書籍裝幀藝術起于清末民初，尤其是受到“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推進以及西方科學技術的影響，在魯迅先生的積極倡導下，陶元慶、豐子愷、錢君掏等等一大批著名裝幀藝術家們的努力下，中國的裝幀藝術開創了一個新時代。改變了長期以來人們忽視書籍裝幀的裝飾作用，片面強調節約紙張，不把書籍作為藝術品看待的問題。這段時間既是書籍裝幀藝術的開拓期、繁榮期，也是鞏固了裝幀藝術地位，并培育了一批創作隊伍的重要時期。1949年以后，中國的書籍裝幀藝術呈現出多種形式、風格并存的格局。“文革”期間，書籍裝幀藝術遭到了劫難，“一片紅”成了當時的主要形式。70年代后期，書籍裝幀藝術得以復蘇。進入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極大地推動了裝幀藝術的發展。隨著現代設計觀念、現代科技的積極介入，中國書籍裝幀藝術更加趨向個性鮮明、銳意求新的國際設計水準。
　　如今中國一部分裝幀設計家開始在注重本國民族化、傳統化精神的前提下，重塑新形態的書籍，以此改變人們的閱讀習慣、閱讀行為方式。這種重塑書籍形態的做法意在“破壞”書籍固有模式和純鉛字傳遞形式的束縛，創導主觀能動有想象力的設計，也就是運用裝幀設計語言，來研究裝幀審美的創造。其意義已超越書籍構造物自身（或者說內容本身），目的在于啟發讀者在閱讀書籍中去尋找并且得到自由的感受，由此萌發出想象的智慧源泉。設計師完成傳統書卷美和現代書籍相融合的過程，正是書籍形態變革的價值所在。近二十年的書籍藝術的進步，已經開始在世界上顯露出中國書籍裝幀的魅力。
　　參考文獻：
　　[1]劉方,中國美學的歷史演進及其現代轉型,巴蜀書社出版社，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