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有許多政治思想和軍事思想對后人有著深遠的影響，墨子的思想主張中充滿了平民理念，本文就對墨子思想中的平民理念進行探討。

　　《哲學研究》(月刊)1955年創刊，該刊是全國性的哲學專業刊物，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以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帶動基礎理論研究的原則，認真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

　　作為先秦兩大顯學之一的墨學,其思想主張一直有其獨特的一面,而作為墨學創始人的墨子,毛澤東同志曾評價說“墨子是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1)由于其出身并非顯貴,因此思想主張里有許多平民理念,尤其是以“節用”為主的愛惜民力主張,更有其可貴之處,司馬遷在《史記》中談到墨子時說:“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2)對以勤儉節約為美德的中華民族來說,這樣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鑒意義。但為何此主張在先秦之后漸漸失去聲音,也是需要探討的。

　　一、墨子正視民眾的消費需求

　　墨子在《非樂?上》里認為“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這三點是民眾的巨患,而解決衣食住行這個問題是統治者的基本職責。在春秋戰國這個動亂時期,當時的事實卻是統治者“暴奪民衣食之財”、“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墨子?辭過》),廣大民眾過著饑寒交迫,顛沛流離的生活。面對這種極度不公平的社會現狀,墨子從生產資料的來源著手,提出“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绔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蓺,雌亦不紡績織纴,衣食之財固已具矣。

　　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勞動者既然付出了勞動,自然應該有消費的權利,應該獲得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滿足,要求統治者正視民眾的權利需求,堅決反對“虧奪民衣食之財”,認為這是一種涸澤而漁的行為,將會導致民眾的不滿,產生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對立,以至于起而反抗,甚至于讓國君社稷不保,得不償失;因而,作為國君統治者,應該時刻考慮讓利于民,讓百姓可以安居樂業,可以取其所需,達到墨子政治理念里所說的“交相利”,互利互惠,和諧相處。

　　二、節用和節葬目的在于開源節流

　　墨子的“節用”,主要是針對日常用度,必須加以節制。作為平民出身的墨子,他的生活經歷并沒有太多的奢華,所以覺得當時之國家人民,對于“當用”與“不當用”,沒有清晰之觀念。因此,造成不必要之浪費,故主張節用。而墨子“節葬”之提出,乃是反對厚葬久喪,造成人民耗費太多之物力、財力,造成很大的社會損耗。

　　因此,墨子提出薄葬短喪之法以處理之。墨子的“節用”主張就是要節省財用,而墨子要求節用要做到去國家無用之費,做到用財不費,民德不勞,而興利多。墨子認為在財物、時間、心力要用其所當用,去其不當用。那么所謂當用是什么呢?墨子認為凡滿足必要之欲望者,也就是日常生活所必需者,皆為當用,就像充饑止渴之飲食、保溫防暑之衣服、避風雨、別男女之房屋、水陸交通所需之舟車,皆為日常生活所需,故為當用。而像雕鏤篆刻之美、宮室臺榭之樂以及厚棺、修墳墓,則為不當用,因其沒有實利。現在看來,這些主張充滿了平民主義色彩和樸素的政治經濟理念,從消費的源頭開始節流,對于戰亂中的百姓來說,很容易得到他們的共鳴。

　　墨子在《節葬下》中說道:“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以政權的穩固來指到了為政者的要害,也容易引起他們對節葬的思考。墨子還在《辭過》中提到:“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于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饑。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并至,故為奸邪。奸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

　　由以上可看出墨子之用心良苦,墨子倡導兼愛興利,但是天下凋蔽民不聊生,而王公貴族不但沒有愛惜民力,而且又浪費有限之財,厚葬久葬,奢侈無度。百姓卻因遭逢戰亂,顛沛流離,生活困苦。因此墨子才會有主張節用和節葬之觀點;墨子從衣食住行等方面要求王公貴族,能體會百姓生活之困苦,維持一個適當的生活水準,徹底實踐簡樸生活,則天下之利,才有產生之可能,而額外的裝飾或要求,都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應予舍去才可,墨子日常消費中所表現的態度,就是簡樸生活的平民生活理念。

　　墨子在《墨子?非命上》:“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其目的在于希望王公大臣能像上古明君那樣體恤百姓,愛惜民力。

　　墨子在《墨子?兼愛》中提到“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爿羊羊之裘,韋以帶劍,練帛之冠,入以見于君,出以踐于朝……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脅息然后帶,扶墻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這是個很生動的比喻,為政者喜歡的事物,臣下就盡力去迎合,以上帶下,如果君主在節用上能夠起到表率作用,那么上行下效,這樣就可以移風易俗,有效遏制鋪張浪費,效果可以事半功倍。　　三“、非樂”是非勞民取樂

　　墨子所在的先秦時期,同為顯學的儒家提倡“禮樂”教化人民,而墨子卻反其道行之,提倡“非樂”來加以批駁。綜觀墨子提倡非樂之緣由,不是全然地反對音樂,畢竟,墨子也知道音樂有教化人心之功。而墨子卻非樂,那是因為當時之王公大人因為作樂,每每耗費龐大的人力與物力,而使生產停擺,致使民生凋蔽,實在是勞民取樂,所以墨子才反對作樂。

　　墨子考慮音樂的意義,其目的主要是和人民生計相比,作樂是一種享樂層面,不得不從百姓安居樂業來考慮,來勸說為政者,禁止作樂。墨子認為王公大人作樂,是一種奢侈和浪費。他們要撞巨鐘、彈琴瑟,必將厚斂于民,竭民之財而奪民之利。

　　《非樂上》: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從社會多層面考量,墨子反對作樂,因對上不符合圣王的所為,對下不符合平民百姓的利益。

　　想從物質文化及精神文化兩個層面皆面面俱到,依當時民生之困苦,是無法做到的。其實墨子并不反對音樂。但是一想到如將作樂之事與人民之利益相衡量,則作樂所顯現之價值,當比不上人民之利益。而且墨子凡事以義考量,當然,會在衡量一切事物,而一切以公利為優先。可以看出,墨子之視野并不狹隘,而是悲天憫人。

　　綜上所述,墨子的思想主張中充滿了平民理念,以“追求最大多數人之最大幸福”為出發點,雖然精深廣博,但卻是針對實際社會的問題,為民請命,提出其觀點,是很具有道德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