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收繼婚制是母系氏族晚期伴隨對偶婚制在世界古代各民族中普遍產生留存的婚姻形態。收繼婚制在本質上是父權至上在婚姻制度上的體現、是一種變異的財產繼承制、是在特定條件對寡母孤兒的扶養贍養制度。中國古代收繼婚制起源形成于先秦，歷展;儒家反對收繼婚，法令亦予以禁止，但民間一直存在，而邊地少數民族盛行，至明代法律嚴禁但屢禁不止。因為收繼婚制有其弊端也有其現實價值，這一現象對于我們當代法制體系的建設具有一定啟示意義。

　　[關鍵詞]論文發表代理,中國古代,明代,收繼婚,父權,財產繼承,扶養,贍養

　　一、收繼婚制及其在古代中國的發展

　　(一)收繼婚制及其本質特征

　　收繼婚制出現在原始社會母系氏族晚期，是群婚制向偶婚制轉變的一種特殊婚姻形態，是伴隨著偶婚制在世界古代各民族中普遍留存的一種婚姻形態。“收繼婚”在我國亦稱“轉房婚”，其婚姻形式主要為弟死兄娶弟媳、兄死弟娶寡嫂、父死子娶庶母、叔死侄娶嬸母等。

　　收繼婚的本質特征為：其一，收繼婚制是父權至上在婚姻制度上的體現。在強調父系、男權的社會中，女子是氏族、家庭傳承血脈和勞動的工具，從而不具有完整的人的尊嚴，收繼婚制是對女子婚姻權利的侵蝕，是父權至上理念的產物。其二，收繼婚制是一種變異的財產繼承制。收繼婚的形式多種多樣，但無一不是由氏族、家庭內部的成員收繼失去丈夫的女子。這樣做無疑是出于經濟方面的考慮，既把作為勞動力的女子繼續束縛在氏族家庭內部同時又節約了迎娶新人所要支付的彩禮�？偠�言之，在父權社會下妻子是屬于夫家的財產，收繼婚是將女子視為財產的財產繼承制。其三，收繼婚制在特定條件下是一項對寡母孤兒的扶養贍養制度。喪偶的女子在失去丈夫的同時失去了生活的憑依，而收繼婚制度可以有效地為其提供棲身之所，保證孤兒寡母重新擁有生活的依靠。在女性依附男性生活的古代社會，收繼婚制本質上也是一項扶養贍養制度。

　　(二)收繼婚制的起源和發展

　　兄弟亡故收其寡妻為己妻，源于古代群婚時期兄弟共妻的現象。而子娶庶母為妻者、侄收嬸母，則源于父系社會以后在父妾、叔妻被視為繼承遺產的一部分的情況下，被嫡子所娶的制度。諸侯乃至天子亂倫之事，史書在春秋時期便有記載。

　　先秦時期。收繼婚制在少數民族地區也大行其道。但同一時期受儒家學說影響的中原地區，認為“收繼婚”乃亂倫行為，完全否定收繼婚制的價值。

　　秦漢時期的中原地區，禮法愈發不能容忍收繼婚制。漢代，收繼行為需要冒著被處以重刑的風險。但與此同時，收繼婚制在北方少數民族地區廣泛地存在著�！逗鬂h書・南匈奴傳》曾記載有“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1}，即依從胡俗，被繼立的單于“收繼”�？梢姖h朝雖然自己禁止收繼婚制，但對邊地民族的收繼婚制卻是理解和容忍的。

　　隋唐時期，由于楊隋和李唐皇室與拓跋及鮮卑的重要淵源關系，使收繼婚現象屢見不鮮�！杜f唐書》曾有如下記載：“其(高昌王伯雅) 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2}南宋時期，女真族中盛行收繼婚習俗，南宋漢族受其影響也開始盛行收繼婚制。

　　蒙古族在記載中有“兄死弟妻其嫂 ，父死子妻其后母”{3}的收繼婚俗。元朝建立后，統治者為了確立其民族法文化的主流地位，將收繼婚制這一習俗合法化。明朝開始立法全面禁止收繼婚制，但是民間收繼婚仍然屢禁不止。此時少數民族收繼婚仍舊盛行，如明代俺答汗的寵妾三娘子在其死后曾先后下嫁給其長子、長孫{4}。滿族有娶兄弟寡妻、親母以外的亡父遺孀等的傳統，所以清朝時期收繼婚繼續存在。但是其禮教觀念受到儒家思想影響，滿族人逐漸認識到收繼婚是與中原文化傳統相行而背的習俗，于是對收繼婚開始嚴厲禁止，但收繼婚因根基之深仍然在民間存在。

　　(三)收繼婚制產生存在的原因

　　收繼婚能長期存在并發展，甚至在法律嚴禁的情況下仍然大量存在，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

　　經濟上，女方家族將女兒養大，耗費了心血和金錢，而女兒嫁予男方后，其身上的經濟與勞動力價值就會轉移，女方家族往往會以彩禮的形式要求經濟補償。而這種經濟補償使女子成為夫家財產的一部分，為了把財產留在家族內部，假若其夫死亡，遺孀不得與非氏族以外任一人結婚，以此產生收繼婚制度。

　　政治上，收繼婚往往成為及保持貴族間政治聯姻的一種方式。例如衛昭伯之“?”于宣姜，本昭伯非自愿，而是忌憚于宣姜背后的齊國，為了政治目的才進行的。

　　家庭上，在父權制之下，女子沒有任何社會地位。氏族為了傳宗接代，延續宗族的需要，女子丈夫的同宗人將女子收繼以保證氏族血統繼續延續。另外，收繼婚制在特定條件對寡母孤兒具有養護的功能，也避免了孤兒寡母分離的風險。

　　文化上，收繼婚制度由來已久，有深厚的道德觀念、民族情感和文化底蘊的基礎支撐。

　　二、明代禁止收繼婚及其與社會實際的沖突及解決

　　(一)明代法律禁止收繼婚及其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視“教化”， 他認為元朝蒙古族的收繼婚制度是“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所以以法律限制各種形式的收繼婚，甚至對蒙古，色目等少數民族的收繼婚也限制起來，誓將該制度革除。因此，不管是他頒發的《大誥》中前事不究，后事必辦的指導精神，還是在他親自指導編纂的《大明律》上“若收父祖妄及伯叔母者各斬，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者各絞，妾各減二等。”{5}等大量具體條款的規定，都體現了對收繼婚制的嚴厲禁止。

　　在明代《大明律・戶律・婚姻》中關于收繼婚的條文如下：

　　《娶親屬妻妾》條中有規定：“若收父祖妾及叔母者，各斬。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者，各餃。妾各減二等。小功以上，各以奸論。”{6}

　　條文所提“以奸論”，應當比附《刑律・犯奸》中的《親屬相奸》條。 除此之外，娶親屬妻妾還要迫加財產處罰，依條文處理為“無力充徒哨?的決，有力納米等完項，完滿日著伍寧家，婦女各離異，財禮各入官。”{7} 　　同時在遵循前事不究，后來必辦的原則下，朱元璋在《大誥》中寫道：

　　“兄收弟婦，弟收兄妻，子承父妾，父亡之后，其妾事于正妻之子，亦生子一，有一婦事于父生子一，與我中國圣人之教何如哉。夫平定之后，除元氏已承婚者勿論。設理舊事，難為者多矣，所以夫婦無別，綱常大壞，所以元氏之事不理，為此也。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誅。胡人之俗，豈止如此而已。同姓、兩姨姑舅為婚，弟收兄妻，子承父妾，此前元之胡俗。”{8}

　　明代以嚴刑峻法的方式大力禁止收繼婚制度，有倫理道德層面的原因，但歸根結底是以清除前代舊道德確立近代新道德的方式維護明代的中央集權統治。

　　在倫理道德方面。收繼婚制為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非禮制婚俗之一。其制度中的收繼行為可能導致社會親族關系的混亂，是對正統倫理綱常的挑戰。父不父、子不子，則君不君、臣不臣。明代重視倫理教化，國家正統輿論以及律法當然地對“傷風敗俗”收繼婚制度視為勁敵，詆之甚厲、禁之甚嚴。

　　在清除前代舊道德方面。明皇朱元璋視元代留存的收繼婚制度為少數民族留下的落后風俗，前朝陋習，必將革除。同時，明初程朱理學被奉為統治思想，為明代新道德的發展提供了框架，收繼婚制度作為違背倫理綱常的舊道德代表免不了被革除的命運。實質上，對收繼婚制度的禁止，也是明代對前代統治否定的重要體現，有利于樹立新統治的標桿以此加強對中央集權統治維護。

　　(二)明代收繼婚制屢禁不止的原因

　　盡管明代朝廷屢屢頒布嚴酷的律令，同時不遺余力地加大對破壞法度行為的處罰，竭力地教化、勸導，但效果并不理想。自明初全面禁止收繼婚以來，收繼婚在民間并未消失，仍然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正如《安陸縣志補正》所云：“田野細民又弟娶孀嫂，兄娶弟妻者，謂之‘就婚’。遺俗相沿日久，近郡縣有此俗多矣。”{9}可見，明代的禁令并未徹底杜絕民間的收繼婚現象。究其原因，分析為以下幾方面：

　　首先，宗法制度深刻影響明代婚姻的締結。收繼婚制度將女性作為可由家族成員繼承的特殊財產，體現了其宗法性質。它以一種財產的繼承制度的形式，迫使女性繼續在氏族中發揮其生育嗣后的功能，防止女性這種特殊性財產流失向別的家族。所以收繼婚制必須由家族中成員以血緣關系的親疏為序依照次序繼承�！督ㄖ萋勔婁洝飞系南嚓P敘述可以佐證：“胡俗喪其夫，其家男子即收為妻，父子兄弟不論也。他適，則人笑其不能贍其婦。”

　　其次，經濟因素。曾有學者高度概括收繼婚制度的存在原因：“一言以蔽之，曰：貧而已矣。”{10}我國的傳統婚姻步驟繁瑣，收繼可免許多繁文縟節，同時也可以因而節省開支。把娶回來的女性作為家庭的一部分財產進行轉移，許多繁瑣的婚姻步驟都可以被避免又節約了開支，在百姓眼中其合理又合算，因而在民間盛行;同時清代理番縣公告曾記錄：“恐聘娶新婦不習家務，是以收寡嫂弟婦為妻”也體現了收繼婚的價值。收繼之后，子女自然仍然留在家族之中，這樣既能做到保持原本的家族系統，同時又可以將勞動人口束縛在家族中，是一舉多得之選。古代的女性地位低下，而寡婦的地位則更為低下，被收繼盡管與明代法律規定不符，但卻能在改變寡婦身份的同時解決經濟來源問題。若其已經生育，在子嗣不得離家的傳統下，被收繼也避免了母子分離，百姓故而仍堅持收繼婚制。

　　再次，思想方面。由于古代封建舊制以及思想對女性的限制，女性的社交范圍很窄，幾乎與外界異性沒有交往。而相對來說，對于同一家族的男子，失去丈夫的女性則與他們接觸較多，有一定感情基礎，比較容易接受收繼的婚姻形式。

　　再者，從法律執行角度看。盡管明代對收繼婚規定了嚴刑峻法，但事實上法律執行卻并不嚴格。在中央集權的統治體制下，收繼婚現象一般交由基層管理。民間收繼婚俗由于淵源已久所以其流行范圍廣布且數量可觀。明政府雖有可據以引用的法律法規，但怕一律嚴懲會引起誅罰過多，從而造成民憤乃至民變的后果。同時，考慮到簡訟安民的政策，也顧慮到基層官員的能力、精力等條件的限制。對諸如收繼婚類“小”案件一般放任其發展。從資料也可看出，“從明代遺留下有關收繼婚的案例來看， 都是因為出了人命才被揭發出來的。”{11}所以，盡管朝廷禁令在前，到了基層官員那里往往不會實踐。同時，婚姻案件較難處理，不僅關系到婚姻中雙方的未來生活，對地方官自己的前程也有影響。據《斷獄律》中的規定，“決罰不如法”，“斷罪不當”官員要受到嚴罰，甚至于失去官銜。因此，地方官的審理更加謹慎小心，法律難以推行。

　　(三)收繼婚法禁而民行沖突的解決

　　面對收繼婚現象屢禁不止、法律規定與現實運行不匹配的情形，官方和民眾從兩個層面使沖突得到緩和。

　　首先，官方的做法。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一個地方是把禁止收繼婚當做政府的主要政務的，甚至連政務的范圍都沒有納入。根據史料對政務次序的規定，“典禮以朝覷為首，次及祭祀崇賢， 再及祈雨攘災，根本就沒有把婚姻問題列人其內。”{12}可見禁止收繼婚并未被擺在政治教化百姓的首要位置。同時，收繼婚屬于婚姻的大范疇，婚姻之事主要由地方官負責集中審理。由于收繼婚案件承辦起來相對比較復雜，所以對于此類案件地方官多采取就和的處理方式，除非涉及人命的大案、要案一般都不予嚴格規制。這樣，法律對收繼婚的嚴厲禁止，因為官方的實際操作原因，使其與社會現實的強烈沖突得到緩和。

　　其次，民眾的做法。雖然法律的規定嚴厲且具體，但由于長期以來的傳統習俗、思想的繼承和現實需要的考量，民眾并未因為法度的嚴苛而對收繼婚避之不及。再加上同地區內每家往往有一定的血緣或姻親關系，出于相互間的情誼他們往往會有意識地向官府或者外族人隱瞞從而完成收繼婚。所以對于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未造成重大影響的收繼婚事件，民眾一般采取容忍、不予舉報的方式對待。收繼婚制因而在民間得以以被默許的方式存在。

　　三、中國古代收繼婚制的正負價值及其當代啟示

　　(一)收繼婚制的價值分析 　　收繼婚制是古代等級社會的產物，其負價值顯而易見。首先由于女子是被視為遺產的一部分而被收繼的，其人格尊嚴和婚姻自由被剝奪，且其被收繼后，雖然仍在同一家族生活，也可能遭受不公正待遇。

　　其次，收繼婚制可能觸發隱藏的危機，造成倫理的混亂或道德上的悲劇。而此正是明朝政府禁止收繼婚的主要原因。

　　收繼婚行為數度受到國家法律的禁止，但在民間卻這種現象仍然廣泛存在，從這不難看出，收繼婚制具有其歷史合理性。它適時反應了一定的時間、空間、民族文化及社會需要，調整了社會關系，維護了社會秩序，起到了配置權利與義務，解決社會糾紛的作用。所以其對個人、家庭、社會的積極意義不容忽視。

　　從被收繼者個人方面來看，收繼婚制維護了女性的生存權，是一項孤兒寡母扶養贍養制度。在封建階級社會中，女性與男性是藤與樹的關系，女性只能依附男性來求得生存。女性喪失伴侶后再婚基本成為其維持生存的唯一途徑。所以由其夫家氏族成員對其收繼事實上成為維護喪偶女性的生存權的一種方式。

　　從家庭方面來看，收繼婚制體現了父權社會形態下，女性傳宗接代、延續宗族的需要。女性出嫁后，其在夫家的最主要義務就是要為夫家一族傳宗接代。若女性喪偶，她就要以與家族內的成員結合的方式來完成自己的任務。對于家族中的收繼者來說，與喪偶女性結合以保證家族延續，也是其“盡義務”的體現。以此，兄接弟婦，弟接兄嫂，適時是符合家族利益的事情了，家庭秩序得到了維護。

　　從社會方面來看，如果女性不被收繼，在當時社會的條件下，女性不僅生存問題無法解決，孤兒寡母流離失所，還會使得整個社會發生動蕩不安的嚴重后果。收繼婚制度的存在一方面使孤兒寡母不至于流離失所，無生存之虞。另一方面，收繼婚制對脆弱的古代經濟狀況起到自動的社會調節作用。古代經濟易受到天災或戰禍的打擊而引起衰落。經濟受損后，失去勞動力的孤兒寡母重新合并到了家族中去，解決了救濟、撫恤的問題，同時因為女性作為勞動力的屬性也更利于恢復生產，社會因而得以繼續穩步發展。

　　(二)收繼婚制的當代啟示

　　收繼婚制雖有一定負面影響，但卻能從一定意義上對女性的生存權起到了保障作用。不僅僅在古代社會，在現代社會的一些偏遠、較落后地區，喪偶女性的生存同樣是十分艱難。收繼婚制給予了喪偶女性一個繼續生存的空間，同時也節約了一般婚姻締結所需的開支，這對于當代我國的偏遠、較落后地區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在上述地區，相對貧困的現狀使喪偶女性無法獨立生存，尋求再嫁也因地區風俗習慣的影響而十分困難。我們應該設立相關權益保護和救助機制，考慮到這些缺乏關注的群體，維護她們的生存權益，從而完善法制體系的建設。同時對于一些繼續留存收繼婚制的少數民族，應該結合他們的實際狀況對他們的婚姻制度進行科學的審視。對于形式看類似收繼婚，而實際上男女雙方自愿，且不違背婚姻法一夫一妻制原則的，應予認同。

　　古代婚姻習慣法有其自身的消極因素，我們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吸收其理念中包含了對社會秩序及人際關系思考的積極部分。羅杰・科特威爾曾如是說：“立法必須在原有的民德中尋求立足點……立法為了自強必須與民德相一致”。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以及實現實質正義，重新審視民族長久留存的習慣法，兼容并包其中有利于現代法文化建設的積極因素，將民族習慣法與國家大法融會貫通，形成二者之間良性的互動和靈活的協調，最終有利于我國堅實、完善的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構建。

　　注釋

　　{1}《后漢書》，卷八十九，《南匈奴傳》

　　{2}《隋書》，卷八十三， 《高昌傳》

　　{3}《金史・世紀》

　　{4}俺答汗之長子黃臺吉，俺答汗之長孫扯力克

　　{5}《大明律・戶律・婚姻》

　　{6}《大明律直解所載明律》卷6《戶律・ 婚姻》，《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編第一冊， 第481 一482 頁

　　{7}《律條直引》卷6《戶律・婚姻》， 《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一冊， 第697一698頁

　　{8}《大誥・婚姻第二十二》

　　{9}《安陸縣志補正》，卷下

　　{10}陳鵬，《中國婚姻史稿》，中華書局，2005年，第1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