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竊是我國法律制度中很嚴重的一項犯罪行為，盜竊會損害他人的利益，害人害己。我國針對不同程度的盜竊也都有相應的懲罰政策，本文是一篇助理審判員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馬方玉、張寶龍盜竊案。

　　摘 要 盜竊保險箱犯罪應以被害人對保險箱失去控制為既遂判斷標準，不以行為人實際取得箱內物品為既遂判斷標準。假釋考驗期內再犯罪，前罪被減刑的刑期不計入已經執行的刑期。

　　關鍵詞 盜竊,既遂,失控說,認識錯誤

　　作者簡介：江俊溢、葉慧奇，浙江省溫嶺市人民法院刑庭，助理審判員，研究方向：刑法實務。

　　一、案情

　　公訴機關：浙江省溫嶺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馬方玉，男，1986年10月22日出生，江蘇省新沂市人，漢族，初中文化，農民。2007年11月16日因犯盜竊罪被江蘇省新沂市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四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七萬五千元，2013年1月18日假釋，假釋考驗期至2015年7月25日。

　　被告人：張寶龍，男，1987年12月13日出生，江蘇省新沂市人，漢族，初中文化，農民。2007年11月16日因犯盜竊罪被江蘇省新沂市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八萬元，2014年1月23日刑滿釋放。

　　溫嶺市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2014年9月1日23時許，被告人馬方玉、張寶龍結伙，溜門進入溫嶺市松門鎮水產市場2號辦公室，竊得被害人王云輝放在辦公室內墻角處的兩只保險箱和放在過道上的一輛人力三輪車，并用人力三輪車將保險箱運走，途中因無法打開保險箱，遂將保險箱丟棄于距離水產市場300米左右的一條小溝里，后因害怕保險箱丟棄在此容易被發現又返回該處將保險箱轉移丟棄在距離水產市場500米左右的一條河中，被竊三輪車被遺棄在距離水產市場1000米左右的一個路口。2014年9月2日上午，被竊兩只保險箱及人力三輪車由被害人自行找回，經公安機關清點，其中一只銀白色保險箱內有現金人民幣2541447元和十二枚黃金紀念幣。上述贓款、贓物現均已由被害人領回。經鑒定，贓物共計價值人民幣7422萬元。

　　浙江省溫嶺市人民檢察院認為，被告人馬方玉、張寶龍的行為已構成盜竊罪，且系盜竊數額特別巨大。提請法院依法判處。

　　被告人馬方玉、張寶龍及二被告人的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和罪名均無異議，請求法院考慮二人的認罪態度較好從輕處罰。

　　二、審判

　　溫嶺市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馬方玉、張寶龍結伙，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他人物品，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盜竊罪，系共同犯罪。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馬方玉在假釋考驗期內又犯盜竊罪，依法應當撤銷假釋，實行數罪并罰。被告人張寶龍前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刑罰執行完畢以后五年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系累犯，依法應當從重處罰。鑒于被告人馬方玉、張寶龍歸案后如實供述其犯罪事實，當庭自愿認罪，被竊贓款、贓物已全部由被害人自行追回，決定對二被告人依法分別予以從輕處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一條、第八十六條第一款、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三款之規定，判決：一、撤銷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2)寧刑執字第10781號對被告人馬方玉決定假釋的刑事裁定。二、被告人馬方玉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與原犯盜竊罪尚未執行的刑罰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六天，并處罰金人民幣七萬五千元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七萬五千元。三、被告人張寶龍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張寶龍不服，以其并不知道保險箱內有多少錢，本案量刑過重為由提出上訴，要求從輕改判。

　　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馬方玉、張寶龍將兩只保險箱整個竊走，其盜竊行為的指向即是保險箱內的所有財物，故被告人張寶龍辯稱其不知道保險箱內有多少錢并不影響本案犯罪事實的認定。原判根據本案的事實、情節對被告人馬方玉、張寶龍所作的量刑并無不當，且定罪及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故被告人張寶龍上訴要求改判的理由不足，不予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評析

　　本案爭議的焦點有二：第一，二被告人盜竊保險箱后因無法打開而將之遺棄，對于保險箱內的物品屬于盜竊既遂還是未遂;第二，被告人在假釋期間犯新罪，前罪被減刑的刑期是否計入已經執行的刑期。

　　(一)關于第一個爭議焦點

　　當前，我國刑法學界對于盜竊既遂的標準較為主流的有三種學說，即失控說、控制說、失控加控制說，在司法實踐中，失控說最為被廣泛地接受和運用。但失控說并非對于所有的盜竊案件都能較好地達到罪責刑相適應的結果。針對本案，就有觀點提出如果采用失控說或者控制說等學說對于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話，二被告人明顯已構成盜竊既遂，且因盜竊數額特別巨大無疑會被判處十年以上徒刑，而事實上本案二被告人根本沒有打開過竊得的保險箱，并未實際取得保險箱內的物品，基于該情況不應判處如此重的刑罰。該觀點另提出，現有的盜竊既遂理論都過于片面，判斷行為人既遂與否應具體考慮行為人的目的，在行為人故意犯罪的前提下，只有既實施完畢了犯罪行為，又達到了行為人預期的目的的行為才是既遂，本案二被告人因無法打開竊得的保險箱而將之遺棄，顯然并未達到其欲取得箱內物品的目的，應認定為犯罪未遂。此外，還有觀點提出，本案二被告人的行為可以認定為對所盜物品價值有重大認識錯誤的情形。本案作案現場為無人看管的簡易辦公室，依照一般的盜竊罪犯對常理的分析，在這種場合放置的保險箱內應該并無價值特別大的物品，結合二被告人盜竊得手后因無法打開保險箱而將之隨意遺棄也可以證明二被告人沒有認識到箱內有巨額現金的存在。因此，從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考慮，應對二被告人在法定刑以下判處相應刑罰。我們不認可上述兩種觀點，認為本案二被告人已經構成盜竊既遂且屬數額特別巨大的情形，二被告人也并不符合對所盜物品價值有重大認識錯誤的情形，具體理由如下： 　　1.司法實踐中失控說相較于其他學說在辦理盜竊案件時更合理：

　　第一，《刑法》第 264 條規定了盜竊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該條規定中的“盜竊目的”與“實現盜竊目的”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盜竊目的”是盜竊犯罪的構成要件，只要存在盜竊目的就符合了盜竊罪構成要件，就能達到既遂，至于最終是否實現了竊得物品的目的，并不影響既遂的成立。第一種觀點認為判斷行為人盜竊既遂與否應考慮行為人的犯罪目的有無實現，這是站在盜竊行為人的立場對犯罪進行評價，我國《刑法》分則是站在盜竊行為人的角度來規定犯罪構成，角度和立場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該觀點沒有考慮到將角度和立場進行區分，容易造成過分注重被告人權利而忽視被害人利益的后果。比如本案，若是被竊保險箱不是因被害人碰巧尋回，而是被他人撿取或者永沉河底，則造成這一后果的直接責任人本案的二被告人僅以未遂來定罪量刑恐怕更加無法體現罪責刑相應的原則。因此，采用失控說來認定二被告人構成盜竊既遂更加合理。

　　2.本案二被告人并不屬于對所盜物品有重大認識錯誤的情形：

　　行為人對所盜物品是否存在重大認識錯誤，應綜合行為人主觀認識、作案場合等方面內容判斷。第一，本案從整個犯罪過程來看，二被告人的主觀故意應屬于概括性的犯罪故意。二被告人直接將保險箱搬離存放地點，在逃離的途中再試圖打開，可見二被告人對保險箱內的財物是抱著“偷到什么算什么”的心態，二人并非有針對性地對箱內某一特定財物進行竊取。因此，無論箱內財物價值多少都不算違背二被告人的本意，對二人的定罪量刑自應根據保險箱內實際的所有財物金額論。第二，實踐中，對所竊物品存在重大認識錯誤的情形一般都發生在行為人臨時見財起意，順手牽羊，來不及判斷所竊物品價值幾何的情況下。本案二被告人經過預謀，有目的地進入水產市場辦公樓，并最終選定本案兩只保險箱作為盜竊對象，二人有足夠的時間判斷箱內可能會存在數額不特定的現金及其他財物并作出是否予以竊取的抉擇。如果二人選擇了繼續行竊，則對于保險箱內的財物，無論價值幾何，都應承擔與之相對應的刑事責任。

　　(二)關于第二個爭議焦點

　　被告人在假釋期間犯新罪，前罪被減刑的刑期是否計入已經執行的刑期。對于該問題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各承辦法官在案件辦理時對該問題是否有加考慮并體現在判決內容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1與18日作出的《關于罪犯因漏罪、新罪數罪并罰時原減刑裁定應如何處理的意見》規定：“罪犯被裁定減刑后，因發現漏罪或者又犯新罪而依法進行數罪并罰時，經減刑裁定減去的刑期不計入已經執行的刑期。”本案被告人馬方玉在假釋考驗期內再犯罪，依照上述規定，其前罪被減刑的刑期即不應計入已經執行的刑期。故該爭議焦點的產生實則因辦案法官對有關規定忽略所致。在相關案件的辦理過程中，應嚴格依照上述《意見》規定計算被告人刑期。

　　助理審判員論文發表期刊推薦《法制與社會發展》雜志創刊于1995年，是由國家教育部主管、吉林大學主辦的法學學術刊物。該刊原為綜合性的法學學術刊物，從2004年起改為理論法學學術刊物。該刊主要刊發以法理學為龍頭的法學理論學科群的研究成果，包括法理學、西方法哲學、法律社會學、法律經濟學、法律文化學、比較法原理、立法學、司法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同時，為了推動法學理論與部門法學的密切結合，該刊也要刊發理論研究深入、思想底蘊深厚的部門法學研究成果。為了鼓勵法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促進法學與其他學科的良性互動和共同發展，該刊還要刊發與法律研究相關的交叉學科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