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魯門政府的政策討論中，宗教因素很快被發掘出來加以運用。杜魯門同決策層眾多官員都認為，只有促成“世界上所有偉大宗教信仰之信奉者之間的積極合作，才能夠構建共同的宗教與道德前沿，進而筑造維護和平的力量”。(15)最初美國對宗教武器的運用還只限于歐洲的反共產主義行動。因為很明顯“同一宗教信仰的人們之間容易打破種族和地域的界限，相互了解并建立友誼”。(16)因此，冷戰開始不久，杜魯門政府就與羅馬天主教教廷建立起頻繁的聯系，在意大利選舉、支持“鐵幕背后”的東正教，促進歐洲統一等問題上合作。(17)然而，冷戰迅速突破了歐洲這一地理界限，如一份美國國務院備忘錄所言，“威脅已經擴展到所有非共產主義宗教和哲學領域，擴展到所有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領地”。(18)相應的，美國利用宗教反擊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戰也隨之向全球擴展論文。
　　宗教之所以成為杜魯門政府反擊共產主義的工具，一方面源于其與西方價值觀念密切相連，可有助于西方“重建民主信仰”，進而抗衡共產主義思想體系；(19)另一方面則源于共產主義的無神論信仰迥然不同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民眾的宗教信仰，從而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可資攻擊的靶子。有學者認為，杜魯門借助“神靈”的力量就是為了將冷戰演繹為摩門教式的二元對立沖突并使其公開化，“其推動了冷戰的肇端與強化，并塑造了冷戰的形制”。(20)1949年底，中央情報局在評估遠東地區的共產主義威脅時率先提出：“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脆弱性源自共產主義與某些地區通行宗教的不相融性，如菲律賓和印度支那的天主教，馬來亞、印尼和巴基斯坦的伊斯蘭教，印度的印度教等。”(21)美國國務院則在一份長篇備忘錄中詳細論述了在“道德與精神層面”擊敗共產主義的策略。根據備忘錄，美國必須在冷戰中使用諸如“神靈”這樣的精神因素是由于，“自由世界是由四部分力量構成的：軍事、政治、經濟和道德”，此前美國專注于宣揚軍事實力、物質財富和經濟力量，很少提及道德和精神層面的力量，已經使自己在對蘇意識形態戰中處于下風，而且也使美國的生活方式及政治體制遭到誤解論文。(22)
　　1951年4月4日，杜魯門以總統指令創建了心理戰略委員會，(23)將國務院、國防部和中情局的心理戰行動置于統一領導之下。心理戰略委員會接受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直接領導，負責所有公開和隱蔽的心理戰活動。它的成立標志著美國政府決心在同共產主義的斗爭中更有效地使用“心智”(heartandmind)這一潛在力量。心理戰略委員會成立之前，中情局和國務院等機構已經零星開展了用宗教反擊共產主義的行動。如國務院對外信息與教育項目(USIEprogram)在中東伊斯蘭教國家進行宗教宣傳活動，試圖借助當地宗教領袖引導民眾，利用宗教宣傳材料向民眾灌輸“與西方親善、與共產主義敵對”的思想。(24)對于形勢更為復雜的亞洲地區，美國國務院也有關注。1951年美國駐緬甸大使大衛•基(DavidKey)與國務院有數封電報往來，專門就緬甸問題進行討論。緬甸是冷戰特殊形勢下一類國家的典型代表，身處東西方夾縫之中，為求自保被迫奉行“中立政策”，既與共產黨國家保持距離，又拒絕接受英美的軍事援助，甚至拒絕接受諸如科倫坡計劃這樣的經濟援助。(25)大衛•基通過多年任職緬甸的經驗敏感觀察到，緬甸85%人口是虔誠的佛教徒，因此，對緬甸佛教事業進行援助不僅會贏得緬甸人的好感，取得“多于軍事或經濟援助幾倍以上的成效”；而且可以借機滲透西方思想，使之成為“反擊共產主義最為有效的方式”。(26)美國國務院立刻批準了“通過緬甸的佛教計劃來加強反共活動”的建議，并撥出款項予以支持。(27)這一時期，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的活動非常頻繁，并開始嘗試利用當地佛教徒顛覆西藏的種種努力論文。(28)
　　心理戰略委員會創建不久，主任戈登•格雷(GordonGray)即指示對“心理戰努力是否需要加入宗教因素”進行研究。(29)鑒于宗教作為冷戰工具的敏感性和困難度，心理戰略委員會內部進行了較長時間的探討才最終達成一致意見。1952年3月，心理戰略委員會確立“利用宗教及其他精神力量”的心理戰項目，(30)并決定制定一個全球心理戰略計劃，明確“利用道德和社會力量的政策目標及廣義上的行動步驟”。(31)自此，宗教對于美國推行冷戰戰略的作用得到了美國政府的完全認同。正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NSC129號文件的附件中確認的：“在那些宗教對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有重要影響的地區，共產主義無神論原則與宗教的根本敵對會成為促進西方目標實現的一筆重要財富”。(32)然而，由于杜魯門任期將滿，心理戰略委員會并未能在這一政策領域展開大規模的行動，有限的宗教心理戰活動也仍然主要在歐洲地區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