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GDP 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和發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單純追求 GDP 的增長速度，將容易產生資源破壞、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政府作為生態環境和經濟建設的責任主體，考慮到環境容量和資源的可續性，需要一套以生態與社會經濟和諧發展為主線的統計評價和政府業績考核的指標體系，即綠色GDP的地方政府績效評估體系。

　　【關鍵詞】行政論文范文,經濟文明,GDP,綠色GDP,地方政府,績效評估

　　所謂文明，是指人類改造世界的物質成果和精神成果的總和，是社會進步和人類開化的進步狀態的標志。而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環節，經濟文明是社會文明的基本形態;要建設社會主義文明社會，就必須積極推進經濟文明建設。政府作為生態環境和經濟建設的責任主體，需要完善地方政府綠色GDP績效評估體系，明確的政府經濟責任和生態責任機制是構建政府績效評估的重要保障，是促進其有效行使經濟建設職能和生態保護職能的重要動力。

　　一、經濟GDP與綠色GDP

　　經濟發展是一切社會事業發展的基礎，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必要條件。經濟是一切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石，政府績效評價制度也是如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也應該重視資源環境等因素，對傳統以GDP為國民經濟核算的績效考核標準進行修正并構建適合可持續發展需要的綠色 GDP 績效考核體系。

　　(一)經濟 GDP是地方政府績效評估的基礎

　　政府績效，一般是指政府在社會經濟管理活動中的結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效率、效能。在政府管理的工作實踐中，確定合理的績效考評指標體系是所有政府績效考評工作能否順利開展的關鍵。各級地方政府應根據上級政府制定的績效考核重點和內容來安排當地的具體工作內容。其中，經濟績效是政府績效的核心，在整個績效體系中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GDP 是權衡一個國家或地域生長水平的重要標志，GDP 的增長只是反應了人類為社會創造的財富，通常被人們視為經濟活動的“正面效應”。然而，在 GDP 增長的同時也會孕育發生“負面效應”。政府績效評價體系的構建，既要充分體現科學性、全面性、系統性、可操作性的原則，又要符合國情和具體地方實情，不能只考慮經濟GDP的增長而忽視政治、文化、社會和環境等方面的績效。通過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評價體系，以達到不斷地提高政府績效和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的目的。

　　(二)綠色 GDP是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力

　　所謂綠色 GDP，是指綠色國內生產總值，是從傳統 GDP中扣除經濟增長所引起的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損失的代價而得出的凈產值。因此，綠色 GDP不僅能反映我國的經濟增長水平，還能體現自然保護與經濟增長之間和諧發展的程度。其中綠色 GDP占 GDP的比重越高，表明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越高。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動力，但由于經濟GDP增長的“負面效應”，不能因為經濟發展而忽視社會的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不能以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浪費為代價來換取經濟的發展，我們不僅僅只看經濟指標，還要看社會人文指標和環境指標，形成綠色 GDP概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建設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社會，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行政生態學理論認為，要想了解一個國家的政府行政系統，不能局限于政府行政系統本身。政府可以履行自己的職能來優化政府組織結構，通過改革政府政績考核制度，把綠色GDP納入政府政績考核的指標體系，引導各級政府及主要領導人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政績觀，推動可持續發展。

　　二、地方政府績效評估的方向問題

　　(一)傳統地方政府績效評估的問題

　　政府長期以經濟利益為中心的工作方針，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經濟增長的追求。而各類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很少能擺脫經濟利益中心的工作方向，圍繞政府的中心建立政府工作的內涵本質。例如政府片面的強調經濟，一味追求經濟利益，將工作的重點放在招商引資上，就很可能忽略資源的可承載力和生態環境的可承受力，甚至忽略了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基本經濟目標。通常上級政府在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和影響下，把國內生產總值作為政績考核的硬指標，在干部績效考核中占相當大的比例;生態環境建設的重點指標往往成為可有可無的“軟目標”，這個比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有的政府官員為了搞“政績工程”大舉借債，有的為了經濟增長速度加快而犧牲環境。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切實改進政績考核，從制度層面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把不簡單以GDP論英雄的導向真正樹立起來，引導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把主要精力放到轉變方式、調整結構、促進改革、惠及民生上來�？偨Y起來，各地各部門政績考核評價制度的一個普遍問題，就是過分偏重經濟指標的考核，考核評價指標體系片面、單一，沒有很好地解決政績評價“唯GDP”的傾向。

　　(二)綠色GDP：地方政府績效評估的新取向

　　完善我國經濟責任評價體系需要建立與環境有關的績效評價體系，因此環境保護責任也應當作為我國黨政機關領導干部績效評估和經濟責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地區一把手的經濟責任，必定包括環境責任，即一把手對環境法規的遵守、經濟活動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以及環境管理活動的效率等，這樣才能全面反映一把手政治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只有通過建立“綠色GDP”的績效評價體系，系統考察一把手任職期間環境保護責任履行情況，才能促進國家有關環保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全面有效執行，促進各級環保部門的執法水平的提高，促進全社會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確保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的重大戰略思想后，其明確要求建立健全與之相適應的干部考核評價機制，推動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樹立正確政績觀，自覺實現科學發展。為此，有必要根據中央的新要求和新形勢新任務的需要作進一步改進完善。

　　三、在地方政府績效評估中完善綠色 GDP 核算的路徑選擇

　　(一)考核評估不能簡單以GDP論英雄，完善考核評價指標 　　GDP 與生態文明建設并不是完全對立的矛盾，我們所看到的矛盾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國情有關。隨著我國國家經濟的發展和中國傳統低人工成本比較優勢的逐步喪失，我國可以適當放緩GDP增長的速度，推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共同發展。因此在考核制度方面和科學政績觀的形成方面給予制度上的保障是必要的，這樣可以減少地方政府在生態經濟文明建設中的后顧之憂。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結合每個地區的具體實際，科學地把握各項考核指標的權重比例分配，充分考慮經濟建設中的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和技術四個要素，擴大GDP中與生態、政治文明不沖突或是對生態、政治起促進作用的部分，減少GDP中與政治、生態文明相悖的成分，以進一步優化GDP的結構，構建全面合理的生態文明建設考核體系。在地方政府績效考核制度中，把綠色GDP作為干部績效的重要內容，完善考核評價指標，從而讓生態文明成為同GDP一樣的硬指標。

　　(二)建立“動態跟蹤”考核制度

　　地方政府官員每屆任期為五年，而生態文明中的經濟建設卻不都是在五年內就能有成果，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中總是很難作選擇。傳統政府組織總是謀取預算最大化，部門和官員關注如何爭取更多的錢，不管錢花在哪里，有沒有效果。因為缺乏成本意識，傳統政府不肯花時間在組織長遠目標與戰略的制定和實施上。政府為長遠著想，應該以生態效益優先考慮。所以在這一考核過程中，不僅考核評價在任期內取得的“顯績”，還要在考評結果中體現在官員調任若干年之后可能才顯現的“潛績”。這個考核過程是一個具有延續性的“追蹤”過程，堅持官員考核評價的連續性，在短期“年度考核”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對官員長期的“任期考核”，在“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向前追溯、向后追溯的“動態跟蹤”，盡量避免短期執政行為的發生。應完善地方政府前后屆之間的工作交接程序，使得前一任政府的生態經濟建設工作在下任政府的工作中得到較好的延續，盡量做到每一項生態保護和經濟建設工作都能有始有終，確定能將政府管理的短期績效和長遠績效結合起來。

　　(三)建立差異化的、分類型的政績評估體系

　　由于各地區的發展狀況不同，發展階段不同，考核不能搞“一刀切”。假如按照全國統一的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對各個省、市、自治區進行考核，即使納入了環境保護等生態文明建設的指標，由于設定一樣的環保指標比重，重點開發區即使環境保護績效一般也要比限制開發區即使生態建設績效顯著占優勢。如東部地區比中西部的發展程度要高，就不能以東部地區的考核要求去考核中西部。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建立差異化的、分類型的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立足長遠，以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為目的去設置考核指標。如果按照同一的考核標準，而那些把心思全部放在生態保護上的地區政府的考核會無法通過。只有創新分類考核，結合區情民情因地制宜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思路，走出一條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的發展道路。

　　(四)強化地方政府的法律責任，制定相應的法律和法規

　　地方政府及其領導人是落實綠色GDP法律責任的重要主體。法律是人們行為的準繩和依據，而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來確定政府績效評估，能夠使評估主體有法律保障，而且能使績效評估成為對政府的法定要求，并貫穿于各級政府行政管理的過程當中。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重要內容。只有實現政府績效評估的制度化、法制化，才能保證我國的政府績效評估工作少做無用功，實現其規范化、制度化和經�；�的目��。應當建立促進地方政府對經濟和環境發展情況負責的科學考評和獎懲機制，強化對地方政府履行法定職責的考核。

　　(五)風險評估

　　在全球經濟得到高速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各類突發性事故的發生，對人體健康與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消除危害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風險評估不健全導致了政府管理過程中一系列的近期效應和不良后果，特別是對決策失誤問責的缺乏，導致決策輕率、事故頻頻發生。盲目追求GDP的增長、盲目投資、浪費嚴重、忽視和犧牲社會發展及公共利益、公共環境和公共安全等方面，導致更大的責任事故發生。在發生重大安全事故時，行政首長總是“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因此，人們愈來愈重視從源頭上防范環境風險，評價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和突發性問題，關注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和發生后的影響，進而將風險評估納入政府官員的績效考核是很有必要的。

　　(六)擴大公眾參與

　　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特點是“自上而下”命令式的，地方政府服從中央指示，各地政府官員的考核制度很多都是組織部門的一種考核，它們的考核標準和結果都不公開，這種考核體制不是最佳的促進政府工作效率和做好實際工作的方式。由于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資源條件與生態環境的情況差異，當地人民群眾更了解、關心當地的發展與環境情況，新的“自下而上”的考核方式才能更準確有效地體現出地方政府的績效。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提出，“當前公眾環境意識已顯著提高，公眾主動參與和監督的愿望十分迫切，只要引導得當，就會成為推動環保工作的重要力量”。因此要加強公民參與績效評估的制度化、程序化建設，完善信息公開制度，滿足公民的知情權，建立公開聽證、民意調查、群眾評議等形式，搭建公民參與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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