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21世紀是文化的世紀，文化軟實力是構成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實力和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滲透到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實體要素中體現隱性的間接文化吸引力、道德感召力和國家發展認同力，從這個意義上，文化軟實力又具有硬實力的體現。廣西文化作為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民族文化、紅色文化、生態文化、開放文化、海洋文化等多方面的文化元素，歷史悠久、豐富多彩、特色鮮明的多樣性文化資源是廣西文化軟實力的源泉和原動力。本文選自《中國文學研究》。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研究》創刊于1985年，距今已有二十多年歷史。它由湖南師范大學主辦，是全國中文核心期刊，2006年入選CSSCI來源期刊，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在國內外影響較大。本刊是研究中國文學方面的學術刊物，主要由學術爭鳴、文藝理論天地、古代文學研究、現當代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研究生論壇、新書評介七大版塊的內容構成，適合專業研究人士和一般文學愛好者閱讀。

　　關鍵詞：廣西文化,文化通道,新發展,中國文學研究

　　一、文化大一統下的廣西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制主義君主集權的秦王朝。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攻占嶺南，在嶺南設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廣東西部及廣西大部屬桂林郡，嶺南地區從此有了行政區域的建制。此時，中原地區早已進入了封建制社會，而廣西少數民族地區在秦漢時代才形成奴隸制。秦的統一，形成了政治上“大一統”的格局。在文化上，為了統一思想而形成共同的價值觀，秦始皇統一文字，整肅風俗，推動了具有共同民族意識和心理狀態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以華夏民族（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從此誕生。這與中國文化“大一統”的模式有著密切的關聯，“大一統”的觀念在秦朝以后就深入了每個中國人的靈魂深處。“大一統”所承認的文化多樣性、民族多樣性與政治上的統一性并行不悖，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提供了一個比較寬松的社會環境。文化上的差別在思想領域主要通過和平“教化”來實現“大一統”，上升到意識形態領域和政治領域對現實的政治體制和思想體制的認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承認文化多樣性是維持政治統治的一個前提，其基本原則是尊重而不干涉文化多樣性，因俗而治。春秋戰國時期，華、夷雜處，風俗各異。漢民族正是由許多外來大、小族群的“多元”逐漸變成漢民族的“多元一體”。

　　從漢朝到清朝，由于繼承了文化多樣性的傳統，中央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都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文化的差異性，順俗施化，求得大傳統層面上的同一文化認同。在歷史長河中，各種少數民族文化與華夏文化互相學習、互相滲透，造成了多民族文化自然同化融合的文化大整合，促進了中國多民族的團結統一，共同建構了中華民族的共同體。傳統中華文化的強大輻射力使其從中心到邊緣都處于多民族經濟、文化呈現出水乳交融的局面，這樣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之后稱為中華民族。文化“大一統”使得中國在中原文化與外來文化（主要是少數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表現出兩個主要特點：第一，中原文化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是以對外和平友好為主流的，盡管歷史上也存在著通過戰爭方式的文化交流，其主導模式仍然是“華夷一家”的和平友好交流。第二，中原文化基本上能夠海納百川、主動接受外來文化并努力使之本土化，進而豐富中國文化的多元一體。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對于占居優勢地位的漢族文化而言，少數民族文化屬于邊緣文化。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看，廣西處在中國文化的邊緣，歷史上屬于嶺南百越文化的一部分。千百年來，民族雜居的廣西處在一種以中原文化為主導的儒、佛、道、巫，乃至天主教、基督教等多種文化聚合交融的狀態，形成了既開放又封閉的多種邊緣文化交匯融合的文化復合體。費孝通先生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中，民族走廊理論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嶺南民族走廊就是三大民族走廊之一，各族人民在嶺南交錯雜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格局。自古以來，中原和嶺南不斷通過戰爭、移民、通婚、通商、墾荒、戍邊等方式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先秦時期，嶺南的兩廣地區先民便與中原商、周王朝有了直接的或間接的經濟文化往來。“甌駱”、“越族”早在商周之際就向商朝進貢珠璣（珍珠）、玳瑁等物。《尚書》《詩經》《逸周書》等文獻中記載的“南夷”、“南甌”、“蒼梧”、“南海”、“南國”等都在嶺南。廣西武鳴縣馬頭鄉元龍坡出土的西周銅盤、勉嶺出土的商晚期銅卣及銅戈與西安西周墓出土的銅盤、銅卣相似，這說明商周的青銅文化也影響到了當時的廣西地區。戰國時期百越是嶺南各族的總稱，這一時期，嶺南甌駱族與中原地區的關系在前期的基礎上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與吳、楚等國聯系密切。廣西雖然遠古時代就有人類繁衍生息，但土著居民為數不多，增殖甚緩，從秦漢到清初的一千多年時間里，人口也長期徘徊在一、二百萬左右。幾千年來，廣西文化的發展經歷了多次民族大融合，伴隨著人口遷徙和社會發展，社會結構在變革發展中不斷分化重構。中原文化與廣西本地文化的融合發展，人口遷徙對廣西的經濟和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二、中原人民移居廣西形成的文化通道

　　秦始皇為了戍邊和開發嶺南，從中原遷徙50萬人到嶺南地區，隨后又遣一萬五千婦女作為戍邊軍人的婚配，與越人雜居共處。人口遷徙對社會發展的效果是很明顯的，中原人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促進了當地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秦朝滅亡后，南越國建立，推行“和輯百越”的政策，促進了漢族和南越國各個民族之間的相互融合。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平定南越國后，在嶺南置9郡。今之廣西主要分屬郁林、蒼梧、合浦3郡。漢代至隋代，廣西地區所設的郡縣與中原郡縣不同，在政治上“以其故俗治”，經濟上“毋賦稅”。秦漢以后相當長時期內，中央政府因人力、交通等問題，只能控制重要據點和交通沿線地區。最先的中原移民主要集中在各地的郡治、縣治、重要關卡及其附近地區。郡治、縣治周圍及距離交通線較遠的區域，則無法行使管轄權，仍然是土著民族的天下。由于秦始皇在桂東北開鑿靈渠，溝通了長江水系與嶺南珠江流域的聯系。唐代以前,中原漢人進入嶺南主要是靠靈渠這條通道。這就形成了溝通中原與嶺南的湘桂走廊。湘桂走廊南北縱貫，桂江自北而南，直達梧州，水陸交通便利，是中原地區進入廣西的重要門戶。秦漢時，西江經湘桂走廊北通中原，沿江向東可抵番禺（廣州）,向西可達桂西，往南通合浦，合浦港在當時就發展成為中國南方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和中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是一座內聯中原，外通西亞、商貿興旺、人口稠密、繁榮昌盛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雖然中原對嶺南地區的移民，早在秦統一之后即已開始，但遷入廣西的北方人口數量并不很多。唐宋以后，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逐步南移。歷史上桂東北地區與湖南相鄰，湘桂走廊縱貫全境，人口遷徙活動十分頻繁。元朝統一以后，許多中原漢族人民遷徙到嶺南地區，尤其是瑤族苗族等少數民族遷徙到廣西在明清時期形成高潮。

　　桂東北地區成了廣西開發最早，又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之一。客家人是中原漢族人，客家先民在五代以前主要是移民閩粵，元末明中，遷入廣西的客家來自江西、福建、廣東、湖南、安徽各地，經水陸兩路分流，居住在桂東和桂南地區，并逐步深入到桂北和桂西南山區。清代以來，來自廣東、湖南、福建和江西的客家人大量移民廣西，其入桂路線主要有3條：沿湘江、過靈渠，湘贛客家人散居在桂北地區和桂西北、桂中的一些州縣；溯西江而上的粵閩客家人，散居于桂東北、桂東南地區，以及桂中和桂西南的部分州縣；另外，沿融江而下經柳江流域的客家人，散居在桂西北和桂中的部分地區。就整個廣西來說，壯族是廣西歷史悠久的土著民族，清朝初年以前，壯族人口在廣西總人口中仍占絕大多數，廣西基本可以說是壯族地區。秦漢以來，中原封建王朝在壯族地區實行羈縻政策，形成了羈縻州縣與一般州縣并存的局面。羈縻州行政長官均由原部落酋長充任，在政治、軍事、法律上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享有相當的自治權。宋元時期，由羈縻制度發展而來的土司制度也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漫長歷史。在羈縻制度與土司制度下，中原王朝尊重了壯族特殊文化而采用特殊治理政策，但其局限性也很明顯，各土司互不統屬呈分散割據狀態，限制了壯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漢族移民對壯族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先進的中原漢文化影響的早晚和深淺不同，廣西東部地區由于交通便利，與中原文化聯系密切等原因，生產力發展較快，封建化的進程也較快。而西部地區遠離中原，交通不便，與中原的聯系較困難，社會生產力發展及封建化進程較慢，造成了廣西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狀態。唐朝和五代，桂東地區已經逐步封建化，而桂西山區當時仍屬奴隸制社會。明清時期就逐步實行的改土歸流在桂西直至1928年才完全結束。人口遷移一般指的是人口在兩個地區之間的空間移動，這種移動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遷出地到遷入地的永久性或長期性的改變。嶺南土著文化與中原文化融合固然與中原的政治、經濟、軍事優勢有關，也由于中原移民發揮了無法替代的作用。移民往往是文化傳播的主體，移民的遷徙必然伴隨著文化傳播與交流。一個地區人口結構的變化，不僅改變該地區的物質結構，也把一種文化從遷出地帶進遷入地，造成文化的空間流動。人口遷徙依賴一定的地理通道，這種通道既便于人員往來，又不可避免地在受到地理形勢上的影響和限制。地理通道是不同民族群體往來的良好途徑，經由一定的地理通道，不同文化擴散、碰撞、傳播、交流得以實現。文化融合是在異質文化相互接觸的基礎上才能進行，在這種情況下，文化碰撞、交流過程就具有了地理特征，進而影響人文地理的格局。地理通道就這樣成為文化融合的載體。

　　嶺南是一個自成一體的地理單元，中原和嶺南相距數千里，又有南嶺山脈阻隔。靈渠的開通，湘桂走廊、桂中西江以及其他沿江通道無疑是人口遷移的地理通道，也成為中原與嶺南文化交流的通道。廣西東西部的發展的不平衡狀態，究其原因，可能與到達桂西的中原移民較少有關，廣西西部一向是非漢民族的壯、苗、瑤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其所受中原的影響就比較小。中原移民主要有漢民遷徙、漢軍戍邊、漢官治邊，有因災荒而南遷者，還有歷代官宦、貶謫、經商、游學而定居者。中原文化隨著移民向周邊民族地區擴散，促進當地人們形成更文明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嶺南地區因此改善了原來落后的政治、經濟面貌。郡縣制的設立，為多民族的融合提供了政治上的條件，加速了嶺南社會封建化的進程。從漢代到唐代，采集漁獵業在嶺南少數民族經濟生活中仍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還盛行的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移民帶來了中原先進的政治制度和生產技術，促進廣西粗放型農業生產方式向精耕細作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移民不僅推動了生產力和經濟文化的發展，還促進了民族融合。嶺南本是西甌、駱越族人的聚居地。秦統一嶺南后，大批中原漢族移居嶺南，與古土著越人交錯雜居，開始了第一次越漢民族融合的過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越人及其后代烏滸人、駱越人、俚人、僚人等土著民族與漢族又一次大融合。宋元時期，苗瑤等少數民族大量遷入廣西，漢族與廣西少數民族的再一次融合是明末清初，漢族大量地從東、北、西北三個方向進入廣西。文化融合最重要的前提條件是廣西本土各族人民對先進中原文化的向心力，這種向心力就是對中原文化的認同與歸屬的心態。在中國歷史上，依托優越的政治、經濟、軍事條件的中原文化得以向四方傳播，是由于傳統中國文化通過倫理教化整合民族差異，一定程度上反對民族歧視，提倡互相學習、互相包容、和諧相處、講信修睦的非暴力主義，也由于中原文化周邊的少數民族異質文化的文明程度相對較低，各少數民族都比較容易接受、吸收并認同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原文化，甚至放棄了自己的文化，造成了許多少數民族的漢化，沒有少數民族漢化就沒有漢族在中華民族中的主導地位。因為自然人文地理條件的影響，文化地域差異不可避免引起文化沖突碰撞。漢族文化傳播也不是簡單地復制中原文化，隨著地理環境、物質條件和人口的民族基礎的變化而作出相應調整，漢族融合少數民族過程中也會充分吸取各族文化精華。先進文化不僅要保持原有的文化優勢，還必須吸收當地文化中的先進或有利因素。這說明由于各民族交錯雜居，文化的雙向相互影響和交融混合的現象相當普遍。

　　三、廣西文化融合的新發展

　　中原漢族文化對壯族文化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廣西壯族地區大約在東漢初年即辦有以漢語文教育為主的私學，唐宋以后，很多地區設有孔廟和書院，繼之設有府學、州學、縣學和私塾。唐朝年間，廣西上林縣壯族首領韋敬辦篡的《澄州無虞縣六合堅固大宅頌》及《智城洞碑》碑文就是壯族地區習漢文寫漢字，接受中原先進文化傳播的結果。中原傳來的佛教、道教經過改造，亦為壯族所接受而深入民間。漢族以其先進的經濟文化影響廣西的壯族，壯族社會生活和壯族文化融入了漢族等多民族的文化因素。對異族文化接納吸收和發展創新，表現了壯族對外來文化采取開放的態度和寬容的文化心理。由于廣西東部和北部的壯族縮小了與漢族的差別，大量壯族同化于漢族，成為漢族的一部分，形成該地區漢族占多數的局面。在不同文化的對話交流中，文化借取不會是單向的，不僅弱勢文化會向強勢文化借取，強勢文化也同樣會向弱勢文化借取。壯漢文化交流呈雙向性，而不是單向性，呈現壯漢文化互相滲透和并存的局面。作為先進文化的漢族文化對少數民族具有巨大的輻射力，但壯族語言依然存在和發展，壯族借助漢字的形、音、義和六書構字法，創造了表達壯語音義的方塊古壯字。壯族巫文化仍繼續盛行，獨特的民風民俗代代相傳。在雙向性的文化交流與傳播過程中，雙方都在不斷地改變著自身。秦漢以來，百越文化同樣對遷徙嶺南的漢族及其文化發展起著重要的深遠影響。粵語作為漢語方言，被一些人認為是在越人語言的基礎上產生并不斷靠擾漢語而形成的。盡管此論目前仍存在爭議，但粵語與壯語有著難以割離的淵源關系，粵語是由多種語言混合而成卻是不爭的事實。壯族歌圩萌芽于氏族社會時期，形成于唐代，在宋代得到發展，興盛于明清時期。移居嶺南的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民族都接受了歌圩文化，他們既唱本民族的民歌，又唱漢語山歌，共同創造了華南劉三姐文化圈。廣西多元文化共生共榮的歷史經驗表明，以人類文化發展、文明進化為目標的各民族文化融合和匯聚每進行一次，廣西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了一次加強，它所產生的對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也就進一步增強。多樣性文化及其相互間的補充與調節，促進了人類文化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民族識別并實施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政治上認同了各民族的法律地位，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確立并將繼續加強。雙向互動的文化平等交流隨著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并在社會轉型中重建，中華民族的文化“大一統”走向了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民族文化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組成，在歷史長河中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一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一體文化。由于漢族的人口與文化的優勢客觀上形成了中華民族漢族與少數民族的二元結構，中華民族體系內部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差異以及少數民族之間差異的存在，正是中華民族文化多樣性的源泉。“多元一體”的文化既尊重民族文化的差異，也強調中華民族共同價值觀的認同，是一個差異性與共同性合為一體的文化結構。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多元”，共同構成中華民族的“一體”。“多元”的差異性，表現出族群的和文化的多樣性；而中華民族的“一體”主要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認同。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思考和尋求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新途徑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文化融合就其核心內容而言，就是通過不同文化的交流與對話，發現自身文化的邊界和局限，又對自身文化重新解釋而形成共同的視野。這是一個各民族文化互相學習、互相借鑒的雙向運動過程。這種文化雙向交流是以文化自覺與自信為基礎。所謂文化自覺，就是深刻認識自身文化的歷史傳統，發展創造新文化，使之傳播于世界，取得參與全球文化選擇與創建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覺就是要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包容自信的姿態、多元開放的心胸和綜合創新的觀念，兼收并蓄，融匯世界優秀文化成果。21世紀是文化的世紀，文化軟實力是構成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實力和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滲透到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實體要素中體現隱性的間接文化吸引力、道德感召力和國家發展認同力，從這個意義上，文化軟實力又具有硬實力的體現。廣西文化作為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民族文化、紅色文化、生態文化、開放文化、海洋文化等多方面的文化元素，歷史悠久、豐富多彩、特色鮮明的多樣性文化資源是廣西文化軟實力的源泉和原動力。中原文化對廣西文化的影響的課題研究就是要總結廣西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的歷史經驗，尋找廣西不同質態的文化融合載體，以便建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突出特點，發揮優勢，弘揚“團結和諧、愛國奉獻、開放包容、創新爭先”的“廣西精神”，努力建設具有時代特征、壯鄉風格、和諧兼容的民族文化強區。近年來，廣西充分運用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東盟文化產業論壇、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欽州三娘灣國際海豚節、北海國際南珠文化藝術節等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文化建設實現了歷史性跨越，提升了廣西促進國際文化溝通與交融的水平，為建設民族文化強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中國綜合國力蓬勃發展的今天，中國文化“走出去”是大勢所趨。廣西文化從來就有多樣文化共存互補的傳統，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吸收國內外優秀文化成果，建設民族團結進步模范區，發展廣西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增強廣西文化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底蘊深厚、豐富多彩的廣西民族文化將綻放出更加絢麗奪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