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化與服務業存在密切關系，通過構建兩者的耦合協調度模型，對2001-2009年中國各地區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的協調程度進行比較分析，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各地區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都在不斷提高，但地區差異較大，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擴大;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從協調度來看，各地區耦合協調度不斷提高，優質協調的省份和嚴重失調的省份都較少，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的省份較多;從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分布來看，東部地區耦合協調度明顯優于中西部地區。

　　關鍵詞：城市化,服務業,協調度,高級經濟師評審論文

　　隨著中國近年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對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研究也較多。對服務業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和增長潛力進行了分析，發現城市化水平是影響城市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重要因素。分析認為城市化是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前提，它與服務業發展存在較為密切的關系，城市化的推進能夠促進服務業的發展。高級經濟師評審論文《物流技術》是1981年創刊，是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并備案的中國第一本專業物流刊物，目前由中國物流生產力促進中心主管，中國物資流通技術經濟委員會、中國物資流通技術開發協會、物流技術研究所主辦。國際刊號：ISSN：1005-152X，國內刊號：CN：42-1307/TB。

　　一、引言

　　配第—克拉克定律表明，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相應提高，會促使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等非農業部門轉移。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又會出現勞動力向第三產業轉移的現象。最后的結果是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比重不斷減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比重不斷增加。第二、三產業對空間集聚和規模經濟的要求，使人口、資源等集中為特征的城市化過程就成為了促進產業結構演進、第三產業發展的題中之義。20世紀以來，服務業發展與城市化的關系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他們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進行了大量研究。在國外研究中，最早進行了城市化與服務業關系研究，并明確了城市化是服務業發展的原因。以美國大中小城市的服務業為例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城市化過程所形成的區域市場是服務業發展的基礎，城市化的發展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和擴張。以印度為例，實證研究了城市在其國民經濟快速發展中的作用。結果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印度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城市是商品流通的中心，發揮著巨大的網絡效應，是服務業發展的重要載體。研究認為，伴隨著農業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制造業和服務業將獲得較快發展，而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又會進一步吸引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從而促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對中國城市化和經濟增長的研究表明，城市化通過服務業部門的擴張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農業部門自給自足決定了其對服務業的需求有限，而城市生活的市場傾向引致居民對于運輸、零售等服務業的需求更大，城市化能夠帶來服務業的產出和就業的增加。

　　從國內研究來看，通過建立多變量的計量模型，實證分析了城市化引致生產要素向城市集聚，城市數量增加和規模的提升、非農人口比重的提高極大地刺激了服務業的需求，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就業結構的轉變最終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通過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VAR)，運用動態計量方法對湖南省城市化與第三產業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第三產業產值比重長期內對城市化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但城市化對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影響卻比較小，城市化是第三產業就業比重提高的原因，反之則不成立。運用Johansen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脈沖響應函數等計量方法，采用中國1952—2007年時間序列數據，實證檢驗了經濟增長、城市化與服務業之間的相互關系。實證結果表明，服務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相互促進，經濟增長帶動城市化水平提高，但城市化水平對經濟增長作用不明顯，并進一步分析了在長期過程中經濟增長對城市化水平、服務業發展的沖擊響應。構造了城市化與第三產業發展的計量模型，考察了城市化對第三產業及其內部各行業就業比重的影響，研究結論表明，城市化對第三產業發展影響較顯著，但對第三產業內部各行業發展的影響還取決于城市化的發展階段、服務業的類型等因素。

　　縱觀已有，關于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兩者相關關系的探討，而對于兩者協調與否的研究卻比較缺乏，基于此，本文試圖探討城市化與服務業相互協調發展的作用機理，并通過實證研究評價中國不同地區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的協調性。

　　二、城市化與服務業協調發展的作用機理

　　城市化與服務業存在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兩者相互推動。

　　(一)城市化進程促進服務業發展

　　城市化進程對服務業發展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聚集所帶來的需求效應。城市化的過程就是人口集聚和產業集聚的過程，伴隨著人口在城市的集聚，必然會對諸如商貿、餐飲、教育培訓、房地產、文化體育、衛生保健等生活服務業產生巨大的需求;而產業的聚集，則又會對通訊、交通運輸、倉儲郵政、金融、保險、財會、法律、技術咨詢等生產性服務業產生大量需求，從而促進服務業的發展。

　　(二)服務業發展推動城市化進程

　　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集聚需求效應能夠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反過來，服務業的發展也會增強城市的吸納能力，有利于加速城市化進程。首先，服務業的就業效應推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服務業對就業的吸納能力在三次產業中是最強的，同量的資金投入到第三產業所創造的就業崗位是第二產業的3倍~4倍，因此，服務業的發展增強了城市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促進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其次，服務業在城市的集聚會通過提升服務產業競爭力來促進城市經濟發展。服務業在城市集聚使得服務業能夠獲得專業化帶來的規模經濟及低成本競爭優勢，從而促進服務業自身和工業的發展，為城市化的發展提供動力。

　　三、中國城市化與服務業協調度的測量

　　(一)協調度測量模型

　　耦合是物理學中的概念，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之間相互影響協同的現象。其原理為：設變量ki(i=1，2，…，n)為耦合系統中第i個子系統的綜合序參量，xij(j=1，2，…，n)是第i個序參量的第j個指標值，分別為系統臨界點序參量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則系統有序的功效系數kij可表示為：

　　kij取值在[0，1]之間，各子系統對總系統的貢獻可表示為：

　　借鑒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數模型，得到“城市化—服務業”兩個系統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即：

　　耦合協調度模型雖然簡單，卻綜合了城市化與服務業的協調狀況以及兩者所處的發展水平，有效地避免了城市化水平低、服務業發展水平低，但兩者協調的異常情況，因而具有簡便但不粗糙、簡單卻又概括綜合系統整體信息的特點。

　　(二)指標選取

　　對于城市化水平的測量，目前主要有三種方法，分別為城鎮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非農業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建成區面積占土地面積的比重。由于農村中也存在大量從事非農業的人員，如批發、零售等，因此，非農業從業人員比重可能高估城市化水平。同時，城市土地往往包括農田、林區等，實際統計中難以從城市實際占有的土地中分割出來，而且對該指標的統計，以往數據不具有連續性，難以進行不同年份的比較，不予采用。雖然中國戶籍制度把擁有農村戶口的居民全部視為農業人口進行統計，導致城鎮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這一指標可能低估城市化水平，但考慮到國家統計局對城鎮人口比重有專門的統計，而且該指標也是國際通用的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標，因此，本文選擇城鎮人口比重作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標。

　　對于服務業發展水平的衡量，以往文獻多采用人均第三產業產值或者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等指標來衡量。由于單純采用人均第三產業產值指標衡量服務業發展水平，可能會高估服務業的發展，出現服務業“虛高”的現象，而如果單純采用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衡量，則又可能出現服務業發展水平低，但占GDP比重高的情況，導致測算結果失真，因此，本文綜合以上絕對值指標和相對值指標的特點，以人均第三產業產值和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兩個指標來衡量，分別取0.5的比重，加總后的得分即為該地區服務業發展水平。

　　(三)協調度的計算

　　首先，將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排除原始數據不同量綱的影響，公式為：

　　為標準化的數據，xij表示原始數據，max xij、min xij分別表示數據最大最小值，i表示地區，j表示各個指標。

　　將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根據耦合協調度計算公式，計算各地區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結果見表1。

　　(四)測算結果分析

　　1. 城市化水平時空變異特征。從城市化水平的橫向比較來看，2009年排名在前十位的地區依次為：上海、北京、天津、廣東、遼寧、浙江、江蘇、黑龍江、內蒙古、吉林。排名在后十位的分別是：安徽、青海、新疆、廣西、四川、河南、云南、甘肅、貴州和西藏。從各省份所屬地區來看，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大都是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相對較低。

　　從城市化水平的縱向比較來看，中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2001—2009年全國平均值從31.38%提高到49.11%，上升了17.73個百分點。城市化水平提高最快的五個省份依次為廣東、浙江、重慶、福建、山東，分別提高了40.71、34.75、29.73、29.57、26.13個百分點。最慢的五個省份是：黑龍江、西藏、青海、吉林、新疆，分別提高了4.42、5.93、6.14、6.85、8.52個百分點。從東、中、西部地區來看，2001—2009年，東部地區平均值由39.69%上升為63.15%，提高了23.46個百分點;中部地區由31.94%上升為46.95%，提高了15.01個百分點，西部地區由23.29%上升為28.28%，提高了14.99個百分點。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差距在不斷擴大。 服務業發展水平的時空變異特征。從服務業發展水平的橫向比較看，2009年人均服務業增加值排名前五位的地區分別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和廣東，排名后五位的是：貴州、甘肅、云南、江西和安徽;而從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來看，排名前五位的是：北京、上海、西藏、貴州和廣東，后五位的是：河南、江西、山東、河北、安徽。西藏和貴州兩個地區由于工業發展落后，使其在人均服務業增加值都較低的情況下，服務業比重卻相對較高。但整體而言，無論是人均服務業增加值還是服務業比重，東、中、西部地區都呈現明顯的梯度遞減格局。

　　從服務業發展水平的縱向比較看，2001—2009年，全國人均服務業增加值平均由3 725.16元增長到12 710.87元，增長了3.41倍;服務業比重由39.59%上升為41.60%，增長了2個百分點。其中，東部地區人均服務業增加值平均由6 891.30元增長到23 065.36元，服務業比重由42.45%上升為45.85%，增長了3.4個百分點;中部地區人均服務業增加值平均由2 406.5元增長到8 655.30元，服務業比重由36.77%上升為38.08%，增長了1.3個百分點;西部地區人均服務業增加值平均由2 045.64元增長到6 984.57元，服務業比重由39.57%上升為40.93%，增長了1.4個百分點;東部地區與中西部之間的差距擴大。 耦合協調度的時空變異特征。從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耦合協調度的變化來看(見表1)，全國平均值逐步上升，由2001年的0.433上升為2009年的0.509，其中東部地區耦合協調度從0.567上升為0.678，中部地區從0.414上升為0.473，西部地區由0.328上升為0.387，東、中、西部地區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增長。

　　根據?茲值的變化，將耦合協調度進行等級劃分，本文將其分為4個等級，當?茲∈(0，0.25]時，為嚴重失調;當?茲∈[0.26，0.50]時，為輕度失調;當?茲∈[0.51，0.75]時，為基本協調;當?茲∈[0.76，1)時，為優質協調。從耦合協調度所屬等級來看，2009年優質協調的省份和嚴重失調的省份都較少，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的省份較多，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見表2);從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分布來看，基本符合東、中、西部空間分異規律，優質協調和基本協調的省份基本是東部地區，而輕度失調和嚴重失調的省份，則基本是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耦合協調度明顯優于中西部地區，其空間分布見圖2。 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的相關性。圖3和圖4分別顯示的是2001年和2009年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的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看出，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正相關，回歸結果的斜率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是顯著的。

　　四、結論及建議

　　本文在分析城市化與服務業協調發展的作用機理基礎上，構建兩者的耦合協調度模型，實證分析了2001—2009年中國各地區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的協調程度，并進行了比較分析。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各地區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都在不斷提高，但地區差異較大，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擴大;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從協調度來看，各地區耦合協調度不斷提高，優質協調的省份和嚴重失調的省份都較少，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的省份較多，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從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分布來看，東部地區耦合協調度明顯優于中西部地區。

　　城市化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服務業對城市化的支撐作用有所不同，而處于不同階段的城市化水平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也存在較大差異。在城市化初期階段，工業發展水平相對較低，此時市場對服務業的需求數量少、層次低，城市化與服務業相互影響較小;到城市化中期階段，工業較為發達，對資本、人才、技術、信息等方面的配套服務需求不斷擴大，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都得到快速發展，城市化與服務業之間的影響不斷增強，但這一階段，工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到城市化后期階段，城市已經完成了工業化，服務業超越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推動力，同時，城市化水平對服務業發展的影響程度也在加深。目前，中國除了北京和上海兩個發達城市已經進入到城市化后期階段外，絕大多數地區仍然處于城市化中期階段，城市化進程加速，此時，城市化與服務業的協調發展尤為重要。對于東部地區，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都較高，協調度也較高，兩者之間形成了良性循環發展。而對于中西部地區，城市化與服務業發展水平都較低，協調度也較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制定相應政策充分發揮城市的集聚效應，吸引農村勞動人口進入城市就業，加快戶籍制度改革，進一步提速城市化進程。同時，應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提高服務業比重，在運用現代經營方式和先進技術大力改造和發展傳統服務業的同時，加快金融保險、房地產、信息網絡等在內的新興產業發展，并充分利用資源稟賦條件，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第三產業，促進城市化水平和服務業發展水平的提高，促進兩者的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