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古代的文人雅士也會對當時時代的整治情況進行一些研究和批判，我們在讀一些文言文的時候也不難發現其中作者對社會的一些批判，仲長統也曾經在《昌言》中進行過一些鞭笞。本文是一篇政工職稱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仲長統在《昌言》中的政治理念。

　　摘要：仲長統作為東漢末年的一位士人，在《昌言》中對當時士人的士風和昏暗的政治狀況進行了鞭笞。同時，他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之道，包括在經濟上限制豪強地主兼并土地;在刑法方面提倡肉刑;在稅收方面國家應征收重稅;在管理體制方面提出“任一人”。他提出的主張值得肯定，但缺乏可行性。

　　關鍵詞：仲長統,昌言,改革主張

　　仲長統是一位生活在東漢最后四十年的著名思想家，與王充、王符合稱為“后漢三賢”，他的代表作是《昌言》，共三十四篇，后多散佚。嚴可均的《全后漢文》中共存兩卷，《卷八十八》共四篇，《卷八十九》多是在《意林》、《群書治要》、《抱樸子》、《太平御覽》等書中保存的片段。嚴可均在《昌言》的序中評價仲長統：“然其�]陳善道，指�u時弊，剴切之忱，踔厲震蕩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伯方之董、賈、劉、楊，非過譽也。”

　　本文主要從《昌言》中所反映的社會狀況及仲長統的救世主張出發，對他的主張進行分析。

　　一、《昌言》中的士風和政治狀況

　　生于末世的仲長統將自己對黑暗現實和浮躁風氣的認識全部記錄在了《昌言》里。《后漢書》中記載：“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昌言》。”仲長統對當時世風和政治狀況的鞭笞正是真實反映了當時東漢后期社會和政治狀況。

　　仲長統在《昌言》中將漢末以來的士風總結為“三俗”、“三可賤”、“三奸”。他認為學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交游趨富貴之門，二俗;畏服不接于尊貴，三俗。”這是對選士論門第、攀附富貴和自輕自賤的庸俗風氣進行批評;他又認為天下學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于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這是仲長統鄙視當時士人們的膚淺、虛榮和勢利的情況;他還總結了：“天下學士有三奸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記，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這是對當時學術界無知、抄襲等現象的抨擊。而仲長統對當時世風的總結正好也呈現了漢末時期士人群體的分化。統治階級的昏庸和人才選拔機制弊端叢生打破了廣大士人習慣于“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思想。有的士人無奈地接受現實，不再“以扶大廈之將傾”轉向關注自己的的精神世界;有的士人則秉持“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的理念，攀附于豪門大族之下。當然也會有和仲長統一樣的士人，不追逐名利，謹守自己作為一個文人的氣節，針砭時弊，以求統治者能改變社會現狀，選賢任能，為更多的寒門子弟展現胸襟拓展道路。

　　仲長統不僅對當時的士風進行猛烈的批評，還對當時帝王昏庸、宦官擅權、外戚專權和官僚子弟為官的現狀進行了鞭笞。在《理亂篇》中，仲長統對昏庸的帝王的刻畫入木三分：“彼后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宜淫，上下同惡。目極角�h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于婦人而不反，出則馳于田獵而不還。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凵�人之骨髓。”仲長統認為，正是因為帝王的昏庸無道，窮奢極欲，不會用人，使得奸人把持朝政，為非作歹，導致了皇權的下移和國家的動亂;而宦官和外戚長期輪流執政是漢末政治腐敗的直接表現。仲長統對外戚通過說理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為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亡者甚眾。・・・・・・故其欲關豫朝政;愜快私愿，是乃理之自然也。”在這里，仲長統用嚴密的邏輯思維，層層推理，認為憑著男人的智慧，男人還是不能目光長遠，也會耽于享樂，更何況是婦人呢!仲長統認為外戚后黨當政只會為滿足一己之私欲而棄國家利益之不顧，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仲長統有男女平等觀。他繼而還以王綰、王章被殺為例，來說明外戚干政的壞處;仲長統同時還對宦官專政進行了深入地思考：“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埽是為，超走是供・・・・・・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為維綱，帝終不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放縱，僭凌橫恣，撓亂內外，螫噬民化，隆自順、桓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亦何緣得不破壞邪・・・・・・”在這里，他揭露了漢末以來宦官掌權時的斑斑劣跡，并且揭示了從順帝時期開始的宦官掌權與現實中天下大亂的因果關系;此外，他還認為宦官子弟成為高官，“猶如豺狼守肉，鬼魅侍疾。”顯然認識到東漢年間出現的“四世三公”等現象嚴重危害了國家的穩定和安全。

　　二、改革主張

　　仲長統不僅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還提出了自己對當時社會的改造方案，包括土地制度、刑罰、稅收和政治制度。

　　在《昌言・損益篇》中，仲長統講到，當時的“豪人”通過經商擁有很多的房產和大片的土地，即使沒有為官，但也可以穿“三辰龍章之服”，雖然不是一伍之長，但可以奴役很多的奴隸，“榮樂過于封君，勢力侔于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致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他認為造成這種狀況，雖然也有綱紀松弛的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他所提出的的解決方案是：“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同時，他也提出，現在地廣人稀，有很多土地無人開墾，朝廷首先應當限制世家大族兼并土地，其他無人耕種的土地一律收為官田，分給農民耕種。

　　關于刑罰，仲長統提倡肉刑。他認為，廢除肉刑使得刑罰的懲罰力度沒有了層次，除了死刑之外，就是髡鉗之刑和鞭笞。髡刑只是剃去人的頭發對人沒有傷害，髡鉗不足以懲罰犯了偷竊、私通這類“中罪”之人，但殺了又過于嚴重。因此，他認為應“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仲長統認為可以使用西周時期形成的以“圜土之制”為名的刑拘等刑罰為主，加之以贖買、流放等形式的刑罰作為補充。

　　在稅收方面，仲長統主張國家應征收重稅。他認為過輕的稅收會使得國家在國內發生戰爭和災害時，出現財政不支，戍邊戰士沒有軍糧，百姓餓死的狀況。他將二十稅一稱之為“貊”。他認為國家出現危難和動亂的原因是：“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于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他提出，既然土地無主，人民無法安居樂業，何不“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 　　在官僚體制方面，仲長統認為“任一人”可以解決當時的官僚體制問題。在《法誡篇》中，仲長統認為：“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他認為，光武帝對西漢權臣長期掌權的狀況矯枉過直，不委任于三公，“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是外戚和宦官長期把持政權，導致政治狀況非正常化。他提出設丞相，負責朝政，在丞相之下設立三公等行政機構，讓他們各負其責，不能互相抵賴。同時，仲長統認為，要解決解決大量官僚子弟為官這個問題，應明令禁止官員之間存在通婚的情況，也禁止普通士人憑借與官宦家族進行婚姻進入仕途。當然，他也認識到“任一人”的問題在于可能會導致權臣權柄過重，他的解決辦法是：“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也就是皇帝掌握控制權臣的能力，當權臣過重時將其論罪罷免，甚至處死。

　　三、結語

　　仲長統所在的年代是一個動蕩不安、政治黑暗、入仕之路堵塞的年代，黨錮之禍的發生導致欲來越多的士子對朝廷的無能表示不滿，士人階級也發生了分化，而仲長統則屬于依然能堅守情操的少數士人但是，仲長統的眼光不僅僅局限于抨擊當朝，還提出了自己挽救這個國家的主張。

　　他所提出的這些主張的出發點是值得肯定的。在土地改革上，他主張恢復井田制。同時，限制土地兼并，將荒田收回國有，分給農民耕種，以此來保證國家稅收;刑法方面，他提倡肉刑，從而恢復社會秩序;在賦稅方面，他提倡重稅，保證國家財政能夠應對特殊情況;在官僚體制方面，他主張設丞相，以加強行政權力的集中來提高行政效率。

　　但是，他所提出的這些主張缺乏可行性。他的土地主張和西漢末年的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制度有相似之處：都要求政府抑制豪強地主無限制地兼并土地，以此來解決土地和民生的問題。這一主張必然會收到地主階級的強烈反對，只能停留在主張階段，根本無法實現。而土地問題又是當時所有社會矛盾的中心，土地問題解決不了，想解決其他問題也是空談。如，他提倡重稅，由三十稅一變為十稅一，但征收重稅的前提條件是百姓能夠在土地上耕種，大量兼并土地和遍布全國的流民讓朝廷沒有征稅對象;而在官僚體制改革方面，他的“任一人”主張能夠實現的前提是皇帝能夠“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擁有能夠限制權臣的實力，這在當時的漢王朝是不存在的。反倒是他的“任一人”主張為曹操后來確立自己在朝內地位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

　　仲長統在《昌言》中對學風和統治階層的批判，真實地再現了東漢末年的社會狀況，他所提出的改革思想，也表現出東漢末年一部分堅守自我的士人對挽救國家于危難之中的思考。(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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