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自由主義文學論文，民主主義文學論文，左其文學，文學史
　　論文摘要: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曾興起的自由主義文學思潮，以往的文學史或指責其為“逆流”，或進而不談，劉川那先生卻以可貴的學術探索的勇氣，通過多年的宏觀研究與歷史考察，力圖從整體上把握這一文學現象。其思想主要體現在其著作《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一書中。通過搖曳多姿的學術文筆，顯示出獨出心抒的學術創建，在與其它文學形態的比較中，勻勒出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總體面貌及基本特征，總結其歷史命運及經臉教訓。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捅動著一股對自由主義作家的閱讀與研究的熱潮，如張愛玲熱、錢鐘書熱、王小波熱等等。與此緊密相關的思想文化界，陳寅格、顧準、儲安平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敢成為輿論與出版的焦點話題。然而，對自由主義文學從整體上作宏觀研究和系統地進行歷史考察的專著尚未出現。劉川鄂先生歷數年教學與研究推出力作《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填補了現代文學研究史的這一空白。
　　20世紀的中國文學多災多難，這種災難來自于“艱難時世對文學的選擇，也來自于固有的文化傳統的延伸。”①有人坦率地說，“中國現代文學的最重要的價值，恐怕就是充當思想史研究的材料。”⑧劉先生將這種情況概括為“實用理性”對“自由主義價值理性”的擠壓排斥。自新時期以來，文學日漸從意識形態的附庸中解脫出來，回歸自身。社會經濟的發展，各種西方文化思潮的涌人，給反思現代文學，“重寫文學史”帶來了契機。20世紀已載人歷史，在那個世紀的最后幾年，各種總結文章、各種新編的文學史紛至沓來。劉先生的自由主義文學研究無疑對于反思中國20世紀的文學有重要意義，對于總結文學的規律和歷史經驗提供了有益的參照系論文。
　　在這本書中，劉川鄂先生試圖以自由主義文學這條線來梳理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長期被主流意識所遮蔽的更接近文學本質的另一文學發展支流。全書以思潮演變為經，以作家研究為緯，考察了中國自由主義文學思潮的發展歷程及中國自由主義作家的創作特征。內容涉及眾多方面，如: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與思想文化界的自由主義思潮的聯系及其與其它文學陣營的關系;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流變，即它在近代的萌芽，與啟蒙主義同途而殊歸的20年代，與左翼文學對立與互補的30年代，在民族革命洪流中掙扎與終結的40年代等階段性的發展概況。重點研究了胡適、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張愛玲、錢鐘書、沈從文、徐志摩等自由主義作家的創作心態、創作特征與藝術成就，以及具有明顯的自由主義意味的群落如現代評論派、語絲派、新月派、第三種人、自由人、京派、新感覺派、九葉詩派等。分析并評價了他們在詩歌、散文、小說等方面的藝術成就。最后總結了中國自由主義文學曲折而艱難的發展歷程與歷史經驗，指出了自由主義文學的局限性，就此提出文學應堅持以人為創作中心，堅持自由創作原則等一系列具有建設性的思想。
　　對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研究，以前的研究者或者由于左傾政治思潮的影響，將其置于敵對地位而作簡單化處理。或以激進的姿態全盤否定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其他形態的文學，而將自由主義文學作毫無保留的肯定。劉先生在這本書中給人印像最深的是他的“整體觀”的研究方法。他并不是把自由主義文學作為一個孤立的對象進行研究，而是將其置于近現代文學發展的宏大背景中，堅持理論觀照與歷史觀照結合的研究方法，對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產生、分化和消亡的過程進行了細致的梳理，對其理論與創作的成效得失進行詳盡的剖析，并在與民主主義文學、左翼文學的對比中進行分析、反思和批判。這樣，就使劉先生的研究具有了很強的解釋性，而不是簡單的判斷論文。
　　劉先生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注重比較的。有比較才有鑒別，但在問題的比較深度上，卻有深淺不同。我在閱讀過程中注意到，以前的研究者在對自由主義文學與民主主義文學、左翼文學的比較中，較多地注意他們之間的“區別”與“對立”，而忽視了“鑒別”與“互補”。劉先生重點剖析了自由主義作家與左聯的幾次論爭，不僅指出了他們在各自的論爭中發展了自己的藝術主張，而且指出自由主義作家的人性論和創作自由論的合理性及左聯作家對其有所吸收。論爭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互補的效果。他還以精妙生動的文字比較了自由主義作家與民主主義作家，從而在比較中凸現了各自的個性內容和特征。他指出各自的含義，“民主主義作家是指承襲五四文學革命傳統，以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為創作指導思想，堅持文學為人生、為平民的觀點。注重文學的啟蒙效用并與反帝反封建的中國現代民主革命性質相吻合的作家隊伍。而自由主義作擴，大致是指那些政治上主張多元和寬容，文學上堅持反映人性、疏離政治甚至反對文學直接為思想啟蒙的工具，而堅持文學本體價值觀的作家。對于五四文學，民主主義作用是直接的受益者、繼承者和推進者。支配著前者的社會人生觀主要是人道主義和民族民主意識，支配著后者的則主要是個體意識和個人主義。之相關聯，表現在文學形態上，前者是向外的，或內外結合的，注重表現人與社會的沖突，帶有明確的批判色彩和情感傾向:后者則是向內心的，關注個性心理，關注人與自身的沖突。”③劉川鄂還在文中為這兩個作家群的性格各自找到了與中外文化的精神聯系，從而使性格的比較初步具有了人格比較的意義。這一比較，由于走進了立體的精神世界，所以這兩個作家群文學主張的不同，思想情感方式的不同，都得到比前人更深刻的闡發。在仔細梳理了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演變和特征之后，劉先生總結了現代文學的三大失誤。“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強調文學的意識形態性，強調文學與其它意識形態相同的認識指導現實的功利的觀點，往往壓倒強調文學作為藝術門類都屬于審美形式的觀點，體現的是文學本質認識的偏離，因而妨害了文學與自由關系的認識。此為失誤之一。”“往往存在著重文學組織輕作家個體、重理論指導及創作是否符合理論而輕創作的特異性、私人化的偏向，體現的是對文學創作的個體化、自由化特征的忽視。此為失誤之二。”“往往存在著強調文藝對現實的服從關系而反對文藝對現實的‘超越’和從‘美’的角度進行改造的傾向。此為失誤之三。”最后指出:“如果以一種世界性的文學眼光來看，中國現代文學的總體成就并不很高。我認為，這與沒有充分認識到文藝與自由的關系的重要性相關，與在此階段沒有充分實踐文學獨立、人性中心、自由創造的自由主義文學原則相關;中國自由主義文學的總體成就也不高，與在這樣的環境中自由主義者自身也難以充分貫徹甚至難以堅定這些原則相關。”④從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劉先生以自由主義文學為參照，反思中國現代文學，得出了很多有益的啟示，其論據令人信服。謝冕先生說黃子平“所有思考、論證和判斷都充滿了基于深刻的歷史反思萌發的批判精神。”這一論斷移之于劉川鄂，也是合適的。可以說反思與批判是作者著書的基本態度和立場，也是本書的基調論文。
　　由此可以看出，劉先生的貢獻還突出表現在他對中國自由主義文學全面而系統地從整體上作出宏觀的研究，并以“自由”“人性”“審美”為關鍵詞對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作出了深人的闡發。以“自由主義”來觀照中國現代文學史可以清楚的看出現代文學史中“非文學”因素。從而摒棄了過去左傾政治思潮對學術研究的影響，重新審視了歷史上客觀存在的一脈作家的價值和地位，使文學史向全面、公正、完整、真實的方向上跨越了一大步。有助于我們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更全面更準確地認識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基本構成和基本特點，從文學的角度更準確地認識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的歷史特點與作用。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已崛起一股意在挑戰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思潮。這股思潮無非是針對自由主義的片面性的一種有益的補充。這并不是否定自由主義，而是說自由主義不是神話，它有其片面性。當我們以“自由主義”為尺度來審視中國文學時，也應該審視“自由主義”本身。顯然，劉先生在這本書中也注意到了。
　　當然，作為對這一領域進行系統研究的開山之作，《中國自由主義文學論稿》也有它的局限，作者在對中國自由主義多并命運的論述中，較多地把這種現象歸諸于時代環境和主流話語的壓抑，而忽略了對知識分子缺乏精神獨立品格的批判。外，社會責任與創作自由孰輕孰重，或者說文學應該有著什么樣的自由度，自由主義與當代文學的關系，這都是這本著作還沒有涉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