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現代作家中，最為我們敬仰的就是魯迅先生，最想讀懂而又感到最難讀懂的是魯迅作品。八十多萬字的雜文是最能代表魯迅思想個性和精神本質的，一方面表現了魯迅先生對中國國民性的深刻思考和“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憤心境，及立國首在立人的人學思想和尚通脫、崇風骨的學術風格;另一方面，展現其外冷內熱、以血贈答、反抗絕望的人格魅力，和“以一身來擔人間苦”的普渡眾生的犧牲精神。

　　關鍵詞：魯迅雜文,命題

　　在現代作家中，最為我們敬仰的就是魯迅先生，最想讀懂而又感到最難讀懂的是魯迅作品。魯迅先生舊學、新學的淵博、厚重，思想的深刻、尖銳，人格力量的崇高、偉大，他在暗夜中孤獨與絕望的吶喊，以及他敏感多疑近乎“神經質”的個性特征和大苦大悲大愛的幽思，尤其是貫穿他一生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足以嘆為現代中國的文化觀止。

　　八十多萬字的雜文是最能代表魯迅思想個性和精神本質的。然而對許多人而言，它成了一道“檻”。“檻”里的廣大與深奧、精粹與鋒利、“血氣”與“死氣”，和蠢蠢欲搏的活氣，以及里面神秘的隱晦和潛語，使人有意回避，企圖繞過，然而，若要解讀中國現代文化，必須懂得魯迅;若要解讀中國現代文學，必須從魯迅開始。毛澤東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是現代中國的圣人。”①而且，雜文在魯迅個體生命中的意義以及在中國文學史以至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價值與地位已昭然卓著，任何回避與顛覆已無需再言。

　　魯迅雜文篇篇都傾注了先生深遂透辟的思想，顯示出冷峻、犀利、睿智、嚴謹的文風，引經據典、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厚重文化功底和才氣，以及冷嘲熱諷、邏輯推理、夸張比喻、反語暗示、借代形象等多種藝術技法的自如運用。他對封建傳統文化的批判：例如《燈下漫筆》、《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運命》;對惡濁的文化思想與現象的諷刺：例如《小雜感》、《拿破侖與隋那》、《說“面子”》、《文壇三戶》、《這個與那個》等;對來自文學內部和國民黨御用文人的反擊：例如《論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論文人相輕——二賣》、《學界三魂》、《從孩子的照相說起》、《<阿Q正傳>成因》、《友邦驚詫論》等;他對孔融、稽康文章的愛誦和疏狂之氣的體味：如《魏晉文章之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他的善于自我解剖與積極探索精神：例如《寫在<墳>后面》、《雜感》等等。上述種種，一方面表現了魯迅先生對中國國民性的深刻思考和“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憤心境，及立國首在立人的人學思想和尚通脫、崇風骨的學術風格;另一方面，展現其外冷內熱、以血贈答、反抗絕望的人格魅力，和“以一身來擔人間苦”②的普渡眾生的犧牲精神。

　　上述而外，魯迅雜文中有一顯在的命題——“苦”。“人生多苦痛”, “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苦痛總是與人生相連帶的”，“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后的”③等等。文學與政治，個人與群體，自我與社會，價值與理性的對立是他無法回避又難以解決的大苦惱。簡言之，一為“生”之苦，二為“戰”之苦。究其原因：其一是他獨特的人生經歷和個性氣質。少年家道中落，飽受世態炎涼，舊婚姻的精神約規，兄弟失和的打擊，友人的“流彈”和“暗箭”，敏感多疑的個性特征等，故而魯迅說悲苦“不是死于敵人的鋒刃”，而是“死于不知何來的暗器。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發的流彈。”④這是魯迅主體生命形而上的體悟，正是這些，奠定了魯迅大部分雜文苦澀、冷峻、死亡的調子。因此，當我們看到周作人《“破腳骨”》,《論罵人文章》，不禁感受到了魯迅的“哀莫大于心死”和“鞭尸”之痛，聽到“不滿現狀的雜感家”(梁秋實語)，“有閑即有錢”(李初梨語)，“掩耳盜鈴式”的“沒落者”(成仿吾語)“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 (郭沫若語) “陰陽臉的老人”(葉靈風語)⑤這樣的苛薄謾罵、人格污辱，我們看到了魯迅先生的“驚呆”。于是他超越了中國傳統的溫情主義和“瞞與騙”的虛偽主義，采取了不留情面的諷刺戰術，將“苦”爆發出來:《“醉眼”中的朦朧》、《文壇的掌故》、《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將論敵逼向絕地。

　　其二是他身兼教育部官員和文人的雙重身份。十幾年的官場見聞、體驗使他對現實黑暗污濁、政治腐敗墮落看得極為透澈，而知識分子對社會訴求的精神超拔，使他一方面產生思想悖論，另一方面又具有一般文人視察社會所不具備的獨特視角和深刻反思。例如，他將中國封建社會大膽否定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筵宴的廚房。”所以他將“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宴，毀壞這廚房”的使命寄托于當下青年，然而“同是青年，而組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又使他一向認為正確的“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人必勝于老人”⑥的個性主義和進化論思想轟毀。

　　其三是他“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的大愛——對民眾的愛，對民族的愛。“三一八慘案”、“女師大風潮”、“五卅運動”等歷次政治斗爭中，面對國民黨反動派慘絕人寰的獸道，面對他們與帝國主義沆瀣一氣，面對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受彈飲刃仆地，血流成河，魯迅痛苦至極：“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火亡!”⑦文藝是魯迅戰斗的投槍、匕首，然而在血淋淋的現實面前，似乎失去了效力，這帶給魯迅的是一種價值毀滅的痛苦。這痛苦中蘊含著對青年學生和愛國民眾的尊敬和贊頌，更是對敵人的憎恨和仇視：“我們聽到呻吟，嘆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見了酷烈的沉默，就應該留心了;見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就更應該留心了：這在預告‘真的憤怒’將要到來。”⑧這里我們觸摸到的是他心靈的歌哭和震憾，這也是他雜文的真正內核。他說他的雜文中有“中國大眾的靈魂”，但還有一個大眾靈魂疊合在一起的魯迅靈魂。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魯迅對宗教文化的獨特思考。從魯迅對宗教文化的總體傾向上看，佛教文化是他投入情感體驗較多的。魯迅對佛經的研究始于1912年隨教育部由南京遷到北京，他獨自生活在寂寞中，辛亥革命失敗后，袁世凱篡帝，張勛復辟，政界、思想界、文化界混亂不堪，人民群眾非但未獲得任何實際利益，反而遭受著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的雙重壓迫，這對革命抱有極大熱情和希望的魯迅不啻當頭一棒。在極度的苦悶、孤獨中，他潛心抄寫古籍，研究佛經，他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沒有溫存、沒有愛的世界里，他甘愿在古文化和佛教中消解精神痛苦，讓生命在無聲的苦寂中耗盡。

　　佛教的核心是“苦”和“空”。認為世界是生滅不止的、本來皆空的無常巨流，萬物依靠多種原因和條件才能生存，因此是虛空不實的，此謂緣起。魯迅之于佛教，不是著眼于宗教文化的一般理論去釋佛教教義，而是直接切入宗教文化最本質的內涵;不是認同一般的人生苦難，看破紅塵，皈依佛門，而是緊緊逼視人生的最大苦難——死亡。他不信佛，但對人生苦的理解更接近佛教真義，終其一生，他都是執著現在，破除迷執，上下求索，剖析社會，剖析人生和自我，在虛妄與絕望中殺出血路，從而獲得“過客式”的悲壯動人的拯救。尤其在后期，他的心情一方面更加孤獨與苦累，另一方面又有了沉穩、成熟與豁達。他將自己的生命全部傾注在了雜文創作中，其特征是：第一，深刻性與廣泛性、尖銳性與整體性、現實性與歷史性的辯證統一;雜文建立在更為廣泛的社會批評上，是對整個民族的思考，是與整個大文化觀念相聯系，之所以那么銳利，是現實與深厚、悠久的歷史感相勾通;之所以不片面，是將多少年對中國歷史、社會的體認與現實勾通起來。第二，政治熱情與藝術感染力內在融合，那膽識、那氣魄，被逼或自覺的，都體現在雜文藝術中。第三，深刻無情的自我反省、自我剖析，這是魯迅對自我人生價值，對整個人類價值的理解，把自我個體命運與整個社會、民族的命運更加密切結合起來，進而展現出崇高的境界，這一境界，正是魯迅人格魅力的展現。

　　魯迅多次講自己是從舊營壘中過來的，既看到自己的成熟，又看到自己的沉重，既看到本民族悠久、古老的傳統，又看到民族背負傳統的悲哀。后期雜文，在猛烈參與社會斗爭的同時，又把更深沉的思考轉向自己的人生目標和追求，反醒自己的奮斗歷程。魯迅“罵人”的背后所獲得的只是他自己的孤獨與荒涼，如果只看到他的斗爭，而看不到他的孤獨、寂寞與荒涼是片面的;而只看到他的孤獨、寂寞、荒涼而看不到他此中的傲岸不屈和絕望中的戰斗也是淺顯的。

　　魯迅先生必將成為中國思想、文化、文學長河中通向未來的一座必經橋梁。

　　參考文獻：

　　① 藍棣之：癥候式分析:毛澤東的魯迅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2001(8)

　　② 哈迎飛：以一身來擔人間苦，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2001(8)

　　③④⑤⑥⑦⑧魯迅選集(二)，(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