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是科技發達、文明繁榮的新世紀，中國的新文學經過“五四”之后九十多年的洗禮，其絕對優勢已然奠定。恰在這個時期，產生于香港商業化背景下的金庸武俠小說在廣大的華人世界中長久的風靡不衰，其小說先后被印刷出版、拍攝成影視劇、制作成網絡游戲，形成一輪又一輪的“金庸熱”，正所謂“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

　　摘 要：金庸是新派武俠小說家的杰出代表，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武俠小說的幻想色彩，具有政治歷史化的傾向。武俠小說政治歷史化的創作方式，一方面凝結了金庸本人濃郁的政治參與情結和歷史解讀興趣，另一方面也是金庸改造傳統武俠小說的高超藝術手法。本文認為，金庸身上濃重的政治歷史情結，對其武俠小說的創作產生了關鍵的作用。金庸在其武俠小說中表現出了開明的民族態度和對權力異化的批判，同時，金庸的創作也做到了在文學與歷史間的巧妙馳騁�；�于此，金庸的武俠小說取得了極大成功。

　　關鍵詞：核心論文,金庸,武俠小說,政治歷史化

　　武俠小說作為通俗文學的一大種類，因其具有濃厚的幻想色彩，歷來被視為“成人的童話”。在我們的傳統視野中，武俠小說是以犧牲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和真實性為前提，是用極盡虛擬的方法呈現出人造的夢幻的世界。就此而論，說武俠小說是脫離現實的文學或者逃避文學并不為過。但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金庸武俠小說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種觀點。面對傳統武俠小說脫離現實這一最大缺陷，金庸的武俠創作獨辟蹊徑，在其絕大多數作品中滲入了政治歷史的現實因素，在很大意義上消解了武俠小說的幻想色彩，使武俠小說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煥發出無窮的魅力。對于金庸武俠小說的政治歷史化創作，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解讀，一方面，它凝結了金庸本人濃郁的政治歷史情結;另一方面，它也是金庸改造傳統武俠小說的一種高超的藝術手法。

　　一、金庸的政治參與情結和歷史解讀興趣

　　有一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作為有史以來最為成功的武俠小說家，金庸本人似乎從不為武俠吆喝。在諸多的場合中，金庸甚至常常自貶身家，稱武俠小說應定義為娛樂性的讀物，而對于自己武俠小說家的身份，金庸也似乎不以為然。我們后來才逐漸了解，撰寫武俠小說只是金庸的一面，金庸還有更為廣闊的一面，也是金庸本人更看重的一面，就是撰寫政治社論。金庸在其政治社論中展現了極為敏銳的政治眼光，例如在大陸“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金庸就曾預測被捧上神壇的林彪必定會跌下來，江青會在毛澤東死后遭到清算。金庸最得意的預測莫過于，早在1982年，他便預測香港將會被收復，且在收復十五年前公布。后來的事實證明金庸的預測十分準確，金庸也因此贏得了國際性的聲譽，受到兩岸三地領導人的關注。由此我們可以說，金庸是一個懷有遠大政治抱負的小說家，筆下寫的盡管是所謂的消遣性通俗文學，但實際卻注入了崇高的政治理想。正因為如此，金庸與一般的武俠小說家拉開了距離。時至今日，作為武俠小說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但對于政治社論依然是筆耕不輟，金庸也成為唯一的一位在武俠創作之外仍享有赫赫威名的小說家。其實，金庸身上體現出來的對于武俠創作的自貶身家和對政治評論的極大熱情，看似是個例，卻也有著中國傳統文人最普遍的特征：兼濟天下的擔當精神。在中國傳統文人看來，文章之事只是小道，政治抱負才為大業。如果說金庸寫武俠小說帶有道家 “消閑”的意味，那么撰寫政治社論卻十足是儒家“入世”的精神。中國文人對于儒道調和互補，自由與責任、個人與國家的協調平衡，在金庸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如果說對政治的關注是出于傳統文人入世情結的話，那么金庸小說中包含的濃重歷史成分除了是作為表現政治的載體外，更多地體現了金庸本人對歷史的偏愛。金庸時時不忘提醒廣大讀者，歷史也是他專注的一大領域。金庸曾在許多高校做歷史而非文學的演講，在浙江大學也只招收歷史方向的博士生。金庸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曾提到“大家希望聽我講小說，其實寫小說并沒有什么學問，大家喜歡看也就過去了。我對歷史倒是有點興趣”。現實中，金庸對自己的史學修養頗為自信，也確實做出了一些較有價值的歷史研究。正是基于對歷史研究的興趣，金庸在其武俠小說中融入了豐富的歷史信息，表達了許多的歷史感悟，有相當多的讀者甚至是從金庸的武俠小說中獲得了一些中國歷史的常識。金庸在文學、政治等領域成功縱橫數十年后，晚年招收歷史學的弟子，回歸到了一種“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高曠境界，但我們也要客觀指出，金庸的史學修養不應被過分拔高，畢竟史學研究有道的一面更有技的一面。

　　以上我們主要從金庸的現實人生來探尋其小說創作政治歷史化的原因，下面我們將從金庸的具體作品中來印證其政治歷史化的創作特色。

　　二、金庸小說政治歷史化的創作特

　　金庸的武俠創作以《書劍恩仇錄》發端，以《鹿鼎記》封筆。兩部小說的背景十分相似，都發生在清朝，均涉及了當朝的皇帝，也都涉及了當時的反清組織。這種首尾呼應式的跨時間寫作或許可以看做是金庸的有意為之。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爆發過激烈的民族沖突，明清之際的民族沖突就是一個典型。民國時期的武俠小說多圍繞“反清復明”的故事來寫，作者往往站在大漢族主義的立場，將漢族的俠客和滿族的皇帝塑造成鮮明對立的正邪角色。金庸的處女作《書劍恩仇錄》，主要講述了清乾隆年間，俠士陳家洛率領紅花會一眾兄弟反滿復漢，最終失敗的故事�！稌鴦Χ鞒痄洝返膭撟饕矟撛诘难匾u了上述傳統，金庸在作品的自敘中曾談到：“我初期所寫的小說，漢人王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后期，中華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那是我的歷史觀有了比較進步之故。這在《天龍八部》、《白馬嘯西風》、《鹿鼎記》中特別的明顯。”[1] 《鹿鼎記》中，同樣是領袖陳近南率領一眾好漢從事反清活動，而妓院出身的韋小寶則依靠三寸不爛之舌和流氓無賴的本色成功的游走于康熙皇帝和天地會兄弟之間，韋小寶后因感激康熙，攜妻退隱江湖。金庸在《鹿鼎記》中已經突破了以往狹隘的漢民族主義觀，塑造了親民有為的圣君康熙的形象。小說雖設置了反清復明的歷史背景，但并沒有使其發展為一種思想傾向，相反卻烘托出了康熙皇帝的英明神武。尤為有趣的是小說的結尾，韋小寶詢問母親自己的親生父親是誰，身為妓女的母親也模糊不清了，說道可能是個漢人，也可能是個滿洲官，還有可能是個西藏喇嘛。在武俠小說中以平等開放的態度處理民族關系，金庸應該說是第一個。 　　金庸的武俠小說越到后期越為高明，其后期作品當首推《笑傲江湖》。金庸在《笑傲江湖》中表達了他對人性被權力所異化的深刻批判。金庸表示：“不顧一切的爭奪權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年是這樣，今后幾千年恐怕仍會這樣。任我行、東方不敗、岳不群、左冷禪這些人，在我設想時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2] 《笑傲江湖》描寫了自稱正派的五岳劍派與魔教的斗爭以及五岳劍派內部的斗爭，集中地概括了中國歷史數千年來不曾停止的權力斗爭。同現實世界一樣，在武俠世界中，權力也是不可忽視的力量，也會導致人性的異化。江湖人物對權力的追逐，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武林大會獲得權位，二是爭奪武功秘笈、寶藏等寶物。在此過程中，人性的丑惡面目展露無遺，其中，岳不群的“偽君子”形象堪稱經典。與“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郭靖相比，《笑傲江湖》的主人公令狐沖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大俠，而是一個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隱士。令狐沖和中國古代的陶淵明十分相似，最終是遠離世俗，縱化自然。但兩者又不盡不同，陶淵明的歸隱是一種無奈，即便在歸隱時，內心依舊不得平靜。令狐沖雖然退出江湖，但他并不排斥江湖，他自小的閱歷加上灑脫不羈的性格使其在江湖中游刃有余，他的退隱只是一種身心的疲憊。金庸通過令狐沖的形象，也否定了舊式武俠中主人公行俠、報國、封蔭的落后傾向，滲透了人格獨立和個性解放的精神，具有濃厚的個性主義色彩。

　　政治歷史化的寫作方式雖然新穎，但也會遇到很大的挑戰。古人說，天下莫易于說鬼，而莫難于說虎，因為鬼無論次而虎有性情。在武俠小說的創作中，虛擬幻想就是說鬼，而寫實的政治歷史則為談虎。金庸敢于談虎，也擅于談虎，他的高妙之處就在于把真實的歷史人物和虛構的武俠人物置于一起而又互不干擾，且不會出現跟歷史的脫節�！兑刑焱例堄洝返闹魅斯�是武功高強且宅心仁厚的張無忌，按照小說情節的發展，張無忌是明教教主，他率領明教教眾推翻元朝的統治，順理成章的將會成為新朝的開國皇帝。但若按此發展，就和歷史產生了極大沖突，因為明朝的開國皇帝乃是朱元璋，不是張無忌。小說給讀者提供了極大地懸念，也給自己設置了很大的難題，但看到小說的結尾時，我們禁不住要為金庸的巧妙設計拍手稱贊。從武功、人緣各方面來看，朱元璋都遠不及張無忌，但有一點，張無忌是一個個性軟弱、無野心抱負的人，完全不具備合格的領袖氣質，而朱元璋的厲害之處就在于他洞悉每一個人的性格和心理，他看透了張無忌的弱點，于是精心設計了一場戲，讓張無忌深感政治的殘酷而心灰意冷，而后張無忌選擇退出，朱元璋取而代之。金庸對歷史的處理給予我們很大啟示，其實世間最高的武功往往不是什么掌，什么拳，而是智慧跟謀略，是參透世事的陰謀詭計。

　　總的來說，金庸用政治歷史化的創作來改造傳統武俠小說，既有對中國傳統政治歷史文化的反思，又不乏現代視野的價值參照。這樣的創作盡管不是十分成熟，但由此表現出來的現實傾向和嚴肅意義，使武俠的傳統讀者不再沉迷于虛幻世界而無法自拔，進而引發讀者的深刻思考。筆走至此，我們可以說，作為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金庸的武俠小說所做出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貢獻，的確可以稱得上“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3]

　　參考文獻：

　　[1]金庸.鹿鼎記[M].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2]金庸.笑傲江湖[M].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3]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