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本身制訂得良好的法律”，同時必須“獲得普遍遵從”。中國古代社會以自給自足的封閉的自然經濟為主導,小農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在這種小農家庭里,以長幼尊卑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寶塔形的等級結構,而維持這一等級結構穩(wěn)定的準則便是倫理制度及觀念。而中國古代社會的國家政權架構，很大程度上就是家族結構的模擬和放大。統治階級基于其維護統治和治理國家的需要，自然地選擇倫理化的制度和觀念作為其最好的精神武器,并大力予以倡導和實踐，使之納入立法和司法之中。中國社會的發(fā)展細胞離不開社會的人情基礎，家庭倫理秩序一旦打破，法律將無法得到社會民眾的普遍承認，同時失去存在的正當性基礎。如果讓親屬中一人來證實另一人的犯罪，那么他們之間就會產生不信任和隱痛，正常生活就會受到干擾，親屬間相互扶助等義務就無法實現，家庭關系不再融洽，甚至家庭就會不穩(wěn)定，以致整個社會也會充滿不信任，從而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親親相隱”正是體現人作為人的基本要求，是從捍衛(wèi)家庭的人性本能角度出發(fā)，將一些個案的司法價值讓位于家庭關系的和諧與穩(wěn)定，避免將無辜的犯罪嫌疑人近親屬置于指證犯罪的尷尬處境，體現了法律的文明和人性的關懷。在人性理論支配下的“親親相隱”制度其意義在于法律極其重視人之本身以及人賴以生存的家庭，寧愿在懲處犯罪上作出一定的犧牲和讓步，以減少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的分裂，清除可能由此而導致的人性的異化，讓夫妻反目、父子互質、兄弟相殘等風氣敗壞、道德淪喪現象不至發(fā)生。
　　另外，刑事法具有規(guī)制、保護社會和保障人權的多重機能�，F代法治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則就在于強調對個人權利的保障,可以說，公民人權能夠切實得以保障是一個國家刑事法治文明的標志之一。在現有的窩藏包庇罪犯罪構成框架內，難免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因一人犯罪會牽帶出若干家屬甚至全家人因不舉報、作假證明包庇、提供隱匿場所、資助其錢物逃匿以及幫助毀滅證據或偽造證據等行為而被處以窩藏、包庇罪或者偽證罪等罪。在中國法治的現代化進程中，刑事立法與司法應貫徹反映“以人為本”理念的親親相隱制度，真正實現刑事法的人權保障機能。然而，刑法的保護社會和保障人權機能在任何時候都表現出此消彼長的悖論性:親屬相隱的提倡，不免會增加司法機關偵查、追訴犯罪的難度，甚至使某些犯罪無法得以查證，但這是切實實現對人權的保障和維護國家的長遠利益所付出的必要代價。
　　從文化傳統外部壓力與重復出現的事實默認等角度來看，我們不得不將親親相隱的若干原則納入現行相關法律制度，以此來獲得社會心理的普遍承認，恢復其正當性基礎。
　　三、心理學依據的正當性
　　人們對社會現象的普遍感受和理解，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表現于人們普遍的生活情緒、態(tài)度、言論和習慣之中。社會心理是自發(fā)的、零亂的，是對社會生活的初級的多含直覺成份的反映。人們的社會心理狀況最終取決于社會生活實際，直接形成于種種現實生活跡象對人們的刺激和人們的理解與感受，社會心理促成一定的社會風氣。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社會里，親親相隱制度為何能夠存續(xù)數千年之久，除了上述因素外還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普遍的心理學事實。親親相隱是出于人的道德心理與良知的需要，是以家庭成員互信互諒、互幫互助這類歸屬感、安全感為穩(wěn)定關系，并以其為價值取向而體現的一種文化心理和思維傾向。每一個人都不可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深處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總會尋求歸屬與安全，因血緣關系而自然性連接的家族關系成為天然孵化歸屬與安全最穩(wěn)固場所。而中國一向以家族主義為生存之本，中國人對自己的家族及家人有著強烈的一體感、歸屬感、關愛感、責任感、榮辱感、安全感等態(tài)度體驗，非常重視家族的和諧、團結、富足和名譽。家人基于相同血緣或婚姻的親情，彼此會有融為一體的強烈的一體感和歸屬感。家族成員庇護自己的親屬是他們心理的常規(guī)取向。如果不允許親屬間相互隱匿，那么犯罪人就會失去對親屬的信任，內心失去安全。在心理學中，“信任”是一種相信而致以托付的內心態(tài)度。信任有助于社會中友好、互助、合作關系的形成和鞏固；不信任則容易在群體內產生猜忌、怨恨，成為沖突的心理基礎。因此，信任實際上是影響資源配置、利益格局的社會心理要素。信任是親屬間最基本的內心態(tài)度。親屬間也正是靠著這份基于血緣與姻親的信任感才會增加對社會的安全感與責任感。如果在至親之間喪失信任、可靠，那么人們的心理會變得極度扭曲，猜忌、懷疑、敏感、不安等情緒都會與日俱增。這對于維持和建立和諧的生存環(huán)境和人際關系極為不利。
　　現有的法律規(guī)定相互揭發(fā)無疑是一個法定義務，但這個義務卻違背了一個心理學事實，“義務不是一種特殊的范疇能力或理性形式，它絕不可能在意識中脫離開別的精神成分而存在”，意指即便是法定義務，也要綜合考慮其他精神要素，諸如，人性、信托、家族穩(wěn)固。如草率的將相互揭發(fā)作為法定義務，應用強制力加以貫徹，無非得到兩個結果，一是親屬之間寧可觸犯法律、身處囹圄也要維護家族情感，以獲內心坦蕩，并致法律蒙羞；要么是在法律的贊揚聲中選擇大義滅親，自己承受家族遺棄與內心掙扎。
　　總之，道德心理學事實、特定義務辨析都為親親相隱提供了心理依據。其實親屬成員犯罪后，親屬間的包庇、隱匿很多都是出于親屬心理的正常反應。
　　
　　
　　
　　參考文獻：
　　1、宛霞：“親親相隱原則之現代化思考——以現行刑法窩藏、包庇罪為視角”，《理論觀察》2009年第2期。
　　2、范忠信：“親親尊尊與親屬相犯:中外刑法的暗合”，《法學研究》第19卷第3期。
　　3、汪鈞：“從親親相隱原則談對窩藏、包庇罪的立法完善”，《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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