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導讀：從誠信原則的歷史演進可以看出，其內涵的范圍是逐漸擴展的。羅馬法時代，誠信原則主要體現在訴訟方面，即為“誠信訴訟”、“裁判訴訟”。這個時期的誠信原則僅處于萌芽狀態，仍然以道德的身份調整人們的生活；中世紀時期，誠信原則不再拘泥于訴訟方面，開始擴展到合同領域，即“合同誠信”。本文選自《法制與社會》。《法制與社會》雜志由云南省法學會主辦，云南省司法廳主管，是一本集科學性、思想性、理論性為一體的綜合期刊。國內統一刊號：CN53-1095/D，國際標準刊號：ISSN1009-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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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誠信原則,法制與社會

　　一、誠信原則的內涵

　　（一）誠信原則的內涵

　　從誠信原則的歷史演進可以看出，其內涵的范圍是逐漸擴展的。羅馬法時代，誠信原則主要體現在訴訟方面，即為“誠信訴訟”、“裁判訴訟”。這個時期的誠信原則僅處于萌芽狀態，仍然以道德的身份調整人們的生活；中世紀時期，誠信原則不再拘泥于訴訟方面，開始擴展到合同領域，即“合同誠信”。誠信原則在此時期才擁有了現代法意義上的內涵；近代以來，隨著《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的相繼問世，誠信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內涵繼續擴展并最終成為現代私法中的基本原則。盡管誠信原則擁有久遠的歷史，或許也正因如此，到目前為止有關誠信原則的具體內涵，學界仍沒有確切定論。而學界對誠信原則的本質的研究已形成洋洋宏論，主要有以下學說：第一，倫理道德說。史尚寬堅持此說，認為誠信原則本質上在于使人們在交易中得到道德的保障，因而誠信原則本質上便是一種交易道德[4]。第二，利益平衡說。此說認為誠信原則之本質在于平衡利益。施奈德、艾格爾都把誠信原則作為當事人雙方利益平衡、和諧的調節器。而史尚寬以為上述二人將利益平衡限于當事人雙方，似嫌不足，社會公眾利益也應考慮在內[4]。可見，史尚寬擴大了誠信原則的利益均衡的范圍。第三，立法者意志說。徐國棟認為：“誠實信用原則（誠信原則）就是要求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維持雙方的利益平衡，以及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5]第四，混合說。鄭強堅持此說，認為誠信原則的本質由三個層面構成。（1）道德心理層面。誠信原則是一定社會的綜合社會條件所決定的關于善意真誠、守信不欺、公平合理的一般道德心理；（2）法律規范層面。誠信原則是一項以道德為內核而具有法律強制力的行為規范；（3）客觀事實層面。誠信原則是合同當事人及司法者以該原則為依據所為的一切行為[6]。倫理道德說從誠信原則的來源角度闡釋其本質，但誠信原則作為一個法律原則，其本質不可能是道德，只能說誠信原則有著道德的因素或來自道德的法律化。將誠信原則的起源作為其本質的做法是非常不妥當的；利益平衡說從誠信原則的功能的角度出發闡釋其本質，但本質是一事物區別于他事物的特征，能夠發揮利益均衡作用的制度豈止誠信原則？另外，誠信原則的功能也不止利益均衡；立法者意志說更是無法解釋誠信原則的本質，誠信原則能成為一個法律原則的原因在于社會的需要，而非立法者的意志，最多可以說是立法者順應了社會的需求；混合說從三個角度對誠信原則進行闡釋，似乎是最合理的說法，但其實質是對倫理道德說與立法者意志說的糅合。在筆者看來，誠信原則的本質內涵，不能一概而論。誠如蔡章麟所言，誠信原則是抽象的、概括的、沒有色彩、無色透明的。它所包含的范圍太廣，比其它的一般條款為大[7]。故而，概括誠信原則的本質及內涵是很困難且不現實的。只能從不同角度去認識、把握誠信原則，正確地運用誠信原則保護自身權益。

　　（二）合同法中誠信原則的內涵

　　盡管作為民法的一般原則，誠信原則的本質及內涵無法概括，這并不意味著在特定的法域內其內涵無法確定。換句話說，也許正因為誠信原則在各法域內都有自身獨特的內涵，故而無法真正概括其作為一般原則的本質內涵。1.美國學者對合同法中誠信原則的界定關于合同法中誠信原則的具體內涵，Summers、Burton和Farnsworth所進行的理論研究具有很強的影響力。Summers對誠信原則的定義采取了“排除式”界定。他認為誠信在合同法中是一個“排除器”，并沒有一個一般含義，它所起到的作用是排除范圍廣泛的不同形式的惡意。誠信與法官所裁定禁止的各種具體形式的惡意相對照而呈現出各種具體含義[8]103。他所列的惡意行為的形式與誠信的具體含義[8]104如表1：Burton認為，誠信履行是一方當事人為了雙方當事人于合同成立時合理期待范圍之內的任何目的而行使自由裁量權———即為了抓住訂立合同時所保留的機會[8]106。在對誠信原則的定義中，Burton引入了“重獲機會”（成本）的概念，他認為合同當事人一方總會有所謂的“被放棄的機會”。如果行使自由裁量權的一方拒絕付出對方期待他付出的履約成本，而重新獲得了在締約之際已經放棄的機會，他就應該為自己的惡意行為承擔違約責任；相反，如果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沒有超出雙方在訂立合同時的合理預期，當事人的行為就屬于誠信履約[9]。Farnsworth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關于誠信的一般概念，他只是強調“誠信這一新的概念在現在的許多用法并沒有超出傳統的解釋技術和填補漏洞技術在過去的用法。”[8]108他贊成傳統的“默式條款”理論，即誠信原則在合同法中被視為“默示條款”。2.合同法中誠信原則的內涵筆者認為，Summers的“排除式”定義法固然可以更加直觀地理解合同中誠信原則，但是這種“排除式”方法能夠發揮作用的前提是法官擁有強大的自由裁量權。在我國，法官自由裁量權顯然無法與美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相比。另外，盡管Summers列舉了惡意行為的形式及相應的誠信原則的具體含義，但并沒有揭示出誠信的含義和功能在不同語境中的差異。Burton從成本的角度闡釋合同誠信，區分誠信履約和惡意違約的認定標準，在司法實踐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操作性，這值得借鑒。Farnsworth贊成的“默示條款”理論，盡管承認了誠信在合同法中的重要地位，但卻沒有對合同誠信進行明確的闡釋。綜上，合同法中的誠信原則，具體是指在合同訂立到終止的各個階段及終止后，合同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都應當做到言而有信、誠實、善意，不損害他人及社會利益。由此可見，合同法中的誠信原則根據合同成立的不同階段也具有不同的內涵，主要包括：一是磋商中的誠信，即在合同談判過程中，雙方當事人不得以惡意隱瞞、欺詐及脅迫等形式促使合同的成立；二是誠信履行，即雙方當事人在合同履行階段應當按照交易的本旨勤勉的履行合同，不得濫用權利，違反誠信、惡意履行；三是合同終止后的誠信義務，通常表現為合同終止后的通知、協助及保密的義務。而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這樣的內涵界定又具有相當的抽象性，仍需要一個具體的標準判斷行為是否符合誠信，這個標準則可以借鑒Burton提出的區分標準。

　　二、誠信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功能

　　鄭也夫的一句話說的尤為貼切：“信任是任何規模、任何種類的社會生活———它的合作和交換的前提。沒有起碼的信任系統就沒有社會，喪失掉一切信任就是社會的瓦解。”[10]當然，他所說的“信任”也包含了道德意義的誠信，但這也充分說明了誠信原則對于我們現代社會生活所發揮的重要作用[11]。梁慧星認為，誠信原則主要存在三個功能：一是行為規范功能，即指導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二是既有行為規范又有授予自由裁量權的功能，即解釋、評價和補充法律行為；三是授予自由裁量權，即解釋和補充法律[12]。可以看出，梁慧星分別從三個不同角度對誠信原則的功能進行了歸納：首先，誠信原則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它指導著民事主體的民事活動，通過賦予義務來約束主體行為；其次是誠信原則作為一種行為規范，成為民事主體的行為準則；再次是誠信原則作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依據，起著解釋和補充法律的作用。而在合同法中，誠信原則究竟起著怎樣的作用？它對于合同法來說是一種怎樣的力量呢？筆者認為，誠信原則之于合同法就如同一場“潤物細無聲”的改革（亦或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在悄然之際全然改變了傳統合同法的本來面貌。

　　（一）誠信原則對合同自由的限制

　　在一定意義上，合同自由原則是合同法的靈魂，一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合同自由展開的[13]。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契約自由理論的缺陷漸現，契約自由受到猛烈地抨擊，吉爾默甚至發出了“契約死亡”的呼聲。與此同時，誠信原則以其誠實、善意、公正的理念受到了人們的推崇。故而，誠信原則理所當然地滲透到合同法（契約法）中來，限制了形式上的契約自由，將傳統的“鐵面無私”的合同法轉變為富有“人類真情實感”的合同法。

　　（二）誠信原則與其他合同法規則的關聯

　　一個合同從簽訂到履行的過程應當始終反映出雙方當事人誠信締結及誠信履行的觀念，否則可能會導致合同效力的瑕疵乃至無效。同樣的，作為調整合同的一項規則也應當符合誠信的觀念，至少不違背誠信的觀念才具有正當性并長期發展下去。可以說，很多合同法規則是誠信原則的具體化，進而發展成獨立的規則。比如有學者認為“合同履行上的誠實信用還并不僅僅是個規則，它同時是可以產生并選擇其他規則的原則”[14]。

　　（三）以誠信原則為基礎的關系契約論

　　古典契約法是以合意為中心構建而成，契約關系的有無是依據雙方合意決定的。但隨著19世紀中后期開始，“自由放任主義學說已經黯然失色了，人們不再以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認為是消極的，主要作用僅是執行協議的工具。現在的趨勢是把合同看做達到公平的積極工具”[15]，因此，吉爾默宣告了“契約的死亡”，一個新的契約時代即將來臨———誠信原則開始適用于契約法，也成為遏制契約自由絕對化的有力武器，交易中的信賴關系得到學者的重視，信賴利益理論得以催生。麥克內爾《新社會契約》一書的出版標志著以誠信為基礎的現代關系契約論的誕生。

　　三、誠信原則在合同法中的具體化

　　從誠信原則的內涵可以看出，合同法中誠信原則給合同關系帶來了全新的變化，大大拓展了契約關系。這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合同磋商階段的誠信；二是合同履行階段的誠信；三是合同履行終了的誠信；四是合同解釋中的誠信。

　　（一）合同磋商階段的誠信

　　在具體的實踐中，存在大量胎死腹中的合同。這樣的合同因各種理由而無法成立，但締約當事人往往會在合同磋商階段遭受到很大的損失。而在以合意為中心的傳統契約理論中，一直奉行“無合同便無責任”的立論，故而在此類合同中遭受損害的當事人無法通過契約關系得到救濟了。合同法誠信原則的確立則改變了此階段遭受損害的當事人無從救濟的境遇。誠信原則在合同磋商階段的最直接反映是先合同義務和締約過失責任。1.先合同義務先合同義務并非是合同義務，而是在合同磋商、談判階段以誠信原則為基礎而設定的一種法定義務。在合同尚未成立之前，締約雙方并不存在合同關系，自然無合同義務的約束，他們僅有的是雙方間的信賴關系，而先合同義務實際上是對這種信賴關系的一種法律確認和保護。因此先合同義務也可以稱為誠信義務。先合同義務的內容主要包括：一是告知義務，即當事人在締約過程中對于交易的必要信息應當如實告知對方。具體體現為重要事項的告知義務、瑕疵告知義務、使用方法的告知義務等；二是協助義務，即締約的過程是一種合作的過程，締約雙方的目的是簽訂合同。故而，締約雙方應當相互信賴、共同配合促使合同順利達成；三是保護義務，即締約當事人在締約過程中應當盡到必要的注意義務，保護對方人身及財產不受侵犯；四是禁止欺詐義務，即締約一方不得假借合同之名惡意磋商，損害對方利益；五是保密義務，即締約一方對在合同磋商過程中獲悉的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應當保密。2.締約過失責任締約過失責任理論首先由耶林所提倡。他在其《契約無效或不成立之損害賠償》一文中提出“當事人因自己的過失致使契約不成立者，對信其契約有效成立的相對人，應賠償基于信賴而產生的損害”。由此可見，在耶林那里，締約過失責任的承擔理由在于締約雙方存在的信賴關系，而此種信賴關系的存在賦予了締約雙方的誠信義務。締約過失責任并不是依合同本身產生的責任，它與合同的成立、生效與否并無關聯，而是以締約雙方的信賴關系為基礎，由于過失而違反了誠信義務后所要承擔的法定責任。

　　（二）合同履行階段的誠信

　　誠信原則在合同履行階段更是無處不在，甚至可以說誠信縈繞在整個合同履行中，合同的履行本身就是誠信的體現。誠如邱聰智所言：“蓋以債之關系，本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系為基礎，而社會生活關系本即皆為復雜瑣碎，非有限條文及當事人意思所可預先完全容納。有此情形，其有關問題之妥善解決，非訴諸誠實信用之運用，難期圓滿達成也。”[16]254在合同履行階段直接體現誠信原則的具體制度有附隨義務、情勢變更原則。1.附隨義務附隨義務理論起源于德國民法判例學說。20世紀初合同自由已經遭受到學者們的廣泛批判，誠信原則作為約束合同自由的原則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故而以誠信原則為基礎的合同附隨義務被人們所接受。盡管學者們對于附隨義務的概念有不同的看法②，但毋庸置疑的是附隨義務是依據誠信原則而形成的法定義務，它是誠信原則對合同義務進一步擴展的具體體現。故而，附隨義務不同于合同約定義務，它往往在合同約定的范圍之外，并且還可以以誠信原則為基準對于合同約定義務進行部分修正，對不符合誠信原則的約定義務予以剔除。盡管附隨義務是一種法定義務，但它的內容卻是無法確定的，法律甚至不能給予一個確切的定義。原因在于：其一，附隨義務是以誠信原則為基準形成的法定義務，而誠信原則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在合同的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內涵。附隨義務也必然是隨著合同關系階段的不同而不斷的衍生新的內容；其二，用侯國躍的話來說：“無論是立法者的法律規定，還是契約當事人的約定，都無法窮盡人事之變幻，也無法詳盡地、事無巨細地規定當事人義務的全部內容，故在誠信原則的基礎上會產生不同的附隨義務，以圓潤交易的完成。”[17]可見，附隨義務本身就不可能被窮盡。盡管如此，法律仍對附隨義務的內容作了較為籠統的規定。目前合同履行階段的附隨義務的具體形態有：保護義務、通知義務、保密義務及其他不作為義務。保護義務亦稱照顧義務，是指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當事人一方負有顧及合同相對人人身、財產安全，不受侵害的義務；通知義務亦可稱為告知義務、說明義務，是指為了順利履行合同，實現合同的目的，當事人應當以誠信為基準將必要信息主動通知對方當事人。必要信息通常表現為產品的使用說明、標的物之瑕疵說明、合同給付不能之不可抗力等；保密義務是指當事人通過合同關系而獲悉的對方當事人之技術秘密、商業秘密或個人隱私等事項負有保密義務，不得外傳；其他不作為義務是依據誠信原則，一方當事人不得為使對方當事人合同利益有所減損之行為的義務，例如競業禁止義務等。2.情勢變更原則情事變更原則者，法律關系發生后，為其基礎或環境之情事，于該法律效力完了前，因不可責于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更，如乃貫徹原定之法律效力，顯失公平而有悖于誠信原則者，得變更其法律效力之法律原則。”[16]258故此，情勢變更原則的理論基礎是誠信原則。誠信原則要求合同當事人應當善意、誠信的履行合同，但這樣的合同總是暗含著“合同締結時的基礎或環境之情事，該法律效力完了前都是持續存在的”。因此，在合同締結之基礎或環境發生不可預見的改變時，合同便不再具有拘束力，當事人被賦予了合同解除權或者依據變化后的情事修改合同內容。情勢變更原則的適用要件有三：其一，合同關系確立后，發生了當事人沒有預見或不能預見的情事變更；其二，情事變更的發生不可歸責于當事人；其三，依照原合同繼續履行，明顯違背誠信原則。情事變更原則不同于商業風險，所謂商業風險是當事人從事商業活動所固有的風險。兩者的區別通常需要法官綜合考量風險的類型和程度、正常人的合理預期、風險的防范和控制、交易性質以及市場情況等因素進行自由裁量。

　　（三）合同履行終了的誠信

　　合同履行終了后，當事人間的合同關系即告終止，但當事人就合同關系存在時所發生的事項，仍負有妥善處理的義務，這也是誠信原則的必然要求。該妥善處理的義務就是后合同義務，該種義務具體指合同關系終止后，依據誠實信用原則和交易習慣，以保障當事人的人身、財產利益免受損害，協助相對人處理善后終了事務為目的的通知、協助、保密等法定義務。后合同義務與先合同義務、附隨義務一樣，都不是合同約定的義務，都是基于誠信原則的要求而確定的法定義務。故而，后合同義務的內容與先合同義務、附隨義務的內容有著相同特點：基于誠信原則的抽象性和不確定性，其內容也具有不確定性。后合同義務的具體類型通常包括通知義務、協助義務、保密義務等。

　　（四）合同解釋中的誠信

　　由于語言文字本身表達的多義性及當事人由于文化水平等自身因素而造成用詞不當，無法確切的表達自己真實的意思。因此，合同往往需要解釋后才能明確當事人的真實意思，合同解釋的目的也在于探求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減少糾紛。誠信原則作為合同法中的基本原則，合同的解釋自然也充斥著誠信原則的基本要求：合同應當按誠信原則進行解釋。通過梁慧星對誠信原則功能的概括，可知誠信原則的兩個重要功能即為解釋、評價和補充法律行為和解釋、補充法律，這也充分說明誠信原則在合同解釋中所起到的原則性作用。盡管誠信原則作為合同解釋的一項基本解釋原則，但對誠信原則的運用應當存在一定的限制，否則不僅會損害法律的權威，還會造成法院對當事人意思自由的強制干預，從而損害契約自由。五、結語誠信原則極大地豐富了合同法的內容，甚至可以說，誠信原則的引入給合同法帶來了巨大的變革，原來人與人之間刻板、冷漠甚至是粗暴的合同關系變得富有人情味、更具活力了。與其說是誠信原則改變了合同法，倒不如說是合同法的重塑，從合同的設立到合同的實踐履行再到合同的終了都無不充斥著誠信原則的影子。也正因如此，誠信原則在合同法中的適用似乎已達到了無界限的地步。在實踐中，又因如此的“無界限”使得法官在適用上無所適從。誠如邱聰智所言：“誠信原則畢竟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動輒援用，勢如出柙野虎，或毫無剎車裝置之汽車，稍有運用不善，必將嚴重破壞法律之安定性。”[16]257誠信原則在合同法中究竟如何適用，在怎樣的情形下適用既能維護當事人的合同自由又能保證公平？現代合同法對誠信原則進行了具體化，設立了以上各項具體的制度貫穿于合同始終。換言之，以上各項具體制度的設立與適用即為合同法對誠信原則的直接適用。誠信原則作為一個具有抽象性基本原則應該通過其具體化的制度適用于合同法中，不能直接適用于具體案件中。但法律具有滯后性，合同法亦難免出現漏洞，屆時援引誠信原則彌補法律之漏洞亦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