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刑法分則個罪的章節設置是以客體分類為標準的，但其中對洗錢罪、合同詐騙罪、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虐待被監管人罪、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破壞生產經營罪等個罪章節設置的合理性和科學性值得質疑。因為這些個罪在刑法中的章節設置表明了立法對該罪客體的定位，所以準確厘定刑法個罪的章節設置，對于指導司法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刑法分則論文；犯罪客體論文；犯罪分類論文；章節設置論文
　　我國刑法分則體系原則上是依據犯罪的同類客體對犯罪進行分類。因為不同種類的犯罪所侵犯的客體不同，其違法性程度也不同，根據犯罪的同類客體對犯罪進行分類，一方面使分則井然有序，便于查索，一方面也有利于把握各類犯罪的性質、特征與危害程度。更為重要的是，刑法分則對犯罪的合理分類有利于司法機關正確定罪量刑。司法人員遇到疑難復雜案件，首先應當考慮的就是該行為的犯罪客體是什么，確定了犯罪客體，就等于確定了該罪在刑法分則的章節，再根據犯罪的客觀方面，從該章節中找出符合的罪名，一個“找法”的過程就結束了。①“找法”的過程中，確定犯罪客體是前提，也是關鍵。要使“找法”準確無誤，分則對個罪的犯罪分類也就是章節設置就應該是科學合理的。立法者應該是對刑法分則個罪章節設置對于司法指導的重要性有充分考慮的，但對于少數復雜客體的個罪，立法可能難免有所不周。下面，筆者擬就刑法分則個罪章節設置的立法完善問題略陳管見論文。
　　一、建議將洗錢罪設置于妨害司法罪一節根據刑法規定，洗錢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而采取提供資金賬戶、協助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通過轉賬或者其他結算方式協助資金轉移、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等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質和來源的行為論文。
　　對國家和社會來說，洗錢最大的危害在于，洗錢使不同的犯罪之間產生相乘效應，使犯罪得以進一步繁殖。也就是說，對那些上游犯罪而言，洗錢是前一次犯罪的結果，同時又刺激著進一步的犯罪，為更多的犯罪提供了條件。①從各國刑事立法趨勢看，控制洗錢犯罪的范圍逐步擴大，控制洗錢成為打擊國際犯罪、跨國犯罪和有組織犯罪的重要戰略措施。⑦由此可見，該罪的危害結果，顯然是給司法機關對上游犯罪的打擊造成障礙。換個角度看，對上述犯罪具有查處職責的不是金融機構，金融機構沒有義務審查客戶資金的來源是否合法，只要工作人員不違反操作規則，金融機構就可以認為是盡到了監督管理職責，所以，行為人明知是上述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惡意為犯罪分子洗錢的，破壞的主要不是金融管理秩序，而是司法秩序。另外，該犯罪的主觀方面也是為了包庇犯罪，使上游犯罪分子逃避刑事追究。所以，無論從犯罪的主觀方面還是從犯罪客體上看，洗錢罪都屬于典型的妨害司法的犯罪，((刑法將該罪設置于破壞金融管理秩序一章中值得商榷。建議將該罪設置于(《刑法第6章第2節中，作為妨害司法罪的一種論文。
　　二建議將合同詐騙罪歸入詐騙罪條款合同詐騙罪是詐騙罪的一種特殊形式，((刑法規定本罪，是為了保護市場秩序與對方當事人的財產。因為合同是市場經濟活動的重要手段，利用經濟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使人們對合同這種手段失去信賴，從而侵犯了市場秩序。與此同時，利用合同詐騙的行為，也侵犯了對方當事人的財產。⑦基于此，新刑法)將合同詐騙罪從詐騙罪中分離出來，歸入第3章第8節，作為擾亂市場秩序罪的一種論文。
　　這一立法初衷可以理解。但筆者認為，對于侵害復雜客體的犯罪，章節設置的標準應以該罪的主要客體為依據。立法者將合同詐騙罪歸類于擾亂市場秩序罪一節而非侵犯財產罪一章，表明合同詐騙罪危害的客體主要不是公私財產所有權，而是合同信用和市場秩序。0對該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標準也應是對合同信用和市場秩序的破壞程度，如訂立合同的份數、次數、頻繁度、誠信度等。但實際上合同詐騙罪定罪量刑的標準仍然是詐騙數額。這說明合同詐騙罪侵害的主要客體仍舊是公私財產權益論文。
　　應當說，合同詐騙的社會危害性主要體現在當事人財產損失，當事人不會因為在訂立、履行合同中被詐騙過而不再以合同形式進行市場交易。所以，筆者認為合同詐騙罪仍然應當設置在侵犯財產權利一章。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刑法規定的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的法定刑設置完全相同，但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規定，合同詐騙罪的立案標準是個人詐騙數額在5000元至20000元以上，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詐騙罪的立案標準是個人詐騙2000元以上。合同詐騙罪是在我國市場經濟日益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型欺詐性犯罪，它不僅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更嚴重擾亂了市場的商業結構及經濟秩序，可見其社會危害性已大大超出了傳統欺詐性犯罪，0按道理其法定刑應當比詐騙罪更重，立案標準應當比后者更低，而實際情況卻是恰恰相反，兩罪的法定刑設置完全一樣，合同詐騙罪的立案標準比詐騙罪的立案標準還要高，如此規定的理由是什么?難道是因為合同詐騙罪的犯罪金額一般都比詐騙罪高?如果司法解釋出于這種考慮，豈非鼓勵犯罪分子詐騙時都盡可能訂立一紙合同?看來，立法和司法解釋對兩罪的法定刑和立案標準規定的合理性值得商榷。鑒于合同詐騙罪侵害雙重客體，筆者建議((刑法修訂時取消合同詐騙罪，同時在詐騙罪一條中增加一款：“在簽訂、履行合同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從重處罰。”三建議將刑訊逼供罪和暴力取證罪設置于妨害司法罪一節刑訊逼供罪和暴力取證罪侵害的客體包括公民人身權利、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司法人員職務的正當性。有論者認為，jt~-罪侵害的法益，首先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其次才是司法活動的正當。①從《刑法))的這一設置看，立法者也應當是認為該兩罪侵害的主要客體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權利。但筆者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刑法》規定，刑訊逼供、暴力取證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定罪從重處罰，這只是一款轉化犯規定，或者說是注意規定，即只有當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犯罪使用暴力程度升級，導致傷殘、死亡結果，犯罪構成轉化為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罪時，才以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定罪從重處罰。⑦也就是說，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本身對公民人身的傷害僅限于傷殘以下。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的直接后果不僅在于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肉體上、精神上造成傷害，更背棄和踐踏了法律，敗壞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聲譽，且極易造成冤假錯案。國而一個冤案對公民造成的傷害可能是幾年、幾十年人身自由的剝奪甚至生命的喪失，并且由此造成的對程序公正的破壞及對司法公信力的損害是無可估量的論文。
　　這種對司法秩序破壞的危害遠遠大于對一個公民造成的傷殘以下的身體傷害。這種危害同時大于一般意義上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瀆職性。因此，就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本身而言，其侵害的主要客體顯然是司法秩序和司法公信力，而不是公民人身權利。刑法》對某一個罪的章節設置，應當以該罪本身侵害的主要客體為依據，而不能以該罪轉化后的重罪所侵害的主要客體為依據。對于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而言，就是不應當以該二罪轉化后的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侵害的客體作為設置章節的依據。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刑訊逼供罪和暴力取證罪設置在妨害司法罪一節中更為合理，更能體現立法打擊此類犯罪的宗旨所在。并鑒于該二罪侵害多重客體，而其法定刑卻和故意傷害致人輕傷的法定刑設置完全一樣，未能體現該二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建議適當提高該二罪的法定刑設置，④或者附加一款：“致人輕傷的，從重處罰。”以使刑訊逼供、暴力取證致人輕傷的犯罪罪刑更相適應。
　　四、建議將虐待被監管人罪設置于瀆職罪一章監管人員體罰、虐待被監管人員在1979年刑法》典中屬于瀆職犯罪，1997年《刑法》修訂時將其設置于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一章，說明立法者認為該罪侵害的主要客體是公民人身權利。
　　也有論者認為：“監管人員違反監管法規，對被監管人實行體罰虐待，不僅侵犯了被監管人的人身權利，而且也妨害了監管活動的進行。”@這一觀點就強調被監管人員的行為首先侵犯的是被監管人的人身權利。
　　但是，筆者認為，該罪侵害的客體包括公民的人身權利和監管人員職務的不可褻瀆性，其中主要客體應當是后者而非前者。根據前面對刑訊逼供罪、暴力取證罪的分析，虐待被監管人致人傷殘、死亡的，以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定罪從重處罰，也只是轉化犯規定，也就是說規定的是虐待被監管人罪轉化為重罪后的定罪處罰，不能以此作為對虐待被監管人罪本罪的刑法章節設置的依據。而監管人員對被監管人毆打或者體罰虐待，對被監管人造成的心理傷害可能更甚于身體傷害。因為被監管人本來就容易產生人格上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對此，監管人員本應以平和、理性、文明、規范的執法理念，充分尊重被監管人人格，保障其合法權益，給予其必要的關懷和幫助，體現司法人文關懷，以此感化被監管人，促使其盡快得到教育改造，從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如果相反，監管人員反而利用本來就居高臨下的強勢地位，濫用職權，為了發泄私憤或者出于其他不良動機而毆打或者體罰虐待被監管人，則必然引起被監管人的極度敵視和仇恨。受到虐待的被監管人對實施虐待的監管人員的仇恨心理，可能衍化為對整個司法制度的仇視，這不僅不利于對被監管人的教育改造，而且嚴重損害了執政黨的形象，損害了司法公信力。同時，因為被監管人生活密集，被監管人的思想容易產生交叉感染，這種仇恨和仇視就極有可能漫延開來，形成一種對監管人員群體的公憤，嚴重危及監管場所的正常秩序。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虐待被監管人罪主要的社會危害體現在監管人員的瀆職性，建議設置于瀆職罪一章。此外，鑒于該罪法定刑中有一檔加重處罰法定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顯然這檔法定刑中應當包括虐待被監管人致人重傷但未致嚴重殘疾的情形，①因此建議將該罪的轉化犯規定修改為“以特別殘忍的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致人死亡的，依照本法第條、第232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從而形成合理的法定刑刑罰結構，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
　　五、建議將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設置于危害國家安全罪一章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神圣職責，也是中華民族得以振興，社會主義現代化得以實現的根本保證。我國憲法》第4條明確規定：“禁止對任何民族進行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為。”我國有著悠久的民族大團結光榮傳統，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和睦相處，共同構成和諧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但是，民族問題仍然是我國國家治理的重要核心問題之一，因為民族問題關乎國家安危大計，民族問題處理不好，必然會危及國家安全。特別是在當前國際形勢風云變幻的情勢下，境內外反華勢力仍然對我國虎視眈眈，仍然有極少數民族分裂分子一意孤行，妄想分裂祖國，蓄意制造民族矛盾，謀劃民族分裂活動。而且現實社會中還存在大漢族主義等破壞民族團結的因素存在。這些歷史因素和社會現實向立法者提出了全面而具體地保護民族平等、團結、互相的關系，有效打擊侵害民族平等權利的犯罪的要求。
　　新刑法設立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正是同蓄意離間民族關系和破壞民族團結的行為進行斗爭的有力武器。④煽動民族仇恨，是指對民族的歷史及現實中某些現象進行渲染，或捏造并散布某種虛假事實，公然掀起民族之間的強烈憎恨；煽動民族歧視，是指利用民族歷史、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等差異，公然煽動其他民族對之鄙視、排斥、限制，損害民族平等。該罪的客體是各民族的平等和民族和睦關系。。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的目的，就是要破壞民族大團結，在各民族間挑起爭端，使不同民族之間相互為敵，進而引發民族沖突，最終實現民族分裂的陰謀。而民族分裂必然破壞社會穩定，危及國家安全，因此，筆者認為((刑法有必要將此罪設置于危害國家安全罪一章，從而揭示此罪具有的巨大社會危害性，加大對此罪的重視和打擊力度。此外，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侵害的對象是某個民族，而刑法第4章是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侵犯的客體是公民個人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且本章中其他個罪侵害的對象都是公民。顯然，民族是和國家、社會相并列的集合概念，公民只是個體概念。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傷害的不是具體的某個民族中的個體，而是某個民族的整體感情。其帶來的危害可能是對某個民族的仇恨、歧視，而不是針對某個民族公民的仇恨、歧視。所以，從這一點上看，該罪的犯罪客體也應當是社會秩序、民族利益和國家安全，將該罪設置于危害國家安全罪一章更為合理。
　　六、建議將破壞生產經營罪設置于擾亂市場秩序罪一節在1979年刑法中曾設有破壞集體生產經營罪，新刑法將該罪修改為破壞生產經營罪，理由在于“變破壞集體生產為破壞生產經營是法律適應客觀形式發展的必然趨勢，其為加快生產的發展，穩定社會經濟秩序及時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武器。”①該罪在1979年刑法中原屬于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一章，新((刑法將該罪設置于侵犯財產罪一章，其立法緣由可能在于立法者認為破壞生產經營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通過破壞財產的方式實施的。筆者認為，新刑法的這一調整是值得商榷的。
　　主要理由是：第一，破壞生產經營罪的罪名表述已經鮮明體現了其客體特征，即侵犯的客體是生產經營活動的正常進行，⑦而非公私財產所有權。毀壞機器設備、殘害耕畜只是行為人破壞生產經營的手段，不是目的。如果行為人實施毀壞機器設備、殘害耕畜等行為的目的是侵犯公私財產所有權，則其行為當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所以，破壞生產經營罪與故意毀壞財物罪在犯罪客體上的不同正是區別二罪的關鍵所在。第二，破壞生產經營犯罪雖然多數情況下是通過毀壞機器設備、殘害耕畜等破壞財產的方式實施，但這并不是破壞生產經營的唯一方式，這也不應當成為該罪歸屬于破壞財產罪一章的理由。第三，經營權在本質上是一種經濟性權利，經營秩序是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刑法))第3章便設有擾亂市場秩序罪一節。既然破壞生產經營的行為本質上在于破壞市場經營秩序而不是在于對財產權權益的損害，那么將該罪設置于破壞財產罪一章就是欠科學的。④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將破壞生產經營罪設置于侵犯財產罪一章是欠合理的。建議將此罪設置于第章第8節中，作為擾亂市場秩序犯罪的一種。
　　此外，筆者認為，刑法將破壞生產經營罪的犯罪動機限于“泄憤報復或者其他個人目的”也是值得商榷的。實踐中，破壞生產經營犯罪并非均是出于泄私憤、報復或者其他個人目的，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單位出于不正當競爭等動機，為了單位利益實施的破壞其他單位正常生產經營的行為也并不鮮見。按照刑法規定，這種單位實施的破壞生產經營行為顯然就難以定罪。因此，筆者建議對該罪增加單位犯罪一款，并刪除“由于泄憤報復或者其他個人目的”這一限制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