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刑罰輕緩化是人類歷史發(fā)展進程中不可逾越的必然趨勢,我國與發(fā)達國家的國情差距,決定了我國的刑罰制度不可能達到發(fā)達國家的那種輕緩程度,但我國新刑法的指導思想、實質精神以及刑法的執(zhí)行措施和部分總則與分則的修訂中都已經體現了輕刑化這種價值取向的觀點。
　　關鍵詞:新刑法論文;刑罰輕緩化論文;輕刑化論文
　　要對我國刑罰輕緩化的問題展開研究,應首先對刑罰輕緩化界定明確的概念。所謂刑罰輕緩化,是指刑罰在其歷史的發(fā)展進程中凸現的由嚴刑峻罰向輕緩人道轉變的一種走向,一種趨勢。換言之,刑罰輕緩化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概念,是刑事立法在刑罰方面的一種價值取向和發(fā)展趨向,是一個動態(tài)而不是靜態(tài)的過程。因此,只有把刑罰輕緩化置于其歷史的發(fā)展進程來考察,才會顯示出這一動態(tài)的規(guī)律論文。
　　從當前來看,學術界和實務界陷入一股批評我國刑法典乃是一部重刑法典的浪潮中,指責我國重刑的刑罰結構和法官量刑偏重的重刑情結,聲言我國刑罰遠遠跟不上當今世界的刑罰輕緩化發(fā)展潮流,提倡對我國刑罰改革以順應世界發(fā)展趨勢,如此種種。無可否認,刑罰輕緩化是人類歷史發(fā)展進程中不可逾越的必然趨勢,亦是世界各國刑事立法的大趨向而這并意味著我們能超越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當前人民群眾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盲目的把我國的刑罰與發(fā)達國家的刑罰進行對比,持此論者往往是忽視了一個國家刑罰的嚴厲或輕緩與否,取決于該國的平均價值觀念和國情這一大前提,需知我國的國情和發(fā)達國家存在不少的差距,其法律制度一般都經過了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沉淀,才有今天與其國情、國民生活水平、民眾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刑罰制度,若我國一味的以發(fā)達國家為參照物和標準,無視我國的時代特征和國民平均價值觀念、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水平,操之過急的生搬硬套所謂的發(fā)達國家的先進刑罰制度,必然落入欲速則不達乃至失敗的窠臼。我國與發(fā)達國家的國情差距,決定了我國的刑罰制度不可能達到發(fā)達國家的那種輕緩程度,跟發(fā)達國家的一些刑罰種類相比,其在我們國家尚不具有“懲罰性”這一刑罰的特征。例如,禁止駕駛已經是不少國家的刑罰方法,其懲罰性質也相當明顯;而我國現在是顯然不可能將禁止駕駛駕駛作為刑罰方法論文。
　　由此看來,不應不切實際的崇尚發(fā)達國家的刑罰,順從國際潮流,而應該結合我國特定的國情和犯罪狀況理性的看待輕刑化問題,事實上,我國刑事立法并沒有跟世界范圍刑事立法輕刑化的趨勢相矛盾,也并沒有像有些學者指責的重刑色彩嚴重,通過79刑法和97刑法的對比,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國的刑法已經從客觀主義的立場出發(fā),一定程度上是朝著刑罰輕緩、寬和方向即輕刑化的方向發(fā)展,這可以從新刑法的指導思想、刑罰的執(zhí)行措施以及部分總則與分則的修訂中得到體現。正如德國著名學者威廉•馮•洪堡教授所言:“刑罰的完善總是———不言而喻,這是指在同樣有效的情況下———隨著刑罰的寬大程度一起并進。”
　　一、從刑法的基本原則看刑罰輕緩化一)從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看刑罰輕緩化年舊刑法規(guī)定我國的刑事政策為“懲辦與寬大相結合”,97年刑法修訂時仍然以這一政策為指導思想。在修改的過程中,陳興良教授也提倡應該堅持這一指導思想,一定要防止由于我國長期“嚴打”的所造成的重刑觀念而影響刑法的修訂,需知道,即使主要矛頭是“懲辦”,可是一定要與“寬大處理”這一指導思想相結合,力求做到“寬嚴相濟”。[4]“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指導思想貫徹在刑法分則的修訂就是“嚴而不厲”,即立法者在犯罪構成的設計上務必做到嚴密罪狀,避免犯罪行為人輕易的規(guī)避刑法責難,但是在個罪法定刑的設置上則要體現出不苛厲的方針。[5]正是這些原則從立法思想、立法技術上對刑法修訂作了宏觀的指導,從現行刑法來看,很好的貫徹了懲辦與寬大相結合這一刑事政策,在制刑、量刑和行刑等方面均有體現,貫穿到了全部的刑法內容當中。如設置了輕重銜接、主附配合的刑罰體系;確立從舊兼從輕原則根據刑事責任能力的大小,犯罪形態(tài)的不同,共同犯罪的主次作用,犯罪分子的罪后表現來區(qū)別對待;行刑期間的是否改惡從善的不同表現而適用減刑、假釋等等論文。
　　二)從罪刑法定原則看刑罰輕緩化新中國成立后,因受“左”的思想影響,法制建設發(fā)展緩慢,建國三十年才頒布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在該法中,沒有確定罪刑法定原則,相反地卻規(guī)定了刑法的類推制度,其適用忽略了刑罰的人權保障機能的價值取向。因此,修訂后的新刑法在第三條就明確規(guī)定:“法律明文規(guī)定為犯罪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guī)定為犯罪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條文規(guī)定結束了我國刑法類推制度的歷史,以堅定的立場、鮮明的態(tài)度、莊嚴的條文,將罪刑法定原則寫入了刑法典。這一規(guī)定標志著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的正式確立,保證了那些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的行為不受刑罰處罰,從而減少了罪犯;罪刑法定原則將刑罰的適用條件和適用內容從法律上作了規(guī)范,將刑罰的啟動和運行納入法治的軌道,限制了司法官員濫用權力侵害公民自由和權利的可能性,避免了司法實踐中法官比照法律罪刑擅斷的現象發(fā)生。體現著人權保障和刑罰輕緩的價值取向論文。
　　三)從罪刑相適應原則看刑罰輕緩化新刑法第5條規(guī)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是我國刑法明文規(guī)定的“罪刑相適應原則”,其實從理論淵源上考察,該原則是從罪刑階梯論演變而成的罪刑均衡論,該理論的出發(fā)點是對重刑主義和酷刑觀念的制衡,其蘊涵了刑法輕緩化思想的萌芽,罪刑相適應原則所涵括的內容主要是犯罪和刑罰之間的關系問題,換言之,罪刑相適應原則要求犯罪與刑罰之間應當保持適當且均衡的比例。陳興良教授指出:罪刑相適應原則體現了刑罰的人道性和寬和性。[6]學者邱興隆教授同樣認為:“罪刑均衡的思想標志著刑事法歷史告別重刑威懾主義,跨入合乎理性時代。”
　　從我國新刑法的修訂來看,分則對各個罪名所配置的法定刑幅度是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對舊刑法的重刑情節(jié)作了很大的糾正,且很好的兼顧了刑法的謙抑性和人道性,體現了輕刑化的價值取向。
　　二、從刑法總則的相關修訂看刑罰輕緩化一)取消類推制度。如前所述,我國97刑法明文規(guī)定了罪行法定原則,確立“無罪推定”的科學刑法理念,從而取消了類推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司法實踐中罪行擅斷的現象發(fā)生論文。
　　這一立法順應了刑事法治發(fā)展進步的潮流,是輕緩化的重要體現。
　　二)不僅縮小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范圍,而且擴大對限制責任能力人的從輕減輕處罰范圍。修訂后的新刑法,其首先在第17條規(guī)定“??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該負刑事責任。”可見該主體只對八種明文規(guī)定的行為負刑事責任其刪除了舊刑法規(guī)定的慣竊罪及其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罪一定程度上縮小了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范圍,并且配套改革了死刑執(zhí)行制度即對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不再適用死緩這一舉措能最大限度的挽救失足少年和預防青少年犯罪;爾后在第18條將“尚未完全喪失或控制增加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這一類限制責任能力人納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范圍,對這兩類特殊群體設計人道性的刑罰規(guī)制范疇和配置科學的刑罰幅度,很好的體現了輕緩化的價值取向。
　　三)對防衛(wèi)過當的概念作了更為精密的限定,從而放寬了對公民正當防衛(wèi)權規(guī)定。修訂后的97刑法第20條規(guī)定“??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該條文和79年刑法對比,補充了“明顯”和“重大”這兩個程度副詞,這樣一來,在舊刑法中一些屬于防衛(wèi)過當的行為,而新刑法均不做刑事犯罪行為看待,且對正在進行的行兇、搶劫、強奸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行為賦予了人民特殊防衛(wèi)權,鼓勵人民和犯罪行為作斗爭。這些都是修訂后的新刑法的特意為這種社會危害性較小的防衛(wèi)過當行為設計的一種從輕處理方式。
　　四)限制適用死刑,對處以死刑的犯罪作了嚴格的限制。
　　修訂后的新刑法對適用死刑的表述更為規(guī)范,將舊刑法規(guī)定的“罪大惡極”修改為“罪行極其嚴重”,“罪大惡極”在司法實踐中不好把握,且容易誤導人從主觀惡性上來給犯罪行為定性,有主觀定罪的危險,故是不可取的,而修訂后的新刑法第條表述為“罪行極其嚴重”則傾向于從犯罪行為給被害人和社會造成的實質危害來適用死刑,即從客觀危害的程度來衡量,這不僅符合罪刑法定的鐵則,且給了執(zhí)法者一個易掌握的客觀標準,在司法實踐中很好操作,大幅度的降低了死刑的適用。新刑法在死緩的執(zhí)行上也作了更為人性的修改,其將死刑緩期執(zhí)行減為無期徒刑的適用條件由舊刑法規(guī)定的兩年期滿后的“確有悔改”修訂為“沒有故意犯罪”,這樣修改不僅在司法實踐中易于從客觀上把握和更好操作,且有效的削減了實際執(zhí)行死刑的人數。可見,在死刑的限制上我國的刑法也有了很大的進步。
　　五)完善了沒收財產刑規(guī)定。考察域外的刑事立法,很多國家的刑事立法都沒有沒收財產這一刑罰制度,因為沒收財產不僅徹底的剝奪被受刑人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且必然會連累其無辜的家人,喪失了刑罰的人道性,這是正義的法律所不允許的,因此很多國家的憲法都明文規(guī)定,禁止規(guī)定和適用沒收財產刑。我國刑法雖然有沒收財產刑的規(guī)定,但新刑法修訂沒收財產刑的規(guī)定時,在第59條增加了“沒收全部財產的,應當對犯罪分子個人機器撫養(yǎng)的家屬保留必需的生活費用”這一內容,這和舊刑法的第55條相比,明顯是進步了彌補了沒收財產刑在人道性上的欠缺,即使和先進國家的刑罰制度里無沒收財產刑相比,尚有差距,但新舊刑法的比照不可否認我國刑罰在這一制度上輕緩和更為人性的趨向。
　　其它如刑法明文規(guī)定對沒有造成損害的中止犯,應當免除處罰;擴大自首的范圍,放寬對立功的認定,從而在量刑制度為輕刑化處理留下余地;重申若干種非刑罰處理方法,為法院對某些情節(jié)極其輕微的犯罪實行非刑罰化提供了法律依據;在刑法的溯及力上,再次強調“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在緩刑、假釋、減刑制度的相應配套修改等等,均體現出新刑法的寬和性和人道性,順應刑罰輕緩化的要求。
　　三、從刑法分則的相關修訂看刑罰輕緩化我國刑罰輕緩化的表征主要是修訂后的刑法分則在各罪的法定刑配置與舊刑法相比,明顯輕緩了許多,其主要體現在生命刑、自由刑、財產刑和資格刑這四個層面的完善與進步。
　　一)削減生命刑。新刑法在死刑問題上,始終堅持“少殺慎殺”的指導思想,從我國的國情出發(fā)最大限度的減少死刑的適用。據有關統計,我國79刑法分則中,有7個條文規(guī)定了28個死刑罪名,之后的單行刑法即《決定》和《補充規(guī)定》中29個條款規(guī)定了40個死刑罪名,共計有36個條文規(guī)定了個死刑罪名,而在97年刑法中,在42個條文規(guī)定了69個死刑罪名。[8]單單從條文上來說看不出進步,而從所在比例和篇幅來比較,則大有文章,79年刑法總共只有192個條文,死刑罪名所占比例為35142%,而新刑法卻452個條文,死刑罪名所占比例約15%,從中我們可以很直觀地看出新刑法在生命刑方面的削減幅度。比方說盜竊罪,舊刑法規(guī)定對盜竊罪適用死刑的條件是“數額巨大”,而修訂后的97刑法規(guī)定盜竊罪適用無期徒刑或死刑的情形僅僅限于“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的”和“盜竊珍貴文物,情節(jié)嚴重的”,可見,對于現實生活中案發(fā)率極高盜竊罪作這樣的修訂,大大減少了司法實踐中因犯盜竊罪而判處死刑的人數。修訂后的新刑法,死刑集中適用于少數惡性犯罪,而圖利犯罪和經濟犯罪適用死刑減少,特別是極少為新增加的罪名配制死刑。不可否認,即使刑法修訂后在生命刑的適用上跟某些先進國家的刑罰制度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相對于我國的司法現狀,尤其是和舊刑法相比,已經是一大進步了。
　　二)縮短自由刑。在自由刑方面,修訂后的新刑法分則在有些條文直接修改了犯罪構成要件來限制自由刑的適用而有些條文則增加了適用輕緩的拘役、和我國所特有的刑罰制度———緩刑的相關條款。具體的表現主要有:1、直接降低了刑法分則中某些個罪的主刑刑期幅度。例如修訂后的刑法第264條將盜竊罪數額較大的刑期由舊刑法規(guī)定的“5年以下有期徒刑”修訂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將數額巨大的刑期由舊刑法規(guī)定的“5年以上10年以下”修訂為“3年以上10年以下”、將數額特別巨大的刑期由舊刑法規(guī)定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修訂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見,對盜竊罪的刑期幅度作了不同程度的補充與完善,法網嚴密但刑罰不苛厲;2、直接或間接提高某些罪名構罪標準及法定刑幅度的數額規(guī)定。如貪污罪,其最低的法定刑數額由舊刑法要求的的2千提高到5千,最高的法定刑數額從舊刑法規(guī)定的5萬提高到10萬,受賄罪、挪用公款罪等也作了類似的立法完善,新刑法所作的這些修訂從側面說明了舊刑法所規(guī)定的一些違法犯罪行為現在均不認定為犯罪從而對刑罰的規(guī)制范圍進行了合理的調整,有效的收縮了處罰范疇;3、對某些罪名在舊刑法原條文的規(guī)定直接進行刪減。
　　對于一些犯罪的成立,修訂后的新刑法不再要求其以某種特定目的為前提條件,如將反革命殺人罪歸入故意殺人罪,分則第三章第五節(jié)規(guī)定了金融詐騙罪,其規(guī)定的具體犯罪實際上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但其第194條至第198條沒有明文要求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是通過對客觀行為的描述,使得我們認為只要實施了其規(guī)定的客觀行為,就說明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①(修訂后的新刑法分則這種重視客觀因素的規(guī)定還有很多,其由舊刑法側重于考察主觀因素向重點考衡客觀因素的轉變恰好說明了我國的刑罰正在不斷的調整和收縮其規(guī)制范圍,逐步的走向寬和、輕緩與人道,逐漸的順應國際刑事立法的輕刑化潮流。
　　三)增加財產刑。新刑法在修訂時秉著“符合經濟形勢發(fā)展的需要”為落腳點,以輕刑化為方向標,對分則中的某些個罪不同幅度的配置財產刑或直接將自由刑改為以財產刑處罰。主要表現為,跟舊刑法的條文相比,修訂后的新刑法在分則中所規(guī)定的可以并處或單處罰金的條文和罪名不僅有大幅度的增加,其規(guī)定的適用的范圍與舊刑法相比也要寬廣很多。
　　比如新刑法在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一章中一改舊刑法倚重自由刑的做法,其大量增設罰金刑,在該章中對罰金刑與自由刑采取雙管齊下的規(guī)定,大約有90種罪名掛有罰金刑,為了使罰金刑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可操作性和把握性,還采用“倍比”的方法予以規(guī)定。而對有些沒有給社會造成重大損失,且人身危險性較低,將其置于社會中改造,確實不會再實施危害社會和他人的犯罪行為人,可不處于自由刑,不限制其人身自由,而是僅處以輕緩的財產刑。不難看出,新刑法在罰金刑的規(guī)定符合當前國際刑罰輕緩發(fā)展的趨勢。
　　四)完善資格刑。在資格刑方面,修訂后的刑法分則主要是在剝奪政治權利內容上予以更新與完善。新刑法明確規(guī)定“獨立適用剝奪政治權利的,依照本法分則的規(guī)定。”在舊刑法中“剝奪政治權利”只能附加適用,新刑法的這一規(guī)定清晰的表明了“剝奪政治權利”現在可按照分則的相關規(guī)定獨立適用而不再像舊刑法那樣只能附加適用于主刑之后;另外,舊刑法對剝奪政治權利的內容規(guī)定模糊,而新刑法對剝奪政治權利的具體內容明確化,從而使資格刑的適用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可操作性,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新刑法把剝奪擔任“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的主體范圍縮小到“國有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和人民團體”,以上的修訂,均表明了新刑法在資格刑問題上的輕刑化傾向。
　　當然,修訂后的新刑法在分則方面除了上述較為明顯的修訂外,另外許多條文的修訂同樣體現出我國新刑法分則設置的刑罰具有輕緩化的取向,僅僅上述的變化都足以說明了立法者已經意識到我國舊刑法采用重刑主義所衍生的一系列弊端,正在有意識的逐漸的推進我國輕刑化的進程。
　　四、結語在刑罰輕緩化已成為世界刑事立法的趨勢和歷史必然的今天,我們要有理性的態(tài)度,不能過于急躁和求全責備,正如陳興良教授所言:“刑法發(fā)展史,即是刑法從嚴酷走向寬容的歷史。刑法的寬容性只不過是社會寬容性的確認,因此對刑法寬容性的考察應當立足于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