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關于“致人死亡”的立法規定，在我國1997年刑法中有大量增加。這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有利于刑法機能的發揮。同時針對存在的不合理之處，應根據其是否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進行修改和完善。
　　關鍵詞:致人死亡論文，刑法意義論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論文
　　
　　一、我國刑法中“致人死亡”的立法評析
　　（一）順應客觀主義的立法趨勢論文
　　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是刑法理論新舊兩派在犯罪論中爭議的集中體現。主觀主義又稱行為主義，它以行為人作為犯罪論的基石，而行為主要通過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來描述。客觀主義又稱行為主義，即以行為為基石建立的犯罪論體系。客觀主義在對行為描述時主要是從行為客觀方面入手，以行為的客觀外在表現說明行為的性質，而反映行為客觀性質的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便是由行為而產生的危害結果。在客觀主義那里，客觀行為及其實害是刑事責任的基礎，具有根本意義；而在主觀主義那里，客觀行為只是行為人危險性格的表征，不具有基礎的意義。“致人死亡”在現行刑法中的大量使用，加大了客觀結果在決定刑事責任大小有無中的作用，使其在刑事責任中起主要作用，充分體現出現行刑
　　法傾斜于客觀主義的趨勢。
　　（二）有利于實現罪刑法定原則論文
　　罪刑法定原則即“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它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具有最為突出的地位。其基本要求是：其一，罪刑法定化，即犯罪和刑罰必須有法律事先加以明文規定，不允許法官的擅斷。其二，罪形實定化，即對構成犯罪的行為和犯罪的具體法律后果，刑法應做出實體性的規定。其三，罪刑明確化，即刑法的條文必須文字表達確切意思清楚，不得含糊其辭、模棱兩可。
　　（三）有利于刑法機能的發揮論文
　　在此，刑法機能的發揮主要體現在刑法法益的保護和自由的保障上。對刑法法益的保障主要體現在預防和懲罰上，并相對應予立法和司法兩個層面上。立法者通過立法從而將某種侵犯法益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并做出相應的刑罰制裁，對社會公眾造成心理強制，使一些人畏懼受到懲罰而放棄犯罪，預防了某些犯罪的發生，保護了一定的法益。在司法階段，司法機關對行為人的違法進行制裁，否定其行為使被破壞的秩序恢復，達到法益保護。現行刑法明確將“致人死亡”規定為犯罪的構成要件和加重處罰的條件，要求司法人員規定適用相應刑法，使行為人不敢輕易實施犯罪。在自由保障上，“致人死亡”的規定相對于情節嚴重、情節惡劣、后果嚴重等模糊用語，使刑法內容更加明確，國家權力受到限制，從而有效的避免了司法人員過分注重犯罪人的主觀因素，從主觀到客觀的認定犯罪，從而侵犯公民自由。另外，“致人死亡”的相對明確性使國民更好的預測自己行為的法律后果，大大增加了國民自由的空間，使國民權利得到更好的保障。
　　二、我國刑法中“致人死亡”的立法完善
　　完善“致人死亡”的立法是罪刑法定和罪刑均衡的要求。基于我國現行刑法關于“致人死亡”的規定存在一定的缺陷，筆者提出以下完善立法的建議：
　　（一）明確規定“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論文
　　目前學理上根據刑法條文對“致人死亡”規定的罪狀內容和刑罰輕重的不同將“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分為單純故意型、單純過失型、故意和過失混合型，但對其中某些規定的罪過形式，我國刑法理論界還存在廣泛的爭議。值得借鑒的將“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侵害國民自己行為的可預期性予以明確規定化和單一化的做法有兩種：一種是把行為人對加重結果的故意規定為結合犯，而過失規定為結果加重犯，法定刑上結合犯高于結果加重犯。另一種是在同一刑法條文中將“過失致人死亡”和“故意致人死亡”分開加以規定。這種情況是很值得借鑒和推廣的。
　　（二）合理明確的界定“致人死亡”的犯罪對象
　　我國現行刑法中對“致人死亡”的對象即人的范圍有的特定了，有的沒有特定，并且一些對象用語本身也存在模糊性的情形。筆者認為應對不同的犯罪對象可能侵害的主體合理明確的界定“致人死亡”犯罪對象的范圍。
　　（三）合理設定“致人死亡”的法定刑論文
　　1．改變現有的法定刑設置模式。我國現行刑法“致人死亡”的立法中36個罪名的法定刑將死亡與重傷合并規定處罰，13個罪名將致人重傷、死亡與造成重大財產損失合并規定，這種立法模式自然是不合理的。對此，國外刑法將致人重傷、死亡作為兩種不同的犯罪的做法還是很值得借鑒的。
　　2．區分致人死亡的主觀罪過（故意和過失）處刑，行為人具有更大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其可譴責性更大，為更好的預防犯罪，應對故意致人死亡行為人處以更為嚴重的刑罰，在立法上將二者法定刑分別加以規定以示區別。
　　3．“致人死亡”的死刑要削減。基于保護人權的國際潮流的影響，刑法界對廢止死刑的呼聲愈來愈烈，而我國刑法中“致人死亡”的死刑規定偏多。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限制：（1）“致人死亡”的結果加重犯情形原則上應取消死刑。（2）對非暴力性的犯罪的“致人死亡”不適用死刑。（3）減少“致人死亡”的絕對確定死刑的適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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