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車時要集中精力，不然有可能對自己或者他人帶來一定的傷害，我國對文明駕駛上也有一些相關的法律規定，本文主要通過對“盲駕入刑”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進行了一些分析，文章是一篇職稱論文發表范文。

　　摘 要 開車時玩手機或者手持終端設備造成的一種分神行為，被稱為“盲駕”。在刑法修正案(九)審議過程中，有的人大代表建議將這一行為納入刑法，引發社會各界關注。目前來看，“盲駕”行為已經成為交通安全的一個新的隱患，本文試圖從立法角度分析討論該行為是否有必要被納入刑法，進而對“盲駕入刑”的可行性問題進行初步思考。

　　關鍵詞 盲駕入刑,道路交通安全,公共安全

　　作者簡介：李然，北京市密云縣人民檢察院。

　　“盲駕”不是閉著眼睛駕駛，而是駕駛員在駕駛機動車過程中玩手機或其他手持終端而不看路的危險行為。隨著現代科技的進步和3G/4G網絡的發展，智能手機和其他手持終端設備迅速普及，“低頭族”越來越多，在駕駛中低頭玩手機等行為已經構成交通安全的一個新的隱患。“盲駕入刑”，類似于“酒駕入刑”，就是將開車玩手機等行為認定是一種犯罪行為，納入刑法條文中予以懲戒。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議初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有人大代表建議將“盲駕入刑”，將駕車時玩手機或其他手持終端的行為列入刑法條文當中。人大代表建議對“玩手機或其他手持終端的行為”進行規定，認為目前在駕駛中玩手機或手持終端的現象很嚴重，具有一定危險性，需將此類行為納入刑法條文，以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人大代表之所以建議“盲駕入刑”，是因為“盲駕”和“醉駕”一樣，嚴重危害了公共安全、道路交通安全。

　　一、“盲駕入刑”的必要性

　　雖然“盲駕入刑”只是部分人大代表的提議，2015年8月29日最終審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中也沒有涉及，但對于這一問題，關注者頗多，主要形成了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開車玩手機或其他手持終端的行為，比醉駕和毒駕危害程度更大，引發的交通事故呈明顯增勢，行政處罰力度還不夠，應予以刑罰處罰;第二種觀點主張，“開車玩手機”的危害程度應區分場合和地點，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全部加以刑罰，比如不能將在高速開車玩手機和在等紅燈時玩手機等同處理，應根據危害程度定罪量刑;第三種觀點則認為，“盲駕”雖不可取，但若要上升到刑法層面，未免有點小題大做。立法雖易執行卻難，沒有形成嚴重后果的現有的行政處罰也就夠了，形成嚴重后果則會有相應的法律法規進行懲處。

　　盡管大家對“盲駕”入刑存在爭議，但有一點可以達成共識，就是“開車玩手機”是一種危險行為，具有危害性，爭議點在于這種危害行為是否上升到刑法層面，是否應予以刑罰處罰。筆者認為“盲駕”入刑很有必要，理由有四：

　　其一，“盲駕”危害程度不可小覷。如今隨著手機和網絡的普及，開車玩手機等行為造成的危害程度很大，“盲駕”的危害程度甚至已經超過了“酒駕”。很多國家對此開展了調查，如：美國研究發現駕車時玩手機發生事故的概率遠遠高于正常駕車時，是正常駕駛時的二十三倍;英國研究證實開車時玩手機的反應要比正常情況慢很多，反應時間比正常情況下慢了35%，而酒駕的反應時間才慢21%。 由此可見，我們開車時玩手機等行為要比酒后開車危險得多，“盲駕”危害程度很大。我們已經將“酒駕”入刑，這從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酒駕醉駕現象，為我國道路交通變得更加安全有序提供了保障，如果同樣將“盲駕”納入刑法，將駕車時不玩手機或其他手持終端的觀念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成為每個人的行為自覺，駕駛風險將會大大降低。

　　其二，由于法律的滯后性，我國的規定并不完善。目前，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六十二條規定，駕駛員在駕駛機動車過程中不得有撥打接聽手持電話、觀看電視等妨礙安全駕駛的行為。依據《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我國對“盲駕”行為處以記2分及200元以下罰款。可見，在我國開車時撥打或接聽電話等行為是違法的，但顯然這種違法行為“成本”比較低，僅僅是處以200元以下罰款、扣2分的處罰。事實上，我國立法上對“盲駕”行為的約束和震懾作用并不十分明顯，對刷微博、發短信之類玩手機的行為，也沒有做出具體規定。這是因為我國在制定交通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時，智能手機還尚未普及，由于法律法規的相對滯后性，導致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因此，將“盲駕入刑”可以填補法律空白，完善我國法律法規。并且就目前的司法實踐而言，“盲駕”發生交通事故的案件，一般是按交通肇事罪或者危險駕駛罪裁判的，判決的刑罰難以統一，有輕有重，判決結果不盡相同，這必然會在社會上引起爭議和評論。若是將“盲駕”入刑，就可以明確定罪、統一量刑，可以更加準確地指導司法實踐工作，填補法律在此處的空白，給犯罪分子以足夠震懾。

　　其三，國外已經有很多關于“盲駕”的法律規定。截止到目前，世界上已經有多個國家出臺關于“盲駕”的法律規定，禁止開車有接聽撥打電話等行為。例如：在英國，如果有開車打電話的行為，一旦發現將有可能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如果因發短信等行為分心，造成致死車禍，司機將面臨最高十四年監禁的處罰;在美國，甚至行人走路時發短信都會被罰款，此外美國猶他大學還發明了一種在開車打電話時可強制關閉手機的藍牙汽車鑰匙;在法國，一旦發現機動車駕駛員在開車時以手持的方式使用手機，將在駕照上扣3分并處以最高750歐元的罰款;在日本，嚴禁開車時使用手機，違者將被罰款罰分，甚至拿著手機可能被罰;在新加坡，對開車打電話這一行為采取了初犯最高罰款一千新元、監禁六個月，再犯最高罰款兩千新元、監禁一年的處罰。

　　最后，“盲駕入刑”是維護公民切身利益的保障。如果“盲駕入刑”得到廣大人民群眾支持，將有利于交管工作的開展。把在駕駛中玩手機和手持終端等交通違法行為納入刑法，既是立法順應民意的結果，也表明了立法者對開車玩手機等嚴重危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危險駕駛行為毫不容忍的決心。“盲駕入刑”，為從根本上解決開車玩手機、打電話等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從而維護公民的切身利益。

　　二、“盲駕入刑”的可行性

　　除了必要性，就目前而言，“盲駕入刑”還要面臨可行性、可操作性問題。我們怎么判斷駕駛員的行為是“盲駕”行為?如何判定交通事故的發生是因為駕駛員“盲駕”行為造成的呢?對于“盲駕”行為該采取何種量刑標準?這些問題都是立法者要綜合考慮的。

　　酒駕的實際取證主要是現場調查、固定證據、抽血測試等，每一個程序都是容易操作，可以實現的。不同于酒駕，盲駕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難以固定證據，也不易開展現場調查。筆者認為，“盲駕入刑”的具體操作，我們可以先從營運車輛著手。營運車關乎公共安全且載客量較大，可以通過在車內安裝監控設備、開通乘客舉報熱線等方式，解決“盲駕”取證較難、難以執行的問題。然而這種在機動車上加裝監控設備的做法難以全面推行，對于私家車而言，車內裝監控設備顯然不具合法性，因而，“盲駕入刑”正真的難點在于私家車的取證上。

　　正因為有難點，才更需要立法上的積極作為，保障公共安全。人大代表的建議，引起公眾對這一問題的廣泛關注并展開積極談論，雖然最終未能入刑，已然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也起到了警示和教育的作用。筆者認為，法律作為對社會成員行為的規范，具有滯后性，當某種現象已經出現或是已經比較普遍時，法律要及時發揮其約束作用以降低其危害性。如今“低頭族”已成為社會問題，造成安全隱患，影響生命健康。將“盲駕入刑”，將開車玩手機等行為變成犯罪行為，是適應社會發展變化的必然要求，是一種法律完善、社會進步的表現，具有深遠意義。

　　一個個真實的案例時刻提醒我們，在駕駛機動車過程中，一定不要接打電話，更不能有玩手機等行為。如果有緊急情況實在需要接打電話，建議馬上將機動車停靠在馬路邊上或者安全地帶，或者直接讓副駕駛接聽電話，或者使用耳機、藍牙免提等。總之，嚴格遵守交通法規，避免事故的發生，是為自己、為他人生命安全負責的一種態度和擔當。

　　注釋：

　　林興亮.“盲駕”入刑是法治交通的應有之義.運輸經理世界.2014(11).

　　佚名.“盲駕”入刑不妨參照“酒駕”.安全與健康.2014(12).

　　職稱論文發表期刊推薦《法制與社會發展》雜志創刊于1995年，是由國家教育部主管、吉林大學主辦的法學學術刊物。該刊原為綜合性的法學學術刊物，從2004年起改為理論法學學術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