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即黨的建設的簡稱。黨的建設即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同黨的建設實踐的統一，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的應用。黨的建設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研究黨的建設的理論科學;二是在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指導下所進行的黨的建設的實踐活動;三是作為理論原則與實際行動兩者中介的約法規章。本文是選自省級政法期刊《黨史博采》中的職稱論文范文：國有大中型企業黨建科學化的理性思維。

　　摘要：中國的經濟已走向世界，而世界經濟正在接納中國，未來將成為一個經濟一體化的世界。全球經濟互通性將在經濟流量，經營模式;流通渠道等方面形成互溶。對于國內的很多企業將造成良性的非良性的影響。理性思考國有大中型企業黨建科學化的道路尤顯必要，正視和反思有過大中型企業的改革之路成為我們每一個企業管理者、改革者、實踐者必修課題。

　　關鍵詞：國有大中型企業,黨建,科學化,理性思維

　　一、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的反思

　　改革開放已有三十多個年頭，從最初的計劃經濟到今天的市場經濟，率先挑起改革大旗的正是國企;付出成本最多的也是國企。今天國企的規模仍然占民族經濟的重要比重，然而就其現狀仍然令人反思。

　　根據國家統計局每年公布的39個工業行業數據，在2005～2008年的四年內，國有工業、三資工業和私營工業的全部總資產中，國有工業的比重從55.42%下降為50.10%，三資工業的比重從30.30%變為29.76%，而私營工業的比重則從14.29%上升至20.14%。如果分行業來看，則可以發現，在這39個行業中，國有工業在36個行業中的總資產份額是下降的，三資工業在20個行業中的總資產份額是下降的，而私營工業的總資產份額在39個行業中都是上升的。

　　從不同所有制類型工業所創造的利潤來看，在這四年內，國有工業的利潤總額從6519.7億元上升為9063.6億元，但其占三類工業全部利潤總額的比重卻從51.0%下降為36.4%。同期，三資工業的利潤總額從2005年的4140.8億元增長為2008年的8242.6億元，而其占三類工業利潤總額的比重基本未變，從2005年的32.4%微降為2008年的32.2%。與此相對，私營工業的利潤總額從2005年的2120.7億元猛增至2008年的8302.1億元，占三類工業全部利潤總額的比重翻了近一番，從16.6%上升至32.4%。

　　即使是在一些被指認為明顯存在“國進民退”現象的行業中，國有工業的份額仍然處于下降通道。如在這四年中，國有工業在鋼鐵行業和石油天然氣開采這兩個行業中的總資產比重都下降了1.2個百分點，而煤炭行業中的國有工業總資產份額更是下降了6.7個百分點。

　　簡單講，這深層原因是中國社會對發展、致富和現代化的強烈追求。而對于當代中國社會來講，要想實現經濟發展、民眾致富和國家現代化，一個必要條件是要在經濟領域里不斷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而國有企業制度恰恰是在這一點上無法適應中國社會的基本需要。

　　更重要的是，當今中國正在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而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基本要求是，轉變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確立一種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可長期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這實際上是在資源利用效率方面對中國經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當前，對國有大中型企業，特別是壟斷型企業的改革呼聲甚高，究竟是怎么改革，眾口不一。

　　當前有關國企利潤處置問題的真正難點在于缺信息，因而解決國企利潤處置問題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建立國有企業基本經營信息的披露制度。只有先弄清國企盈利的總體情況，了解其主要來源、盈利原因、基本趨勢、內部使用情況及效益，以及國企利潤運用上的有關機會成本，才能為國企是否應上交利潤以及應上交多少利潤的討論提供必要前提。無此前提，則所有的討論都是空論。

　　國有企業的未來走向是什么呢?有一點事明確的即所有的管理者必須做到利益和風險應對稱。國有企業是企業，也需要發展。從理論上來講，不能說國有企業只能退不能進。國有企業要發展、要進、要做大做強，完全可以。但有一條，即國有企業的發展應遵循公平競爭的原則，依法按市場經濟中的商業化規范行事，而不是憑借政府的行政保護和干預來謀求擴張。那樣的擴張，既無效率，更無公平，長遠來講，對社會和國企自身都無益。

　　以國有企業高管人員的高薪酬為例，國企領導人年薪幾百萬甚至上千萬，應該不應該?對此不好簡單臧否。從現有干部工資制度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薪酬水平遠遠超高過了國家最高領導人，顯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從市場中公司高管人員薪酬的一般水平來看，國有企業，尤其是到海外上市的國有企業，其高管人員的高薪酬就有其合理性。這就要遵照經濟學的一般原則——利益和風險對稱，權利和義務匹配。國企高管人員要想拿市場化的高薪酬，就必須放棄自己的干部身份和鐵飯碗;而若要想保留干部身份和鐵飯碗，就不能拿市場化的高薪酬。否則，一方面享受著市場化的高收入，另一方面卻不承擔市場化的競爭風險，一人既兼得市場化和行政化的好處，又擺脫了市場化或行政化體制所固有的約束和責任，顯然是不合理的。一句話，國企高管的人事制度，要市場化就全市場化，要行政化就全行政化。雙軌并存，短期過渡可以，長期實行弊病極大。

　　總之，改革開放至今，已沒有必要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設立差異性政策，不應該人為地扶持一類企業，抑制另一類企業。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都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必要主體。市場經濟中的政府，以提供基本市場規則為第一要務。應在政策原則上明確，不論國企還是民企，都可以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自由發展，公平競爭，贏者進，敗者退，優勝劣汰。這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正道。而對于國有企業的發展和改革來講，重點應在于推進企業運營的法治化和透明化，并要求其通過公平競爭做大做強。

　　二、國有大中型企業面臨的矛盾的正視和反思

　　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及社會生產資源的不斷發展以及新舊體制的不斷磨合中，很多在改革初期中沒有出現的矛盾日益凸顯，作為國有大中型企業黨建和經濟改革科學化推進過程中，對這些矛盾必須科學分析認真解決。

　　第一個矛盾是國有企業“所有者虛置”與市場競爭對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間的矛盾。所謂“所有者虛置”不是說沒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這樣的“所有者”不能切實負起應有的責任。這是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但在市場競爭趨于激烈的新環境下，對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質量”不同，企業競爭的后果便會有大的差別。在企業擴權的背景下，相當多的企業，特別是從差到好的老企業，改革以來“從無到有”的“新國企”，高層經營者實際上掌握了大部分剩余控制權和部分剩余索取權。合理的不承認，非法的管不住，經營者行為陷入了矛盾、扭曲的狀態，確實有人完全是“吃”、“挖”公有制，也有人是“正路”不通而走“邪路”的。

　　第二個矛盾是國有資本事實上的部門、地區所有與生產社會化程度提高之間的矛盾。國有資本名義上或法律上歸國家所有，大多數實際上是部門、地區所有，已是不爭的事實。在非市場化的環境中，國有資本要有運營的實際可能性，“條塊分割”是無法避免的選擇。對“條塊分割”的弊端，已有諸多分析，如人為割斷生產經營內在聯系、重復建設和地區封鎖等。

　　第三個矛盾是國有經濟戰線拉得過長與隨著市場競爭的擴展而出現的“市場失效”問題之間的矛盾。準確地說，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這個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足以成為問題，因為當國有經濟一統天下時，不存在其“戰線過長”的問題，當市場經濟未得到大的發展時，也不可能存在“市場失效”的問題。這個矛盾一旦突出起來，一個隱含的前提就是市場經濟已經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近來強調國有經濟縮短戰線、調整結構，就是以市場經濟在我國的資源配置中開始發生基礎性作用，特別是競爭性行業的市場競爭加劇為背景的。在這一背景下，國有經濟在競爭性領域并無確定的優勢可言，雖然也可以找出具有競爭力、表現優秀的國有企業，但大多數企業卻陷入困境。

　　上面述及的三個矛盾相互交織，不完全處于一個層次，但仍然可以由統一的邏輯加以解釋。不難理解，第三個矛盾是基本的，它需要通過國有經濟的職能轉換和戰略重心的大幅度調整才能解決，其結果很可能是多數或大多數國有資本將會轉入非競爭性領域。在理論上則要求擺脫把國有資本參與的企業看成一般企業的局限。對由于種種原因，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處在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來說(盡管隨著時間推移這部分國有資本將呈現遞減趨勢)，第一個和第二個矛盾是無法回避而且必須解決的，其基本途徑是在引入資本市場的基礎上逐步實現企業產權結構和內部治理結構的“現代化”，其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形成有利于企業長期穩定發展的機制。

　　三、國有大中型企業黨組織的政權化到非政權化的反思

　　產權是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把握好產權結構調整的政策界線和歷史趨勢，關乎我們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穩步實施黨和國家政權體制改革和妥善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的關系。

　　今天，我們在關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關注著產權結構調整問題，并且把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理解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原則。根據這一原則，我們黨一方面十分注重國有經濟的質量和控制力;另一方面，又把非公有制經濟看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鼓勵其發展。黨在理論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是我們調整產權結構的重要依據，也是我們實施國家政權體制改革的認識前提。正確理解和把握我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價值取向，必須把握好黨對社會主義認識的主要觀點：

　　第一，社會主義在經濟上不能沒有優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效率，因而不能不注重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

　　第二，社會主義在政治上不能忽視社會公平，不能忽視人民群眾在國家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和民主權利，因而不能不注重公有經濟的質量和控制力;

　　第三，社會主義要正確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必須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合理調整所有制結構，進而相應地改革傳統的政治體制。從理論上說，解決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效率問題關鍵是要落實資產責任，與所有制并沒有直接聯系，但在生產力水平還不發達、物質財富還不充裕的歷史條件下，要保證經濟發展的效率就必須改變單一的公有制結構。

　　應該特別強調的是，關注現實并不等于不要理想，重視效率也不等于忽視公平。準確把握現實社會主義的內涵必須批判兩種錯誤觀點。一種是完全否定公有制，主張全面私有化的極右觀點。另一種是片面強調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數量和比重，忽視國有經濟質量和效益的極左觀點。這種極左觀點實踐上的危害則是直接導致了改革者處處謹小慎微、如履薄冰，對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弊端自覺不自覺地起了保護作用，嚴重阻礙了國有企業改革進而阻礙了國家政權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

　　產權多元化已經和正在改變著傳統政權結構的物質基礎，新興產權主體在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適應產權結構多元化發展的要求主動調整國家政權體制和黨的執政方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現實任務。

　　企業黨組織定位的非政權化模式是相對于以往企業黨組織定位的政權化模式而言的，是一種不以國家法定權力為依托而主要依靠企業黨組織自身的政治影響來運作的定位模式。企業黨組織非政權化定位是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理性選擇。把握好國有企業改革的大局，必須對以往企業黨組織的政權化定位模式進行理性反思，必須深入分析企業黨組織政權化定位造成的現實沖突，必須按照市場化、法制化和規范化的要求在現代企業的體制框架內尋找黨組織的非政權化定位。

　　單一的公有制是傳統政權體制的產權基礎，黨政工三位一位的企業領導體制是傳統政權體制的制度基礎，企業黨組織的政權化定位是黨的傳統執政方式的組織基礎。可以說，黨執掌政權的這些基礎已經和正在發生變化，深刻認識并準確把握這些變化，主動調整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必須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

　　四、結語

　　作為國有大中型企業，擔負著振興民族經濟的大任;承載著振企興邦的使命;決定著國民經濟的興衰。作為國有大中型企業在今天、未來仍然是國家經濟的主體經濟。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既任重道遠，又近在眉睫。但有幾點是必由之路即：

　　一、產權多元化走上上市化道路成為必然

　　二、信息透明化，民主管理、民眾參與成為必然

　　三、法人治理化、依法管理、風險與收益對等成為必然

　　四、公眾監督化、企業內部治理結構被公眾監督成為必然

　　五、決策理性化，企業內部實行經營、管理、勞資、分配、風險等誓約化成為必然

　　六、競爭公平化成為必然：即國企的未來與民營企業，與國外的大型企業的競爭將放在同一個游戲規則中去運行，競爭更加公平化成為必然

　　這些趨勢在這里就不一一范述。希望我們每一位改革先鋒都能更理性地執政為民，更理性地嚴格依法，更理性地率先垂范，更理性創造奇跡，則中國的經濟必將騰飛，中國的綜合國力也必將躍居世界強國，國有大中型企業沖入世界500強200強甚至100強將不是夢想。國民拭目以待，歷史更將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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