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戰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晉冀魯豫邊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減租減息運動。本文就其減租減息運動的歷史背景、發展階段和時代意義等問題略作探析。
　　【關鍵詞】抗戰時期；晉冀魯豫邊區；減租減息運動
　　
　　晉冀魯豫邊區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最大的敵后抗日根據地。1937年10月，由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八路軍129師挺進晉東南，以太行和太岳山區為依托開始建立晉冀豫根據地。1938年4月，以成立晉冀豫軍區為標志，正式擴建為晉冀豫根據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晉冀魯豫邊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減租減息運動。
　　一、減租減息運動的歷史背景
　　抗戰以前，邊區雖然以自耕為主的小農經濟較為發達，但與當時全國各地的情況一樣，土地在相當程度上集中于地主和富農手中。根據對太行區贊皇、元氏、臨城、邢臺、潞城、林縣、涉縣等22個縣159個村的調查，抗戰前各階層的總戶數及所占有土地的比例如下表：[1]
　　               　　
　　
　　從表中可以看出，占總戶數2.8%的地主（包括經營地主）占有土地總數的26.3%，加上富農所占土地則達到49.7%。抗戰前，國民黨河南省政府曾對所轄湯陰縣的地權狀況作過一次調查，結果是湯陰縣全縣共有地主160戶，占全縣總戶數的1%，平均每戶地主占有土地1545畝，占土地總數的23.8%[2]。在晉冀魯豫邊區的魯西一帶，抗戰前地權的集中程度相當高，掛所謂“千頃牌”的大地主絕不鳳毛麟角。不僅土地數量集中，而且大部分肥沃的土地也都掌握在地主、富農手中。以太行區的贊皇、昔陽、平順三縣的四個村為例，各階層對好地的占有分別為：地主40%，富農20%，中農15%，貧農12%，其他13%[3]。再如，太行區的臨城，其所轄六個村的基本情況是：上等地60-70%為地主、富農所有，中農占25%，貧農僅占5%[4]。
　　眾所周知，地租是土地所有權的經濟實現形式，體現著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關系。就地租形式而言，主要有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兩種。在晉冀魯豫邊區，實物地租在山區尤其占據著統治地位；平漢鐵路沿線等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則主要采用貨幣地租的形式。在類別上，實物地租還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實物分成租和實物定額租兩種形式。
　　地租率體現了地租的剝削程度。整個說來，晉冀魯豫邊區的地租率大部分都占到收獲物的50%以上。如在晉東、晉西、冀西、漳北等地，抗戰前地租率最高達到收獲物的72%，最低的也不會低于40%，平均則為54%[5]。除正租外，農民還要忍受“背租”、“雜租”、“小租”等額外剝削。高利貸是另外一種剝削形式。由于貧困所致，廣大農民即使維持基本生活都捉襟見肘、勉為其難，一旦遇有生、老、病、死等緊急情況，只有依靠舉債而別無其他選擇，因此借貸是邊區存在的非常普遍的社會現象。據統計，當時武安的沙洛村負債戶數為95%，林縣為80-90%，磁縣的索井村為80%，涉縣的四個村為60%[6]�？梢哉f，在大多數地區，有平均2/3以上的戶數負債；其借貸利率之高，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據晉、冀、魯三省統計，借貸利率為2-4分的占到了73.5%[7]。而且高利貸剝削的花樣層出不窮，名目不勝枚舉，既有“利上加利”，也有“探頭息”，還有“月銀”，更有“聽漲不聽落”的“借糧還錢”等等。在高利貸的殘酷剝削下，貧苦農民因債臺高筑而喪失土地的比比皆是、數不勝數。
　　從整體來看，當時邊區面臨的嚴酷形勢是，侵華日軍的燒殺擄掠、反動政府的苛捐雜稅、地主階級的長期壓榨、流氓土匪的橫行鄉里和連年發生的水旱蟲災，廣大農民的生活難乎為繼。在此情況下，如果不削弱農村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剝削，改善廣大農民的經濟地位，千百萬貧苦農民就不可能響應抗戰、發展生產的號召，武裝斗爭無法堅持，根據地無法鞏固。因此，廣泛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妥善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就成為晉冀魯豫根據地建設與發展的重之中重。
　　 二、減租減息運動的發展階段
　　晉冀魯豫邊區的減租減息運動，歷經迂回曲折的斗爭過程，大體可以分為四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1938-1939年)：醞釀發動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體現。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共產黨首次將減租減息確定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基本政策，并列入《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據此，尚處初創時期的晉冀魯豫邊區制定和頒布了適合本地區特點的施政綱領和減租減息條例，提出了“二五減租”和“分半減息”的口號[8]。不久，各地陸續發生了以反對貪污、改造舊政權、反對按畝攤派負擔為內容的群眾斗爭事件；黎城、榆社、武鄉、贊皇、臨城等地的不少農民還自發地停交租息，并時常出現抗戰前被高貸者巧取豪奪的土地部分又被農民抽回來的“抽地換約”現象。
　　此時的減租減息運動，由于是抗戰初期，地方黨組織和政府立足未穩，群眾還沒有被充分發動起來，基本上只是側重于抗戰的發動、戰勤的動員和政權的改造等，而改善農民生活問題還沒有真正提到重要議事日程，因此減租減息政策并未得到貫徹落實，地主向佃戶奪佃的問題十分嚴重，明減暗不減的現象相當普遍。
　　第二階段(1939-1941年)：初步開展
　　針對抗戰初期存在的重視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忽視下層群眾工作的傾向，中共中央于1939年11月作出我黨歷史上第一個關于群眾工作的決定——《關于深入群眾工作的決定》，明確提出要普遍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凡已經實行的，必須檢查實行程度。凡尚未實行的，必須毫不猶豫地立即實行。”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開冀南、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據地領導參加的高級干部會議（史稱黎城會議）。會議根據中央指示和華北敵后的形勢，提出鞏固根據地的建黨、建軍、建政三大任務，并在會議通過的《對晉冀魯豫邊區目前建設的主張》中嚴格規定：“甲、切實實行減租減息，減租一般以二五為原則，減息減至一分半為標準。乙、減租減息后，佃戶應按期如數交租，債戶應按期如數交息，不得再行拖延和減免。丙、政府應實行低利借貸，救濟貧苦人民，并應以沒收之漢奸土地，分配或租給貧苦抗屬及貧苦人民耕種。”[9]８月，晉冀豫邊區最高政權機關——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聯合辦事處成立，正式頒布了減租減息的法令，確定“五一減租”(減五分之一)和最高租額不超過375‰，禁止上打利、日得利、利加利、驢打滾等形式的高利貸剝削。根據上述指示，從1939年冬到1940年春，冀南、太行等地開始了減租減息和借糧、增資的斗爭，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由于一些黨政干部對群眾運動認識不足，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主觀主義作風和右的錯誤思想，加上日寇掃蕩、意外天災等客觀原因，因而導致邊區這一階段的減租減息運動進展緩慢，成效不夠理想。例如，到1941年，冀南實行減租減息的還不到三分之一，魯西和冀魯豫的8000千個村莊中實行減租的只有662個村，實行減息的只有280個村[10]。
　　第三階段(1942-1943年)：普遍開展
　　1941年1月28日、2月6日，中共中央相繼發布了《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和《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明確規定，減租減息政策的目的是扶助農民，減輕封建剝削，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實行減租減息后，須實行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地權、財權和人權，以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對于富農則削弱其封建部分，鼓勵其資本主義部分的發展。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和指示，太行、太岳全區以及冀南一部分基本地區，立即開始了以減租減息為中心內容的群眾運動。10月4日，為了更有效地把中共中央的決定和指示具體地應用于整個邊區，在認真總結邊區歷年來開展群眾運動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邊區政府又頒發了《修正晉冀魯豫邊區土地使用暫行條例》，對減租減息作了詳細而明確的規定。從此，邊區的減租減息運動普遍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由于晉冀魯豫邊區地域廣泛，各地區情況差別很大，所采取的斗爭方式及群眾參與程度等都不盡相同，因此運動的開展呈現出靈活多樣、豐富多彩的特點。比如，在基本區，主要是堅決貫徹減租減息政策，切實實行合理負擔；在邊沿區，主要是幫助農民減輕對敵負擔，通過組織群眾性的對敵斗爭，尋找機會適當削弱封建剝削；在新收復區，主要是先從清算敵寇、漢奸、惡霸實行殘酷統治的歷史入手，然后轉入減租減息�？傮w來看，邊區這一時期的減租減息運動得到了迅速而普遍的開展，也收到了顯著效果。例如，在太岳區和中條區，從1942年5月開始反貪污斗爭，到11月后即轉入減租減息。在中心地區的15個村中，共減去谷子1400石，退回押租26萬元，收回押地1503畝，抽回典地507畝，抽回混合地4000多畝，抽回房子229間[11]。
　　第四階段(1944-1945年)：深入查減
　　實行減租減息政策，是對地主階級既得利益的根本觸動，因此一開始就遭到了不法地主的公然抵制和頑固反抗。他們有的拖延不減或明減暗不減；有的變更租佃形式，以活租取代死租；有的減租而不訂約，動輒以奪佃相威嚇；有的千方百計分散土地，企圖逃避合理負擔等等，不一而足。同時，由于某些地方領導不力，對發動群眾工作有所忽視，存在強迫命令、包辦代替現象，群眾沒有真正被發動起來，無形中助長了不法地主非法奪佃、變相加租的囂張氣焰。此外，日寇對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頻繁掃蕩和大肆蠶食，也對減租減息運動的深入開展造成了不利影響。鑒于減租減息運動發展很不平衡，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以現實的針對性和決策的預見性，發布了毛澤東的《關于減租、生產、擁政愛民及宣傳十大政策的指示》，要求各根據地的領導機關認真檢查減租政策的實施程度，徹底解決明減暗不減或漏減的問題，以調動農民群眾的積極性，推動農業生產運動。中共中央提出查減及深入減租的指示后，各根據地隨即作出決定，在1943年冬至1944年春和1944年冬至1945年春，利用兩個冬春先后在各自的腹地普遍展開大規模的查減運動。特別是晉冀魯豫邊區的冀魯豫地區，運動的規模更其宏大，以至于在縱橫幾百里的地區出現了幾乎無村不在斗爭，無人不投入斗爭的壯觀景象。
　　查減是減租減息運動的深化。晉冀魯豫邊區的查減運動主要采取了以下三個步驟：第一，各地黨政機關組織工作隊下鄉，深入到群眾中去，通過“算剝削賬”，首先使農民認識到減租減息既合法又合理。第二，在群眾被基本發動起來之后，宣布減租減息的具體內容和政策界限，使政策法令成為為群眾所掌握的斗爭武器。第三，在農救會的主持下，展開以說理為主的群眾斗爭，依據邊區政府的法令，削減過高的地租和利息，廢止舊約并訂立新約。通過查減，領導干部的工作方法得以改變，農民群眾的覺悟得以提高，從而確保了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
　　三、減租減息運動的時代意義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談及農民的作用時說：“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實質上都是農民所給。”[12]農民之所以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如此巨大的作用，減租減息運動的廣泛開展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在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晉冀魯豫邊區開展的減租減息運動，具有十分深遠的時代意義。
　　一是極大地削弱了農村的封建剝削勢力，迅速地推動了土地關系和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化
　　通過減租減息，邊區農村的封建剝削勢力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很大削弱，各階級的土地占有關系和經濟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據當時對太行區15個村的調查，減租減息后，地主和富農的經濟地位明顯降低，貧雇農和中農的經濟地位顯著提高。具體表現為，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大幅下降，從1942年前的23%下降到1944年的3.6%；貧雇農占有土地的比例則大幅上升，由1942年占總戶數的37.8%上升到1944年的55.2%；中農占有的土地則由1942年前的37%提高到1944年的60%[13]。這是對地主土地所有權向生產經營者轉移的客觀現實的充分反映，也是佃農中農化的歷史趨勢的真實體現。
　　二是有力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牢固地奠定了持久抗戰的物質基礎
　　減租減息運動的開展，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增加了農民的收入，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激發了農民購置土地、添置農具、喂養耕畜、增施肥料、精耕細作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糧食產量，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正如鄧小平在《太行區的經濟建設》一文中所說：“我們的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給發展生產開辟了一條廣闊的道路。凡是減了租息的地方，廣大勞動人民的抗戰熱情和生產積極性都大大增強了。”[14]
　　三是充分地調動了農民的抗戰積極性，有效地促進了抗日武裝力量的發展
　　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后，廣大農民踴躍參軍、積極參戰，為支援長期抗戰和奪取最后勝利，奠定了雄厚的群眾基礎。1940年，左權、黎城、榆社等革命老區，有1/3的青壯年參加了軍隊，而左權的許多村莊的青年，幾乎全部參了軍。同時，廣大農民還積極參加地方武裝，到1944年4月止，太行、太岳、冀南三區的民兵達到32萬人，冀魯豫區達到8萬人，總計達到40萬人[15]。他們還創造了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圍困戰、破擊戰等游擊戰術，有力地牽制了敵人，形成了時時處處都能打擊敵人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除了參加正規部隊和地方武裝外，廣大農民還積極參加抗戰勤務。在太行區，僅1938-1945年的8年中參加抗勤工作的勞力即達100萬人，每年平均天數達到30天，支付的勞力數高達2.4億個[16]。
　　四是適當地調節了地主與農民的矛盾，直接地保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
　　在減租減息運動中，由于貫徹執行了交租交息的政策，兼顧了各階級、各階層的利益，改善了根據地內的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保障了農民、地主、富農的地權、財權、人權，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發展。比如，在反掃蕩期間，民兵忙于保衛家鄉，雇工幫助地主轉移，使得一些地主、富農心懷感激并由衷贊嘆：“共產黨八路軍和政府的做法是對的”。[17]
　　總之，晉冀魯豫邊區的減租減息運動，提高了農民的抗日和生產積極性，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鞏固抗日根據地，從而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同時，中國共產黨在制定農村土地政策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
　　
　　注釋：
　　[1][2]中共太行區黨委研究室：《太行區經濟調查》（第一集），1944年。
　　[3]太行區黨委：《太行根據地土地問題材料初集》，1945年。
　　[4]齊武：《一個革命根據地的成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頁。
　　[5][6]魏宏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頁、361頁。
　　[7][16]黃韋文：《關于根據地減租減息的一些材料》，《解放日報》，1942年2月1l日。
　　[8]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共黨史教研室：《中共黨史專題講義》(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頁。
　　[9]山西大學晉冀魯豫邊區史研究組：《晉冀魯豫邊區史料選編》（一），1980年版，第59—60頁。
　　[10]《解放日報》，1942年2月11日。
　　[11]太行區黨委：《戰斗》第89期。
　　[1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52-653頁。
　　[13]牛曉波：《減租減息：紅色邊區經濟政策的靈魂》，《21世紀經濟報道》，2005年8月14日。
　　[14]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263頁。
　　[15]齊武：《一個革命根據地的成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3頁。
　　[17]《血戰在晉冀魯豫邊區——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